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民营医院大多被定位为营利性，但往往很难获利；公立医院是非营利性医院，但它们也追求利润。你如何看待医院营利或非营利的定位，与公益性的关系？

　　刘国恩：把营不营利的问题跟公益性挂钩没有太多意义。我相信，任何机构，包括医院，都必须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产出，这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比如，即便公立医院定位为非营利性，它也要想尽办法缩减成本、扩大服务能力以提高其经营效益。

　　其实，非营利性医院和营利性医院的核心区别是，前者的盈余用于再生产、再发展；后者的盈余则可以由投资人自由分配和处置。

　　至于医院的公益性，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公众需要获得医疗服务的时候，能否及时获得；二是公众是否有能力购买相应的服务。后者说穿了是个“买单”的问题，而“买单”主要应该由医疗保障制度来解决，而不是靠医疗服务机构承担。简单说，公众买不起服务，问责医疗保障制度；公众买不到服务，问责医疗服务体系，责权要明确。

　　在医疗保障制度确立的前提下，医疗机构的优劣根本还是在于服务效率、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的差别，其他都是虚的，尤其是所有制形式。

　　当然，如果因为公立医院获得了政府的补贴、税收的优惠而有更多的盈余，那么政府要它拿出一部分来做惠民服务也无可非议。但对社会办医院来说，它做不做无偿的惠民服务，应该是自愿的。

　　《瞭望》：可有观点认为，民营医院营利性的定位，势必跟救死扶伤的医学宗旨、跟维护健康格格不入。

　　刘国恩：北京和睦家医院(以高端医疗著称——记者注)天天做的工作难道不是救死扶伤？这与它获得的经济效益一定要对立么？

　　《瞭望》：民营医院既然是营利性的，有人就会担心它昧着良心赚钱。

　　刘国恩：民营医疗机构有违规的，公立医院也有犯法的呀！比如前几年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不就是公立医疗机构吗？广州处理的骗保不也发生在大名鼎鼎的大学附属医院吗？所以，我认为是否昧良心赚钱和所有制无必然联系，营利性和公益性是两个层面的事，不能混为一谈。

　　我还是要强调，医疗服务本身就是救死扶伤的，如果认为“公益性”就等于不收费、低收费，偶尔还可以，但我相信不可能天天提供免费的午餐。再重复一次，“买单”主要是医疗保障的任务，把买单和服务的职责强加到服务主体，既不利于提高效率，也难以促进公平，对公立医院如此，对民营医院更是如此。

　　《瞭望》：在谈到公立医院改制的问题时，还会有一种担忧，就是国有资产流失。

　　刘国恩：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本质上是转制中的资产评估和监管执行力度层面的技术问题，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不是无法规避或减小。事实上，观察各地的医院改制，大多情况是，改制后的国有资产不仅保值增值，而且幅度大大超过预期，宿迁医院改制、昆明医院改制等都是如此。

　　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

　　《瞭望》：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知道，长庚医院很快打破了台湾上世纪70年代公立医院一统天下的局面，那么你认为，中国目前医疗格局的突破，最关键的是什么？

　　刘国恩：四个字——开放、竞争。我认为，只要开放、竞争，中国医疗服务的总供应能力就只会提高，不会萎缩，这是支撑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的物质基础。

　　《瞭望》：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医疗市场的开放力度？

　　刘国恩：过去是非常不好，这有目共睹。可喜的是，去年的新医改方案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能够按照既定方案的大方向推进，营造一个多元共存、充满活力、开放竞争的医疗发展平台。

　　其实，中国医疗服务供应能力的大幅度上升，是中国医改、医疗保障等制度安排能否成功的最关键条件。换言之，医疗服务供应能力的提升决定了中国医改的成败。

　　你可以设想，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必然推动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如果医疗服务需求增长了，相应的医疗服务供应能力却没有增加，那么，看病只能变得比过去更贵、更难。而医疗服务能力能否提升，从根本上说还是取决于政府能不能有效利用社会力量。

　　《瞭望》：有人认为，目前医疗市场开放程度比较差是有关部门管办不分的结果。

　　刘国恩：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事实上，开放二字说来简单，其实需要政府在执政理念方面的根本转变：心胸开阔、放眼全球、立足社会。事实上，多元、开放已经是当代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特征元素。就医疗市场发展而言，公开、公平、公正地推进市场准入、医保定点、科研立项、职称晋升、价格机制等措施，才可能在社会更为多元、和谐发展的背景下，创造卫生事业兴旺发达的良好前景。

　　《瞭望》：也就是说，你并不同意有关部门管办不分是当前医疗市场开放力度较差的根本原因。

　　刘国恩：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把社会力量能做的地方全部让出去，政府只做社会力量做不到的地方。这才是一个服务型政府在公民社会，发挥社会力量办好卫生事业的最佳模式。而且，不但医疗卫生如此，行行业业都应该如此。

　　《瞭望》：能否展望一下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机会？

　　刘国恩：从全球历史发展的数据考察，医疗服务市场会占据越来越大的国民经济资源，这基本上是一个铁律，很难以人的意志或政策为转移。因为人发展的根本目的还是活得久、活得好，这两点正是人类健康的核心内容。而维护健康的手段，医疗虽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根本的，但却是现实中人类所特别依赖的最后防线。

　　举个例子，虽然我们都知道预防比治疗重要，但人类的惰性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多数人还是会等到发病的时刻，才寻求医疗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即便我们早知道这样做既不科学、也不划算。也就是说，人们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但却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也许是人性之短。

　　认识到这个客观事实，你就能理解无论咱们怎么改，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医疗一定还是大众对付疾病的最常用手段。随着越来越具规模的现代医疗技术的全球化传播，随着中国人民的经济能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用于医疗卫生的资源比重必然持续提高，这是我的基本判断。目前，中国医疗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5%左右，若以全球平均的9%为基准，我想咱们至少得有上升一倍左右的预期。□

　　《瞭望》文章：“不要强调竞争”

　　“我主张，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相互从根本上就不要有对立的态度和情绪，大家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口述/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秘书长赵淳

　　记录整理/记者 张冉燃

　　中国民营医院只有20多年的实质性发展历史，特别是最近10多年才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数量多、分布广，但层次不高。目前全国大约五六千所民营医院，几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有，但约90%均集中在医疗低端，所谓“小舢板”式的医院。

　　民营医院大量出现，与国家政策的开放宽松有关，与民间资金的积累有关，当然，不排除一些老板、投资人把不正当的、非法的或血腥的原始积累通过办医院的方式洗白，也不排除与某些地方采取淘金式的招商引资手段有关。比如，在某些县市或地区，有的政府官员把民营医院当作招商引资的政绩，无视医疗区域规划和医疗的属性，审批较为混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也很无奈。

　　我想强调，医疗机构审批的前提应该依据和遵循区域卫生规划，这是基本原则，然而现实是，至今还未见到一个严格民营医院准入的政策或法规。在一些医疗机构已经饱和的地方，区域卫生规划屡屡被突破。有时候我会觉得，批医院比批饭店还容易，几天不见就多了家民营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