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王书亚

　　耶稣在地上布道的时候，有人带小孩子来，要耶稣为他祝福。门徒们责备那人，说小孩子又听不懂，带来干什么。耶稣却抱起孩子，说了句很著名的话。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一些教育家也引用这话。他们以为，既然小孩子在天国，他们就是天使。所以中世纪的许多油画，也把天使画成胖乎乎的、有翅膀的小孩子。换言之他们把儿童教育的根基，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假设上。其实，在《圣经》中，天国并不是给天使住的，天国是为罪人预备的。

　　奥古斯丁有句名言，与当代教育理念格格不入，看来是过时了。他说，“襁褓中的婴孩，和我们的差异，不在于他缺乏行恶的愿望，在于他缺乏行恶的能力。”换言之儿童并不是圣洁的。否则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假如这世上没有“坏孩子”，人们到底将在哪一刻变成坏大人？对儿童及其世界的浪漫主义，源自对成人世界的某种厌弃。

　　我看了《小人国》，认为一切感言还是要从人性论开始。换言之，如何教育儿童，首先不取决于我们对儿童的看法，而取决于我们对人类的看法。

　　人本主义的教育方式，隐含着“儿童不是人”或“成人不是人”的二元论立场。他们把儿童的天真个性与成人世界的差异，升华为一种本体论的差异，誓死捍卫儿童进入成人世界之前的自由空间，他们呼喊，谁把儿童的幸福拿走了？他们宣称，玩耍是儿童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他们也说，赞美和认同是最好的教育。

　　结果，现代儿童教育理念很大程度上就是尝试对“教育”的放弃和对“教育者”的淡化，以及从小鼓励一个反权威的世界观。

　　我想了很久，认为所有幼儿园都该向巴学园学习，但我不会把孩子送到巴学园去。

　　教育的目的，或人格的内涵，归根到底不过是成全善和抑制恶。巴学园的教育，令人感动的，是在“成全善”上付出的耐心。她们发挥了蒙特梭利的教育法，强调老师作为儿童世界的“旁观者”，要退后一步，寻找引导的机会，判断干预的时机。好比裁判，辛苦地跟着球员跑，但不帮他们踢球，只在该吹哨的时候吹哨。这种观察者、陪伴者和帮助者的理念，在相当程度上非常宝贵。花一分钟帮孩子穿好衣服，这是仆人能做的事；花半个小时观察、引导和陪伴孩子穿一件衣服，这才是老师做的事。显然后者需要日复一日的爱和忍耐，是绝大多数父母都无法做到的。

　　所以大多数父母和老师的教育方式，都倾向于“行为主义”模式。通过简单的奖赏与惩罚、禁止或许可，去重复建立孩子的行为模式。简单说，就是通过外在行为的示范、要求和矫正，来塑造人格，并透过对外在道德行为的评价系统，来建立对人格或灵魂的终极评价。

　　什么才是对人格的真正激励？让孩子知道他与父母或老师的关系，是由“我是谁”决定的，还是让他们以为这一关系是由“我做了什么”决定的？是盟约般的、仿佛不可更改条款的爱能够激励孩子；还是随时可能根据他的行为调整合同内容的爱能够激励孩子？这要看你到底希望激励孩子的行为，还是激励孩子的灵魂。

　　作为对儿童世界有耐心的观察者和教导者，以及对行为主义教育模式的放弃，巴学园都提供了一个令人尊敬的典范。这是很好的起点，从而能够将纪律的教育，置放在一个有内在自由的平台上。但令人忧虑的是，在抑制恶的一面，巴学园的“怀柔”教育法因其“性本善”的浪漫主义假设，而在纪律的养成、道德内涵的塑造及爱与公义的平衡上，都有着明显的缺陷。

　　这是一个时代性的、普遍的教育危机：其一，对孩子的严格管教，被视为负面的、过时的观念，甚至父母对孩子的灵魂与行为的管教权柄，都受到国家立法的不断剥夺和侵害；其二，所谓人格，就是人的灵魂，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内涵。但在一种过分强调尊重孩子的观念中，孩子人性中的罪与幽暗，没有得到足够的揭示、反对和挑战，对善的成全也就因此落空了。

　　以片中的“孩子王”洋洋为例，老师的耐心，尤其是面对其他家长压力时的坚持，实在令人动容。但从头至尾，老师对洋洋身上“恶”的一面的介入、矫正和批评，显然不够清晰、肯定和坚持。有人评论说，这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好领袖。就算如此，在我看来，这个所谓“好”，还是指的才干，不是指的德性。我看不出来这孩子成为专制领袖或民主领袖、成为清官或贪官、成为慈善家或黑老大的可能性，会有倾向性的差异。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意思是说，人格的典范和道德的绝对性是存在的，所有人都要往这里来。这就是教育和爱的目的。不然，父亲、母亲、爷爷、奶奶、老师和媒体，都在喊“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小孩子到底要去哪里呢？

　　换言之，如果人格的典范及道德的绝对标准不存在，所谓的多元、个性和天真，就会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被偶像化，获得免予起诉的地位。所谓人格就只剩下了将来能否在成人世界生存的、功利性的人格而已。巴学园是优秀的，但她的教育方式，因为缺乏更高的道德目标，在我看来，并没有完全脱离李老师自己所反对的行为主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