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续写“深圳传奇”

　　历经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后，中国再次走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历史变革阶段。在第一次变革中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深圳，在梳理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如何能够使自己再次成为改革“先锋官”，引领民族复兴关键时刻的新一轮历史性变革，正在成为深圳未来历史发展地位的新考验。

　　这一次考验远比上一次更具挑战，谁领军未来30年的改革，谁能成为中国改革的新试验田？省内有广州、珠海等地的奋起直追，省外更有上海、北京、天津、重庆、苏州等城市的激烈竞争，而且上海、天津、重庆在某些领域已有超越深圳的表现和趋势。深圳如何重新走到中国改革的最前沿，机遇不少，挑战更大。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实习生俞泽 陈彦

　　“下一步，就是叫板新加坡、叫板香港。”8月9日，面对电视前的亿万中国观众，在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之际，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公开讲出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自己将了自己一军”。

　　以2009年数据为例，新加坡每平方公里GDP产值折算为18.4亿元人民币，香港为14.3亿元人民币，而深圳只有4亿元人民币。这仅仅是规模上的“硬差距”，在政府效率、法治环境、民生保障、社会管理和文化影响力等等“软差距”上，更有巨大的“鸿沟”。

　　戏剧性一幕还有，国内众多“叫板”深圳的城市中，最“凶猛”的“追兵”就是此前王荣主政了五年的苏州。前者是中国城市实力榜中的老四，后者是老五。2009年，两者之间GDP差距从一年前的1100多亿元缩小到470亿元，进出口总额、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全面逼近。而深圳与老三广州的差距，则由2008年的400亿元扩大到2009年的900亿元。

　　最大挑战还不在此。“改革是特区的根和魂，如果没有这两个字，特区就不称之为特区。”8月中旬，《瞭望》新闻周刊在深圳调研期间，一位特区发展研究人士痛心地说，深圳特区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财富，也产生了一批既得利益阶层，“奋斗精神没了，改革闯劲没了。”

　　他认为，过去深圳是“走在前面、说在前面”，现在是“说在前面、动在后面，甚至只说不动”，一个明显表现就是，“深圳提出了很多好主意、好思路，别人学习实践。我们去参观，才发现是照着我们学的，回头一看，我们还没有动。”

　　5月31日，深圳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王荣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把深圳从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建设成现代化国际化的先进城市”。据统计，目前全国有183个城市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此举是不是淡化了深圳的特区功能和改革功能？这一度又加剧了社会各界对“特区还要不要‘特’”、“‘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精神还要不要有”的争议。

　　正因此，在深圳特区三十周年之际，海内外关切深圳的焦点议题，远不是增长979倍的GDP、增长5121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6339倍的出口额和已达1.36万美元的人均GDP……而是肩负着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风采重任的深圳，敢不敢、愿不愿、能不能在未来三十年，也即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期，继续担起探索科学发展和谐发展道路的历史使命。

　　无“特”不深圳

　　“对于深圳特区还要不要‘特’，中央的态度一直非常明确。”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认为这一点，早在2005年9月中旬，温家宝总理第三次考察深圳工作时的讲话，已给出了明确答案：

　　第一，发展经济特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削弱，更不能消失。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还要办得更好。

　　第二，在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是中央赋予深圳等经济特区光荣而神圣的使命，这一使命不仅远没有结束，而且要求更高、任务更重、责任更大。深圳等经济特区要进一步把改革创新作为立身之本，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经验，为全国重大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探索经验。

　　第三，经济特区要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最关键、最重要的在于创新。要把创新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特区发展的生命线和灵魂。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与时俱进，把“特别能创新”作为经济特区之“特”的基本内涵。

　　这意味着，到2050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深圳特区至少还要“特”四十年。

　　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指出，“更好发挥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前后，国务院相继批准成立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沈阳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等各有探索任务的新特区，但“特区”名号仍然只保留给了深圳为首的五大特区。中央对深圳的厚望和深意可见一斑。

