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喜欢大师的感觉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地上又席卷过一场集资热，结识了一定政商资源的李一手上有了些钱，开始涉足商界，先后成立龙人集团等企业。想赚钱是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的共同理想，李一也不例外，但成为商人的李一并不喜欢别人称呼其为“董事长”“总经理”这类的头衔，他身边的人更习惯称其为“大师”。甜茶道人说，当时李一仍没有放弃他办道医馆的目标，于是他想到去找重庆老君洞的周志清道长，希望能够承包一个殿堂搞他的道医。结果被保守、严谨的周道长痛骂而归。

　　李一皈依道教的时刻，正是个全民练气功的年代。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一种“功法”诞生，每周至少有一位大师横空出世，每一本气功杂志都有大篇幅的广告，不遗余力地鼓吹着那些亦真亦假的神奇功法和奇功异能的人物，各种号称“去病强身”“开发特异功能”的气功训练班，遍布大小城镇甚至乡村。

　　在那个全民疯狂的年代里，道士任法融记述道，在过去的两年里，定期在道观举办的道教班只吸引了三四十人，而一个为期三周的气功班，或曰“道教瑜伽”班，则吸引了300多人，其中200人还是从外省来的。

　　大师任法融思考着中国之道的出路，而李一也在思考着营销与中国之道的交集。后来，李一成了举世皆知的活神仙。

　　头脑灵活的李一后来在民政部门注册了重庆缙云山道教文化促进会，自任会长。绍龙观的网站称，“1997年11月10日，(北碚)区府[1997]113号文，批准修建缙云山‘三缙公路’及修复绍龙观，白云观。”据此开始修建绍龙观。

　　绍龙观、白云观建立起来，但李一彼时仍然没有正式的宗教身份。1994年参加上海台“天下第一”节目录制、表演“水下生存”的时候，主持人介绍其为“昆仑宗太乙道第十六代传人”，但请其出场时称其为“演员李军”。

　　至于他的师父，没有人见过。一位熟悉李一当时情况的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李一自称师父是昆仑上的一个隐者，听起来“很像古龙的武侠小说”，“他处事的风格也很像古龙小说里的人物，看不到具体的应付难题的招数，就是打死也不说师父是谁，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神仙。”并且，李一还找了一个画画的，给他的师父画了一张素描像，“看起来有点像他父亲”。

　　重庆的道教协会建立于2002年，李一修建绍龙观时，重庆地界上尚还没有正式的道教组织，身份认定比较模糊。

　　道士与道观的关系在1987年有了明文规定。在此之前，道士和道观都是一种比较随意的关系。1987年，中国道教协会草拟了《道观管理规则》。允许每座道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形来进行组织，以及通过任何不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方式来养活自己。而责任和收入都是根据民主的原则来分配的。当时道协所提出的口号是“让每一座道观自己养活自己”和“把道观建成一个家”。

　　李一正式有了师承是在2000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廿五)，拜上海城隍庙的陈莲笙道长为师。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上海城隍庙，城隍庙的负责人吉宏忠道长介绍，当时李一在北碚区民宗局(当时还叫民宗办)一位周姓女干部的陪同下，拿着该局所开具的介绍信找到上海道教协会，要求拜陈莲笙老道长为师。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上海市道教协会现任副会长刘巧林道长的证实。

　　“从资料上的感觉，他是组织推荐一样的，民宗部门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职能部门，民宗部门给开了介绍信，干部亲自陪过来，……我个人感觉，对老爷子(陈莲笙道长)来说，不相信政府相信谁呢？这也不能算是他本人毛遂自荐，这是地方上推荐。”吉宏忠道长说。

　　而重庆据北碚区民宗局综合科科长张选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99年中国道教协会曾发给重庆市道教协会筹委会一信函，对于当时正一派道士身份认定意见如下：

　　“道教正一派是道教传统的教派，关于正一派道士的认定审核问题，请按我会制定的关于道教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暂行程序办理。由于目前你市道教组织尚不健全，请在当地政府宗教部门的领导扶持下积极做好工作。”

　　对这一信函的解释，张选成说，中国道协的意见就是如果有正一派道士的认证需要，就“介绍到上海的城隍庙”。

　　在绍龙观的官网上记载有绍龙观大事记(截止到2003年1月8日)，其中也提到了拜师一事，“2000年9月25日我观李一道长由市民宗委和中国道协安排，并由区政府宗教办周本玲科长陪同，赴上海授录。”当年的12月，李一当选为重庆道协副会长，此时一直反对李一进入道教界的重庆道协会长周志清已患病在床，虽有会长身份，但实际上无法付诸具体行动了。

　　绍龙观修建以来，不少政府和道协领导到此视察过。根据绍龙观大事记，“市领导肖祖修、邓宗文”(1998年)、“副市长王鸿举”(2000年)、“中国道协闵智亭会长及袁炳栋秘书长”(2000年)、“包叙定市长”(2001年)、“许忠民副市长”(2002年)、“黄奇帆副市长”(2002年)、“程贻举副市长”(2002年)。据说，每次有领导来缙云山观光，李一都会尽力跟领导合影。

