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超越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

　　作者：刘建飞

　　从执政、发展和治理的角度看问题，即使不能完全“去掉”中国模式中的政治内涵，但是却可以有效地“超越”之

　　中国模式的争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不凡表现，国内外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模式的关注持续升温。与之相应，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也出现了百家争鸣、各持一端的局面。不过，据笔者观察，当前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有没有中国模式。有人以西方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认为中国社会还未定型，因此也无所谓中国模式。还有人从外交策略出发，认为提中国模式容易突出中国与西方的制度差异，不利于中国韬光养晦、和平发展，因而主张不宜讲中国模式。二是对中国模式内涵的认定，即中国模式是基于政治制度，还是基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前者肯定要突出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而后者则试图突出中国模式的文化内涵并去政治化。

　　对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中国确实走出了一条同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同的发展道路，有许多自己独特的做法。将这个道路、这些做法加以总结，然后冠以“中国模式”，是完全可以的。如果比较已经存在过的“日本模式”、“德国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等，“中国模式”的特征更为鲜明，内涵更加丰富。对中国模式，不应回避其存在，而是应当在正视的前提下进行深入研究，将其方方面面搞清楚，尤其是要避免使研究走入误区，比如“政治化”。正如对待中国崛起一样。不是回避谈中国崛起，而是要搞清楚：中国正在崛起进程中，距实现崛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中国必须和平崛起。对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模式既是基于现行的政治制度，也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

　　中国模式有两个主要参照系

　　当然，讨论中国模式，必须首先明确概念所指。这里所说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发展模式，是指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而不是其他模式，比如中国革命模式，即毛泽东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经济发展上，毛泽东时期谈不上中国模式，因为那时搞的就是苏联模式，尽管毛泽东也对如何适合中国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过探索。

　　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场经济与一党领导的威权政治相结合。中国模式有两个主要参照系：一个是以美国、西欧为代表的西方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相结合；二是苏联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计划经济与一党威权政治相结合。亚洲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中国模式的特征。但是当它们实现工业化后，都开始向西方模式演进。然而在中国，很难预料在实现工业化后会实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体制，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会不断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更具有典型意义，它有可能成为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之外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第三种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的政治性内容不可能“去掉”

　　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形成，恐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贯彻自己的政治路线和发展战略，在探索并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坚持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模式形成的首要根源，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最鲜明特征。这一点本身就是极具政治性的内容。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模式表现出反感、抵触，甚至恐惧，正在于此。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不可能“去掉”的。问题在于，研究者是刻意突出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从而放大中国模式同西方模式的差异甚至是具有冲突性的因素，还是淡化、超越政治内涵。如果是刻意强化，势必得出中国模式正在挑战西方模式的结论，再进一步，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之争。而这种争论在当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没有多大现实意义，也与中国的外交战略需求相悖。

　　中国模式研究可以“超越政治化”

　　笔者主张，应当淡化、超越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换句话说，中国模式研究虽然不能完全“去政治化”，但是却可以“超越政治化”。

　　正如中国外交政策一样，我们虽然不能抹掉中国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差异，但是却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在处理同西方国家关系时，不搞意识形态对抗，而是着眼于双方的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互利共赢。谈中国模式，不应当强调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讲，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模式的扬弃，是在吸取了西方模式合理因素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实际发展而来。如果没有对外开放，没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搞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就很难脱出苏联模式的窠臼，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模式。

　　谈中国模式中的共产党领导这一最基本特征，应当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从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选择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和模式。这个选择既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同样也有利于西方国家的人民。那些同中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国家，都分享到了中国快速发展的红利。在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上，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都会努力选择能够带来有效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不是相反。此外，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保持政治稳定对实现有效发展至关重要，为此，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而在现实条件下，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此任。从政治稳定和有效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更多了一些“治理国家”的因素，而淡化了“政治”因素。总而言之，从执政、发展和治理的角度看问题，即使不能完全“去掉”中国模式中的政治内涵，但是却可以有效地“超越”之。

　　研究中国模式，需要从传统文化角度下功夫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曾有过多次盛世辉煌，眼下的崛起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一种“复兴”或“振兴”。一个能够使文明历经几千年而不中断并越来越繁盛的民族，肯定是有非凡创造力的，包括创造发展模式的能力，同时也是善于学习的。其实，中国模式的两大源头——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都是中国学习的对象，但是又都未被照搬。能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与追求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有密切关系。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经常向外部世界学习，比如派人去“西天取经”，学习佛教；但是拿来后却将之“汉化”。再比如，中国以俄为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中国却走了一条自己独特的革命道路，虽然也是武装夺取政权，但却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而不是像列宁领导的俄国那样搞中心城市暴动。30年改革开放，中国学习西方搞市场经济，但并不是照搬；尽管一些西方政治力量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微词，甚至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但是中国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

　　从传统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国模式，就更少了“政治化”因素。如果将目光投向几千年的文明史，就会看到，30年只是一个小时段，尽管是非常辉煌的一段。中国早就有崛起、辉煌的经历，中华文明中存在着独立、自强、创新的基因。当年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伟大民族在经历了一段逆境搏斗之后，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正领导着全中国人民从事着民族复兴之伟业，而中国模式正是在此过程中应运而生。(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中国模式”不可能“去政治化”

　　作者： 唐士其

　　这种讨论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不仅影响着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且也影响着每一个讨论的参与者与听众和读者的价值取向

　　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不仅影响着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且也影响着每一个讨论的参与者与听众和读者的价值取向。就此而言，让这种讨论“去政治化”，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而且恐怕还有悖于每一位讨论参与者的本意。况且，在涉及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中国已经不大可能“韬光养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原因是：一则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回避地必须向国人和世人宣示其未来的发展理念和目标，二则以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而言，无论中国怎么做，外部世界都不可避免会议论纷纷，甚至充满猜疑。

　　笔者认为对“中国模式”的“政治性”讨论必须是理性的、开放的和坦诚的，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避免强制手段的干预。

　　当前对“中国模式”讨论最需要的是深刻的忧患意识

　　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但还远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当前中国正面临着诸多复杂的问题和挑战，比如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腐败成风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们尚未找出有效的应对之策，而现有的各种制度与政策也常常在实践中失效或者变形。“制度失效”的现象一方面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具有某种普遍性；另一方面它表明，这个社会正在很多方面失去一些基本的底线，“竟次效应”(或者不确切地说就是“劣货驱逐良货”的效应)正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裹挟着这些矛盾与问题一路发展到今天，但没有理由假定还能原样发展下去。因此，中国社会现在最需要的，是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直接面对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勇气和魄力。就此而言，过分沉溺对于“中国模式”的总结，至少会有让人们回避现实之过。

　　离西方生活方式越近，“中国模式”越面目不清

　　要真正解决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首先就必须明确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从当前的各种“中国模式”论来看，它们基本上都把“中国模式”视为一套政策与制度组合，而把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模式、特别是其丰裕的物质生活方式视为中国社会默认的发展目标。这是当前的“中国模式”论最根本的问题所在，因为“模式”论者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总结的“中国模式”与这种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之处。中国离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越近，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就越来越面目不清。

　　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建立在对人的欲望的承认、解放和刺激的基础之上，它使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严重依赖技术和生产的进步，后者一旦出现问题，马上就会引起社会和政治危机；欲望的释放和满足避开了道德的紧张与冲突，并且也取消了道德本身，从而最终取消了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