　　那么，深圳还能不能‘特’？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首先向《瞭望》新闻周刊强调，无论是从改革的角度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还是从发展的角度看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都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而作为基础比较好、经验比较丰富的深圳经济特区，“完全有条件也有必要继续保持先行先试的位势，在一些关键领域里继续探索和创新。所以，特区还是要继续‘特’下去。”

　　但是，随着在全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些优惠政策“普及”后就不再明显，现在强调“经济特区”的意义何在呢？采访中，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为《瞭望》新闻周刊从深圳的本质给予了解读，“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特区’的本质，绝不是‘经济’而是‘特区’。‘特区’准确的定义，不只是‘率先试行市场经济的特殊地区’，也不是‘享受优惠经济政策的地区’，而是‘中央授权的各类改革先行先试地区’。”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特区在“特区时代”的历史使命，即“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路的探险家”功能完成后，逐步转换和升级为“后特区时代”的新历史使命，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新路”的“开路先锋”。

　　“如果说特区‘不特’了，那就是你自己放弃了‘特’，这就如同深圳只可能被自己抛弃是一样的道理。”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唐惠建告诉本刊记者，让深圳自己放弃“特区”本质，无疑于在未来的竞争中自废武功、自我边缘。

　　“先行先试”没有“天花板”

　　范恒山直言，在全国已经全面开放的情况下，国家不能再仅仅给予特区更多的优惠政策。在如今的政策环境下，国家所能给予的优惠政策的空间也已经很小了。而且，依靠优惠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往往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国家未来将会从既给特殊的权利又给优惠的政策，逐步向更多地给特殊的权利转变。”

　　他指出，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即便是全国都有了和深圳一样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体制完善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权利，也有一个基础、经验、能力、操作技巧等方面的问题，“同样的权利不等于同样的能力和同样的基础，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深圳作为特区仍然有先行先试的空间。”

　　也就是说，未来特区之“特”不在于拥有多少优惠政策，而在于继续拥有先行先试的权利。事实上，国家期待深圳特区“先行先试”的探索空间巨大、任务众多。辛向阳认为特区的当代含义应该是，“特别能创新”、“特别能抗击经济风险”、“特别能出经验”的地区。他从三个方面指出了作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应该肩负的改革责任。

　　其一，继续解放思想的责任。“新世纪、新阶段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非常繁重，比如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观念的解放问题。”辛向阳分析说，例如深圳要探索经济发展中时间因素的利用问题，以土地为基础的空间因素成为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关注焦点，“土地饥渴症”到处显现，其实经济发展中还有一个基础因素就是时间变量，“马克思曾经讲，时间是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时间也是空间，要树立时间经济的意识，要探索时间经济的内在含义。”

　　“纽约在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没有突破曼哈顿岛，却成为了世界城市的老大。”他介绍说，目前我国每新增100亿GDP产值需要新增6万亩土地支撑，“如果在既定空间内不是8小时而是24小时地连续生产、交易、消费、投资和创新……那么将衍生出数倍于空间经济规模的时间经济。”深圳如果能通过时间经济创造财富，就是一种思想解放。

　　其二，要敢于和善于向改革纵深挺进，为国家的全局改革积累经验、探索方向。辛向阳认为，当前国家层面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战略性挑战课题，比如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产业结构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强力调控房地产市场会不会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限制和打击既得利益集团将对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变化？放手发展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形成的效果如何？等等。

　　“深圳能不能在这些事关中国发展关键的问题上先行先试，为中央决策提供决心？”辛向阳提出，深圳应该利用“富士康事件”认真研究提高农民工收入问题，“深圳敢不敢、能不能探索出一条劳动力成本提高下不断提升产业质量的道路？”