　　道可，道非

　　2005年是李一人生轨迹的最大转折点。仇小豹发现，从这一年开始，李一“变得繁忙起来”， “他很努力，读了很多经书，提升很快”。

　　而就在这一年，著名导演张纪中的妻子樊馨蔓慕名而来，她陪同朋友上缙云山找李一道长看病。此后，这位中央电视台著名栏目“东方时空”的记者、“感动中国”的总导演根据自己在缙云山上的经历，写出了《世上是不是有神仙》《生命不仅仅如此》《生命可以如此》三本书，介绍她跟李一道长的交流和她在缙云山上的收获，2009年开始陆续出版。一时间，李一名声鹊起。

　　巧合的是，近两年间，李一比较敬畏之人相继去世——师父陈莲笙，反对他入道的老君洞的住持周志清，还有他的父亲。

　　也是这一年，李一开始频繁出现在湖南卫视、凤凰卫视等大众媒体，接受采访或录制节目。在以娱乐见长的湖南卫视《天天向上》栏目里，李一跟脱口秀主持人们打成一片。他极好的口才和始终微笑的面容，让人对道家的玄幻少了几分陌生，平添了亲切。

　　当然，李一宣讲最多的还是道医的理论，运用与时代紧密相关的词汇，给大众讲解如何养生。

　　在一次养生课堂上，有学员对他说：“大家都是你的粉丝嘛，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冒昧……就是您大概修炼到什么层次了？”众人哄笑。李一亦笑着说：“这个问题都要回答呀……可不可以申请不回答？”颔首浅笑片刻，接着说道：“再要回答，万一变成铁丝了怎么办？”就此化解了“无可奉告”可能造成的冷场和尴尬。

　　李一的信徒，彼此见面会互道“无量寿福”，但见到李一则呼“天尊慈悲”。中国道教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天尊慈悲”本来是相当于“阿弥陀佛”的宗教问候语，但李一道众给人的感觉，或者说外界对于道众问候李一的用语，存在误解，“这个说法并不是称李一为‘天尊’的意思。”“或许是道众误解了，而李一没有纠正。”

　　没有得到纠正的还有有关王菲、马云、杨锦麟等人拜李一为师的说法，在李一被公开质疑之后，一夜之间，当事人纷纷否认，但在其作为绍龙观宣传作料甚至是猛料的几年间，却很少有人出来撇清关系。而在风波中始终力挺李一的樊馨蔓也遭到了网友的口诛笔伐，樊曾另开博客对一些攻击进行反击，但只发表两篇后就彻底关闭。曾经观察、采访李一所引发社会养生热潮的《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何伊凡说，“樊馨蔓有一种情结，她希望帮助一些人，那些有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人。”在何的报道里，樊馨蔓是这么解释她写书宣传李一道长的初衷：“我为什么把道长的言行这么强化到书里？我和他，马云，张纪中，说到底，都是被借助的渠道，这个渠道所散布的价值，可以让更多人得到心灵共振。”

　　中国宗教协会的刘仲宇却对如此高调的宣传感觉不好，在一个月前的中国道协代表大会上，作为特邀代表的刘仲宇告诫刚刚当选中道协副会长的李一：“不要多宣传，就闷着做。他们写的书啊肯定是帮倒忙的事。”不料被刘言中。

　　刘仲宇见识过李一的人体通电，在德国慕尼黑一个学术会议上，李一并没有被邀参加，只是不知为何跑来“客串”，给一群外国友人表演了人体通电，据说德国某市的市长还被他治好了病，一些欧洲的企业家也很推崇李一。

　　在去年的嵩山论道研讨会上，陈莲笙的儿子陈耀庭提交了一份有关李一道医思想研究的论文，被作大会总结发言的刘仲宇点名表扬了，他认为李一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道教发展的模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成效明显，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增强，对民族文化的依恋感增强，对传统宗教发展的基础慢慢在扩大，某种意义上在恢复，因为之前是硬性打掉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变化，”刘仲宇说，当然，在传统宗教的复兴中，“领头的是佛教”，原因是民国时期“人间佛教”的开创和逐步发展，使得当今的佛教“适应现代生活的自觉性特别强”。相较之下，道教中有言“道不言道，道不外传”，“客观上也造成了道教现在跟其他宗教比比较弱势，道教以前在弘道方法上比较保守，不喜欢——用一个不准确的词——叫自我推销，一个好的义理好的思想，你不传播，人家也不知道。”上海城隍庙负责人吉宏忠道长说。

　　刘仲宇认为，这对于式微的道教发展来说，对于玄而又玄无法普及的道教理念来说，李一套用现代理论而进行的重新阐释，扩大了道教的影响。但他的“理论太一般了，是七八十年代的理论”，“这个解释模型，不能说他错，就是不够成熟。”

　　但李一和他的信徒却认为，“李一应该是个新道学家，对经典有新的阐释和理解在里面。”在绍龙观旁边的鉴湖宾馆外墙上写着“道可道 非常道”，而其实李一给道德经第一句的断句是“道可，道非，常道。”他和他的信徒都对大师的妙解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