推上伪满“总理”前台   

　　溥仪也一步步走进日本关东军的圈套。伪满洲国的“独立性”在他1935年访日后更加名不副实。国务总理郑孝胥心存“以夷制夷”、“国际共管”的想法，并公开表示：“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他自己走走，(日方)不应总是处处不放手。”他因此遭到了撤换。 

　　“为什么总理大臣郑孝胥不来接我？”在贝托鲁奇导演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末代皇帝》中，溥仪从日本甫一回到伪满皇宫，就这样向身边的人发问。“总理大臣辞职了，皇上。他的儿子被暗杀了。”身后一个笑容诡异的老头儿这样回答。“你是谁？”溥仪问。“张景惠。皇上。军政部总长。”张景惠随即通知溥仪，“议会4点开，国宴之前。”   

　　当溥仪当众宣布提名张景惠为“满洲国”新总理大臣，张景惠是座下唯一歪着脑袋的听众。“不。在我们从日本回来后的今天，我们想讲一些更重要的事，我们和日本友好关系的未来。这基于相互尊重之上，尊重意味着平等和独立，当两个皇帝站在一起，向两国国旗致敬时……满洲国不是殖民地……”溥仪接下来讲这些话时，下面的日本人开始离席，张景惠也随后带着其他中国官吏退场。   

　　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场景。溥仪知悉郑孝胥的辞职，而且在程序上就是他批准的。他当然也不会对军政部总长张景惠陌生。不过，在是否要张景惠继任国务总理这一问题上，溥仪与日人发生争执却是真的。    

　　郑孝胥在辞职时多次提及间岛省(伪满东北地区行政区划，省会延吉)省长蔡运舛是合适人选，而溥仪更看好的是“民政部大臣”、当年的东北四巨头之一臧式毅。但日本人钟意张景惠。“郑孝胥言语中不太依靠日本人，就被踢开了。日本人看中张景惠，是因为他比较听日本人的话。”长春市宽城区政协文史办原主任王久荣说。   

　　张景惠并不是一个笑容诡异，在溥仪面前有些桀骜的歪着脑袋的听众。“张景惠貌似很粗，其实内心很细，他左右逢源，各方关系都处得不错。”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王文锋说。   

　　在和张作霖一起被官府招抚之后，张景惠一路仕途亨通。但在奉系内，他是一个相对懂得退让和主张和平的元老。于镜涛曾问过他：一般人传说张作霖的管带是您让给他的？张景惠回答说，“张雨亭(作霖)的为人，你在他的头上怎么能行，就拿他对老曹(曹锟)来说，我劝他合作先推曹当大总统，他当副总统，过不了几年，我保险他准能当上大总统。张雨亭他不同意，说我，你还做统一的梦，非跟直军作战不可！借着反对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两方就决裂了，东三省就是叫他这样弄坏的。”

　　张景惠说的是1922年的直奉战争，当时张景惠是奉系内部的“主和派”。但张作霖作战之意已决。战争以奉系惨败告终，张景惠被认为在战争中有亲曹锟之举，事后还被曹锟赐了个全国国道局督办的头衔，亦显现出其为人的特性。

　　在此之前，张景惠与张作霖就有芥蒂。1919年张景惠在北京当奉军总司令时，张作霖对他说，要让张学良当团长带队。“我劝他说，他正年轻何不让他上外国去留学，各处看看，学好了回来干什么也不晚。他很不高兴，反驳说，我就这一点私心，就惹你不同意，上外国留学有什么用么。他们父子因此对我生了疑心，到今天张学良还认为我反对他。”张景惠曾这样告诉于镜涛。 

　　对于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与日方交涉时的强硬态度，张景惠不以为然。“尽瞎扯不办正事，说了不算，小(日本)鬼子怎能答应呢……如果不承认所签订的合同，及日本在满洲的特权，是不行的。老将(张作霖)是怎么死的，还不赶紧地想办法，你(张学良)能躲到哪里去呢？现在把家扔了，连东北政务(行政)委员会都没人敢主持一切……这如何能主持东北大局呢？”这些不满的话，张景惠并未当面和张学良讲，他只告诉了亲信如于镜涛者。

　　留在东北维持局面并与日人周旋的张景惠，一步步获得了日人的信任，被推上“国务总理大臣”的前台。

　　张景惠的“一套功夫”

　　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后来曾回忆，之所以选中张景惠出任总理大臣，是因为他“是伪满政界的元老，投降派的巨头之一，擅得于人和，是个‘好好先生’”。而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曾在电报中这样向裕仁天皇描述张景惠：“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才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提及张景惠之所以能得日本人的欢心，“是有他一套功夫的。”他举了几个日本人传诵的张景惠的“警句”。

　　有一次，伪满总务厅长官在“国务会议”上讲“日满一心一德”的道理，讲完后请“总理大臣”也讲几句，张景惠说：“咱是不识字的大老粗，就说句粗话吧：日满两国是两只蚂冷(蜻蜓)拴在一根绳上。”还有一次，日本要在“国务会议”上通过法案，规定按地价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强购东北农田，有些大臣如韩云阶等表示反对，这时张景惠出来说话了：“满洲国土地多得不得了，满洲人是老粗，没知识，让日本人来开荒教给新技术，两头都便宜。”法案就此通过了。后来，“粮谷出荷”加紧推行，东北农民每季粮食被征购殆尽，有些大臣以“农民闹饥荒”为由，在“国务会议”上要求提高收购价格。日本人自然又是不干，张景惠于是对大家说：“日本皇军卖命，我们满洲出粮，不算什么。闹饥荒的勒一下裤腰带，就过去了。”    