　　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范恒山指出，由于涉及政治体制等方面问题，行政体制改革一直是薄弱环节，“无论是从完善深圳自身发展，还是从发挥其对于全国的示范作用，或是从中国面临的行政体制改革需求来看，深圳都有必要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今后改革的重点，作为先行先试的重点，走在前面，在建立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等方面积极摸索经验。”

　　当然，“先行先试”离不开中央的支持。作为中国改革30年历练出来具有深厚改革理论研究和丰富改革实践经验的学者型官员，范恒山认为，“从国家层面讲，仍然要有意识地发挥条件较好的地区的作用，赋予深圳这样的地区在一些关键领域和一些重要环节大胆探索试验的权利。”

　　另一方面，他强调深圳更应当继承自己过去敢闯敢冒的进取精神，继续主动担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和“试验田”，“优惠的政策没有了，作为特区要进一步发展，要保持领先地位，必须更多地依靠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先行先试，去承担起这种历史重任。”

　　改革不是“摇火车”

　　在深圳调研中，本刊记者听到了一个改革早年的故事：袁庚在蛇口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起了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关注，经过研究决定建议提拔其为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长，得到了中组部批准。袁庚闻讯火速赴京，恳请中组部撤销决定。中组部负责人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袁庚又火速赶回广州，找到任仲夷，提出自己的请求，希望继续在蛇口搞改革开放试验。任仲夷答应了他。

　　一位中国改革研究人士感慨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像袁庚这样的干部，现在不能说没有，但越来越稀有。”他分析说，改革初年，任仲夷、吴南生、梁湘和李灏等深圳改革的推动者们，一是年龄较大、党内资历深、保持着革命家的心态；二是时代使命和危机意识强，想干事业，私欲很少，“加上当时改革环境一穷二白，所以能够放手一搏。”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发展市场经济积累了巨大物质财富，坛坛罐罐多了，顾虑就多了，胆子就小了，人的自利性也就充分释放了出来。”他认为，现在不少官员把公务员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在缺乏健全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下，甚至一些官员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对一切影响其利益的改革都抱以抵触。

　　据他观察，目前深圳官员群体中存在着一个现象：越年轻的干部越不想改革，越年轻的干部越想经常调动，“因为搞改革，就有争议；有争议，就成为了争议干部，就会从官场出局。太太平平当官，最保险。”

　　因此，在这位研究人士看来，深圳推行的一些改革已经变成了“摇火车”，“火车实际没有开，但是让火车摇起来，让车里的人感觉到火车似乎是开了。”

　　“应该看到，深圳在制度变革上的速度在放慢，改革动力在减弱，逐渐失去了21世纪之前那种锋芒毕露、脱颖而出的改革锐气。”唐惠建研究的结论是，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远远没有发展到完善和成熟的程度，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并未完成，甚至没有形成能够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到目前为止，它所取得的只能说是一些阶段性制度成果。”

　　以2003年深圳启动的“行政三分”改革为例说，借鉴香港，将整个政府分成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职能块”，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种职能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的全新政府架构，是一项非常值得期待的探索。然而，该方案在政府内部遭到的阻力之大出乎意料，改革被迫一改再改。对于掌握实权的部门和干部来说，改革就是要放权，意味着利益的丧失，这是改革最现实的阻力。

　　唐惠建分析说，以往深圳的改革动力来自于一批有改革精神的政府官员，外商企业和来到特区重新创业的新型国企，他们为了形成新的利益格局，焕发出惊人的敢想敢闯敢干精神。一旦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后，却趋于保守。而自“民间起兵”以民企为主体的新利益集团之微观基础尚在形成中，难以成为改革推动力。因此，深圳在后来的改革中步履维艰。

　　其实，这种现象也不独为深圳所有，改革越改越难，是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日益凸显背景下改革的阶段特征。但这个时候，也是历史考验一国、一民族乃至一地区、一城市是否有希望、有前途的关键时刻。2002年11月以《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引爆深圳的呙中校，8年后再次提醒说，“如果因为改革失去仰仗，在各项改革上畏手畏脚，碰到问题绕道走，矛盾也就因此越积越多，深圳今后的改革将越来越困难。”

