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民资办医是不是洪水猛兽

　　“如果不能形成一个有利于包括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共同成长的环境，那么，中国很难靠现有公立医院单独完成伟大的医改使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

　　中国新医改方案出台已逾一年，其高调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表述目前仍未成为投资者的“尚方宝剑”。

　　一些民营医院的投资者、管理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不少官员对试图进入卫生领域的民间资本警惕如故，甚至对国企垄断抱怨不断的社会公众，亦有相当多人将民间资本办医视若洪水猛兽。

　　开放医疗服务市场的准入会带来什么？本刊记者就此专访竞争学派的代表人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有评论说，他的研究填补了中国经济管理学科类没有卫生经济学的空白。

　　主角与配角

　　《瞭望》：民营医院发展已有几十年，但从承担的诊疗量等情况看，似乎一直没有出现冲击既有医疗市场秩序的力量，对改善卫生服务的提供作用也比较有限。这与卫生领域引入社会力量的初衷仍有距离，你对此有何分析？

　　刘国恩：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医疗机构没有形成与公立医院对等竞争的局面，主要是制度原因造成的，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应该说，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基因差别，而且从国外经验看，如果提供同样的支撑手段和发展平台，社会举办的医疗机构，其成长速度和规模都比公立医院更快、更大。

　　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对等发展的局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准入存在很大障碍。中国直到去年新医改文件才明确提出欢迎和鼓励民营资金进入医疗领域。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相当一部分社会力量进入医疗领域非常困难，包括长庚这样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医疗机构，即便少部分社会力量通过“非常”的途径、艰苦的经历获得准入，它们中除极个别大型外资医院外，往往都被给予一种补充的角色。也就是说，本就不想你上台，即使请你上台，也是配角而已，没有主角的戏份。

　　其次，成长条件受到制约。比如科研立项，国家科研资金的流向，主要倾向于公立医院，尤其是教学型医院，所谓火车头医院；再如，也是最要命的，就是人员晋升，民营医院的医生，不管是从毕业生中招聘的还是从公立医院挖走的，应该说获得这些人才都不容易，但这些人一旦进入民营医院，基本就断绝了职称晋升的机会，断了个人职业发展道路，这个杀伤力非常大，不少民营医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半路夭折。

　　这就很清楚了，民营医院先天就被安排了一个配角的位置、一个配角的命运，而且后天的发展条件也不好，所以它们发展很慢，很难做大做强。

　　《瞭望》：从现实来看，似乎民营医院也大多恪守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原则，以求为自己赢得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而且，现在主管卫生的官员们比较流行一个说法，就是民营医院要成为公立医院的有益补充。

　　刘国恩：主体还是补充、主角还是配角，我觉得不能主观界定，更不能颠倒因果。民营医院

　　目前是补充的角色，这是事实，但这本无必然性，而且事实正好相反，它是计划经济下公立医院垄断的结果。

　　我认为，主观界定谁主谁辅既没有理论依据，也不符合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大趋势，就像一定要问姓社姓资一样，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壮大，既无意义，也无益处。并且我相信，如果大家能够跳出部门利益的考虑，真正站在全社会的立场考虑问题，向所有医疗机构都提供公平、透明、公正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条件，那么30年后的今天，社会举办的医疗机构一定是主角，而不是配角。就像上世纪90年代初，国企是主角，私企是配角，现在不正在发生变化吗？难道这有违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吗？恰恰相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再看国外，发达国家中除极个别国家，其社会办医疗机构在技术、品牌、规模等方面，都比政府办医疗机构差吗？

　　让位与补位

　　《瞭望》：社会力量进入卫生系统都有哪些益处？

　　刘国恩：好处多了。第一，中国30年改革开放积累了大量社会资金，这些资金也正在不断寻找更好的发展机遇。医疗卫生事业恰恰给社会资金提供了强大的潜在发展机遇。

　　第二，社会办医相应会加速引入现代医院管理的游戏规则，这应该有助于公立医院改革，改变其在计划经济约束下形成的落后、保守、低效、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管理手段和运行机制，提高发展和转型的效率。

　　第三，有利于在中国形成医疗服务导向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在行政保护、垄断下的畸形发展和有限选择，从而推进医疗服务事业发展。

　　其实，在去年的新医改文件里，我们已经看到，经过几年的讨论、反思，大家的基本共识是：如果不能形成一个有利于包括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共同成长的环境，那么，中国很难靠现有公立医院单独完成伟大的医改使命。因为公立医院的发展壮大毕竟需要充足的资源，这靠财政投入(特别是地方财政)是不现实的，也不可取，因此客观的、可行的必然选择一定是面向社会融资，引入社会资金和动员社会力量。

　　《瞭望》：你刚才说到民营医院能促使公立医院提高绩效，难道这是唯一的选项？你如何看待公立医院现有的竞争？

　　刘国恩：公立医院当然可以通过内部的体制机制创新、转型来提高自己的发展能力。应该说，任何机构，包括医院在内，如果有内部转型的动力，再配合外部的改革条件，都会加速转型。

　　具体来说，社会力量有两种形式能够帮助公立医院转型，一是注资公立医院，二是社会力量新办医院，这些都会促进公立医院的改革。

　　《瞭望》：有观点认为，只有大型民营医院才能对公立医院形成竞争，但也有人会担心，如果大型民营医院只是在大型公立医院扎堆的地方再竖起一座大楼，那么对提高医疗卫生的可及性作用不大。

　　刘国恩：这涉及到政府和市场如何定位的问题，也是和谐社会发展对政府转型的要求。

　　我认为，社会办医应该尽可能首先获得最佳发展机会，也就是说，哪里市场最好，哪里就应该首先考虑发挥社会力量；哪里市场不好，哪里就应该由政府托底办医。也就是说，明智高效的政府干预是把条件良好的医疗市场首先让位给社会力量，政府负责条件差、边远、落后的但又必须的边缘医疗的补位。套用我们过去习惯的一句老话就是：“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因为这些地方，社会办医疗没有可持续性，注定亏本，但那里百姓又需要，所以政府用国民税收兜底办医义不容辞。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节约出来，用在刀刃上。

　　现在的情形恰恰相反：哪儿市场最好，哪儿人口众多，哪儿购买力最强，哪儿就是政府办机构的垄断，社会力量往往被排斥在外。其实，需求旺盛的地方根本不需要政府投资办医，依靠社会力量会办得更好。

　　营利性与公益性

　　《瞭望》：目前一旦讨论公立医院改制，“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的争论就很激烈，既绕不开又非常敏感。

　　刘国恩：不管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只要是“一刀切”的取向我觉得都不准确。我主张，在需求强、条件好的地方，就应该大举“国退民进”，而在需求薄弱的地方，则要大幅度地“国进民退”，当然，这不是说“民”一定就得退，主要是因为“民”进去如果生存不了，政府就要知难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