　　“两只蚂冷一根绳”、“两头便宜”和“勒腰带”都被日本人传诵一时。溥仪本人也常听关东军司令官不断对他称赞张景惠是“好宰相”、“日满亲善身体力行者”。    

　　在伪满厚生部大臣金名世眼中，“张景惠为人平凡，向无主见，纯粹是人云亦云之流。”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文章中称，张景惠鉴于郑孝胥的前车之失，遇事只要伪总务长官(日本人出任)怎样说就怎样办，甘做驯顺的羔羊。“伪满时日本所要办的事情，都是振振有词，在张景惠听之易为所动，好似应当这样做的，日本也就是利用他没有骨力主见，易于听命，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   

　　但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曾访问过担任张景惠秘书的高丕琨，他告诉南都记者：“按高丕琨的说法，伪满国务院还是起了些作用，具体什么事，也要走国务院的程序。张景惠有时也会考虑到对国人有利才做。当时伪满虽然被日本操纵，但有些事也尊重溥仪、张景惠，他们说的话，日本人也反复考虑。不是说他们一点作用也不起。”   

　　高丕琨的证词显示出张景惠及伪满政府一定程度上的复杂性。王庆祥还提到，伪满时期的建设包括整个地下管网的布局和设计，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高丕琨认为，当时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他们奈何不了日本人，但伪满政府也做了些事，对社会发展有好处，到现在也还收益。”    

　　张景惠自己在1954年总结，其伪满总理大臣十年任内“只记得下记各事”———在被他排列出来的十件大事中，排在首位的是，“撤废(日本在东北) 的治外法权，收回铁路沿线各附属地(除大连至长春线者)；统一警察权。”排在最末的是，“日本东京被炸后，曾以粮食若干慰问。”  

　　与蒋密约“曲线救国”？    

　　在东京被炸之前，日本的败相已露。张景惠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并未与日本“一心一德”，而是有自己的盘算。   

　　1945年2月，张景惠通过于镜涛到天津找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父子，劝其在华北伪政权中就职。“张景惠告诉我说：你到天津去一趟，告诉辅忱(张作相)事情快到根底下了，可不要计较地位高低，只要有个地位，能抓住机会弄一把子人，若是有了武力，将来(日本)鬼子倒了，可以弄个地盘才有出路，就是想回东三省做点事，空着手也不行。”于镜涛把这个意见转达之后，张作相答复说：“四爷(张景惠)说得很对，可是华北的局面日本也是束手无策，咱们怎能也跟着扯呢，就是王荫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请我当个参议，我都拒绝了，现在情况四爷他老不知道啊！”   

　　于镜涛将这个信息带回长春后，“张景惠非常不满，说他(张作相)这个软弱的人，真叫人没有法子，要不是这样软弱，大元帅(张作霖)死后，他要肯接着干，不交给张学良，东北还不至弄到这步田地上。”    

　　张景惠的秘书高丕琨回忆，在德军被苏联打得节节败退时，张景惠也感到与日满捆绑在一起的希特勒的末日行将到来。“1944年末，汉奸们在报纸上看到法奸被惩罚的消息，也感同身受，忧心忡忡，当时伪总务厅次长王贤纬说，我们也将逃脱不了应有的惩处。惟张景惠却声色不动，依然如故，形同无事。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张景惠与蒋介石有密约，心中有恃无恐。没料想到头来，他的一切全成了泡影。”    

　　所谓的“密约”，按高丕琨的说法，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派人见张景惠面谕，要他善自敷衍日本，以图后事等等，所谓“曲线救国”。“他常对于镜涛等人骂‘蒋介石不讲信义，没有良心，问问蒋介石，他派的宋某人都跟我说什么来着？’于镜涛说张景惠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临死前，因此事还骂过蒋介石。”    

　　张景惠一度也不得日人信任。张景惠与于镜涛在和大桥志一(曾任伪满外交部次长)的一次谈话中，曾听这个日本人用“老奸巨猾”来评价张景惠。这是日人口中“好宰相”背后的，另一层面真相。    

　　战犯的悔悟与辩白    

　　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四天，张景惠与溥仪等人就从“新京”(长春)搭列车逃往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晚，他又以收拾残局为由返回新京，组织“治安维持会”，任会长。“他之所以回来维持局面，大概是认为有张学良的指示和蒋介石与他的秘密约定，虽然是口头的，但可保他没事。”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说。   

　　但这位乱世起家的枭雄，这一次错估了形势，未能化险为夷。他和溥仪等人不久后都被苏军逮捕，押往苏联。1950年，苏联政府将伪满战犯移交中国，他们被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张景惠的六夫人张树卿曾于1956年2月去抚顺战犯管理所看过一次张景惠，“张景惠一看到我就伸出大拇指说：‘还是毛泽东伟大！’……”经过多年改造的张景惠在一年前的笔供中，也有这样一段自我悔悟和辩白的话：“回想(九一八事变后)与板垣参谋会谈时，想到日本侵略东北之蓄意已久，此次事件无论将来由何方进行交涉，均难轻易得到解决，如使更有借口侵入北满，则事件既属扩大，解决将更棘手，是即告以负责维持北满之初心。其后，中央过问国联(国际联盟)，(张)学良迟迟不决，环境状况日非，日方威逼更甚，不得已乃思成立过渡到政务(行政)委员会以行敷衍。如是，既可摆脱当前困难，更为将来进行交涉留些余裕。孰意日寇胸有别谋，预布诡计，昏聩如予，其能逃其术策！追思往事，言之痛心。总之，予之重大过失，均系昏聩无能所致，而决非甘心背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