　　遭遇四大城市难题

　　王荣去年履任深圳市长后，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曾感慨地说，自己过去多次来深圳，感觉深圳很漂亮、很现代，“结果我到深圳来做代市长，跟秘书坐着出租车转了几圈，发现深圳还有那么脏乱差的地方，不敢相信。”

　　尽管深圳作为都市的发展只有30年，但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失误也产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唐惠建看来，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四方面制约发展的困境。

　　其一，城市规划和管理存在不足，使违章建筑和公共安全难以破解。

　　在深圳宝安区白石龙村，本刊记者看到近百座十几层的“接吻楼”、“握手楼”见缝插针地塞满了整个村子，楼与楼之间宽不过通行微面车，窄处仅容一人，有的甚至防盗网相互紧贴。一位老伯指着自己照看的一栋17层90套的“握手楼”，告诉本刊记者，“房东现有5栋这样规模的楼，如果拆迁补偿，估计上亿。”他现在最怕火灾，“这要着了，一定是火烧连营，干瞪眼没办法。”

　　据2004年统计数据，深圳全市拥有这样的违章建筑达2亿平方米。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调研报告分析说，“对于土地资源已经极为紧张的深圳而言，违章建筑的蚕食已经成为影响未来发展的直接障碍。而且违章建筑集中的城中村，火灾发生率高于其他厂区、小区达三四倍以上。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有的成了不法分子最好的藏身之地，俨然成为违法犯罪、黄赌毒的温床，成为无照经营、地下加工厂、‘黑诊所’、计划外生育的集中地。”

　　其二，没有像“亚洲四小龙”那样，从一开始就注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错失机遇。事实上，深圳改革之初，各方面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时隔仅两年，1983年就创办了深圳大学。1984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深圳看到了深圳大学新校区破土动工，回京后特别叮嘱深圳，“你们一定要办好深圳大学。”

　　但是，现实是，深圳30年来不但没有一个可以比肩新加坡国立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这样国际水平的高等学府，甚至也没能办出国内一流水平的大学。《深圳经济特区2010年发展报告》评述说，“深圳的科教资源和人才储备，与京沪两地根本不能相比，也落后于广州、武汉、西安和南京等城市……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势必导致深圳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

　　其三，在土地和环境管理与保护上力度不够，30年快速发展付出了较大的土地资源和环境代价。数据显示，深圳土地面积1991平方公里，现在剩余可开发用地不足200平方公里。按照过去每年36平方公里的开发速度，深圳可建设用地将于5年内耗尽；深圳还是全国最为缺水的城市，人均淡水资源仅为全国的1/9，75%的供水靠市外调入。

　　目前，深圳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据3月初《福布斯》杂志数据，深圳仅次于孟买、加尔各答、卡拉奇、拉各斯，以1715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名列第五，远高于12400人/平方公里的上海和11500人/平方公里的北京。这使深圳的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和公共安全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唐惠建说，特别是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比例严重倒挂，人口素质偏低，人口因素与城市不协调、不平衡严重影响到城市服务化和现代化进程。

　　其四，近两年，随着房价上涨，生活成本的增加，深圳的人才吸引力大为削弱。据呙中校测算，如果以香港中区为中心，来估算深圳关内关外的价格，会发现深圳关内2万元/平方米的均价已经超过了香港新界北区的水平，接近新界与九龙之间的水平。

　　他认为，房价问题、户籍政策、社会保险问题，这是近几年来深圳最大的三个问题。目前深圳房价高涨，对外来人产生“挤出效应”，“一旦收入减少、开支增加，加上户籍制度，人是很容易离开的。”同时被深圳抛弃的，还有一些中小企业。地价的上涨，人力成本的上升，让这些中小企业的商务成本急剧上升，不少企业选择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干脆关门大吉。

　　而且，由于深圳的薪金水平与北京、上海相比逐渐失去吸引力，加上工作机会相对较少，使得深圳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在逐年减弱。也正是因此，深圳组织人事部门牵头制定了“孔雀计划”，期望“孔雀东南飞”的现象重现。

　　“叫板”新加坡再逼改革

　　所有这些问题，具有多年主政经验的王荣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在深圳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王荣毫不留情地说，“守摊子没有前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苏州任内大力推行“自行先行先试”的他，向台下的代表委员们吐露心声，“必须重新焕发特区‘拓荒牛’那种激情和胆魄，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迎难而上、克难而进，勇立潮头、再创新业，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在新的起点上‘走出一条新路’！”

　　因此，在这个背景下，王荣公开提出“叫板新加坡”，与其说是为深圳树立前进的榜样，还不如说是通过“叫板”世界最具制度活力、社会最为和谐的先进城市，倒逼深圳重新起飞。

　　事实上，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李光耀，从经济特区成立就一直关注深圳。深圳前市委书记李灏回忆说，李光耀政治敏感性非常高，对特区的作用、功能、前景看得最透彻，“他对我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它是改革的试验田；深圳的试验如果成功了，说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

　　而王荣也是李光耀在中国的优秀“学生”。就在王荣突然调往深圳的两周前，在中国和新加坡旗舰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15周年庆祝活动上，当着王荣，善于挑刺、吝于表扬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数次用了“青出于蓝”四字做结。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苏州工业园区GDP达1120亿元人民币，人均GDP接近新加坡水平。

　　就国内官员与新加坡了解深入程度而言，曾访问过新加坡、与该国官员频繁接触的王荣，应该知道深圳特区“叫板”新加坡、超越新加坡，决不仅是经济指标，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能力。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表述，深圳要在2015年实现GDP总量1.5万亿元的目标，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十二五’末，预计深圳互联网、新能源、生物三大新兴产业产值规模将超过6500亿元，估计能够形成将近3000亿元的增加值。在目前8200亿元的基础上GDP五年翻一番，并非难事。”深圳市委政研室副主任胡恒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真正的难度是如何赶超新加坡的制度优势。

　　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也深有感触地说，“跟新加坡叫板，既要注意物质文明的赶超，更要注意制度文明的赶超。在物质文明上赶超新加坡，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在制度文明建设上赶超新加坡，则需要下更大的功夫。”他认为，新加坡政府的依法执政、为民执政和廉洁执政是中国政府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比如，人民行动党为什么能够在自1959年以来十一次大选中连续获胜，赢取政权。批评者认为人民行动党屹立不倒，就是因为该党对付敌对者向来毫不留情。李光耀说，错了，如果人民行动党违背了同人民的信约，早就被踢出局了。他所说的信约，是指该党立志改善民生、建设国家的誓言和承诺。吕元礼对此印象极为深刻，“其牢记之真、履行之实，在长期执政的政党中难能可贵。”

　　2005年，李光耀在“世界道德和廉政论坛”上发表演讲，“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免于腐败。最重要的是只要核心领导没有贪污腐败，贪污问题就能够逐步消除。中国和越南得做好准备，对付政府最高领导层里的‘大鱼’。”

　　或许正因为这些，1990年11月28日，在吴作栋就任新加坡总理的典礼上，新加坡前副总理拉惹勒南感触地说，“1959年，李光耀宣誓就职时，大家都穿着白衣白裤，看起来像比较过得去的无产阶级。今天，我们都穿着大衣领带，脚下还穿着名贵鞋子，却不必为此而感到羞愧。”

　　采访最后，胡恒芳告诉本刊记者，“叫板”新加坡，深圳面临的压力不言而喻，“但再难，我们也必须用行动对18年前小平的嘱托作出回应。”他所指就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在深圳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