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徐阳 实习记者罗丹阳、金伟男发自北京

　　晚上十点，屋外响起敲门声。

　　“谁啊？”

　　“人口普查。”

　　一阵隔着门的抱怨和解释。不得不提高的对话音量让楼道里的声控灯忽灭忽亮。

　　屋里递出冰冷的户口本，“照着填吧”。

　　“要填不少表格呢。”人口普查员周珊(化名)略微为难的话音刚落，门缝里又挤出一马扎……

　　因为陌生而冷漠。周珊已不会因此感觉到委屈，自8月15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户口整顿和摸底工作正式开始以来，这样的事天天都有。

　　“太抠了，才给一条毛巾”

　　几天前，居委会的人找上周珊，说人手不够，希望她能协助小区的人口普查工作，“知道你在家带孩子也不好抽身，不过我们能找到来帮忙的都是些五六十岁上了年纪的，需要您这样的‘明白人’”——周珊30岁，大学毕业，百般推辞不下，成为北京10万人口普查员中的一分子。

　　周珊中学前住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平房，在她记忆里，居委会是个无事不通的“部门”。“那些带‘红箍儿’的大爷大妈，别说对哪家几时来了客人门儿清，就是听几声吠都能知道是哪家狗在叫唤，所以觉得也就是帮他们一户户核对一下也就完事了，”但调查一个多星期下来，周珊发现暂住人口、人户分离的比例高得惊人，“手上居委会、派出所提供的底单不符信息超过一半，只能算聊胜于无。”

　　在她已入户统计的145人中，人户一致、符合原居委会登记的只有30人，“租房的几乎全没办暂住证、房屋交易频繁、为了乡下拆迁和宅基地户口‘非转农’、因为挨着不错的中小学户口不迁走，是这个小区资料陈旧的主因”。

　　入户核对工作是户口整顿和摸底的关键环节，在8月15日至9月15日期间，普查人员要逐户、逐人、逐项核对被调查对象的家庭和个人信息。社区居(村)委会是这个环节的主要负责机构。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高粱地，现在这么多小区，几万人，我们怎么可能统计、更新得过来，”周珊所在的北京市郊通州区一居委会主任说。以周珊所在社区为例，居委会共6个人，但由该居委会负责人口普查摸底的包括六个小区。

　　“确实累，晚上回家还得整理资料。家里人也跟着累，因为考虑安全因素每次都得有家人陪同，”周珊负责小区20栋楼房中的一栋，一共84户人家，由于多数住户只在周末和夜晚有人，她一个星期跑了十几趟后，也还有15户尚未进行入户调查，“如果就他们几个，肯定忙不过来。”

　　说话时，她扫了一眼小区群，上面的抱怨此起彼伏，“晚上穿睡衣被普查了”，“那个大妈不穿鞋套就算了，还脱了鞋光脚就踩进我家”，“太抠了，才给一条毛巾”……

　　“可以理解，不过大家也应该多做换位思考。”周珊看着电脑笑了笑。

　　难以逾越的隐私障碍

　　“您好，人口普查……您开了单元门怎么不开家门啊？”周珊来这户人家四次了，可是这次等了近十分钟还是没能入户。

　　“5楼那家，乱搞男女关系。”迈出大门时，一老太太悄悄跟上来说，声音压得很低。

　　后来，周珊知道房主刚刚离婚，正与一小她许多岁的男朋友同居。不过，屋子里存在什么关系不是周珊普查的内容——《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上明确指出，“人口普查取得的数据，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不得作为任何部门和单位对各级行政管理工作实施考核、奖惩的依据，不得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她只需要让住户填好登记表，告知与房主的关系，但被普查者保护隐私的戒心却很清晰。

　　“现在登门入户调查五花八门，难得百姓信任，而又有一定比例的百姓认为普查内容涉及隐私不愿公布，两重因素导致了对人口普查的抵触情绪，”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主任段成荣教授看来，百姓对人口普查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有时候一天在家就两拨人要进屋来调查这调查那。说实在的，挺烦的。”

　　而抵触情绪最强、对隐私最敏感的是暂住人口和所谓的“富人区”。据报道，北京密云县城中心区的一高档小区在首次入户调查中，走访了20户，只有一户接受调查。

　　不过，有的隐私后面，暗藏着隐忧。

　　“户口整顿是什么意思啊？”——小区里的主题标语“积极支持人口普查，全面配合户口整顿”让徐女士有点紧张。从城里拆迁搬到回龙观后，她和孩子的户口并没有从西城区迁走，“孩子明年上小学，就是租房也得让他回城里上去。”虽然北京周边一些政策房周边早已高楼林立，但医院和学校等配套设施依然无法和“城里”相比。

　　相比之下，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口号是“It's your future——Don't leave it blank”(这是您的未来，不要让它成为空白)。如果换成这样的口号，或许能大大减少徐女士的疑虑。

　　“我这栋楼没有境外人口，暂住人口参加普查的热情不高，人户分离的心存犹疑，超生的担心‘秋后算账’，”周珊也总结出一些经验，“每家都有自己的隐私。有一户说老人癌症晚期，不让入户。新生人口和死亡人口也是调查重点，但能怎么办？只能靠后面居委会和派出所去核了。”

　　对隐私的保护意识阻碍了入户普查的进程，并可能导致某些主观填写项的失真。“最早的人口普查只是一张问谁住在哪里的调查问卷；现在却变成了事无巨细的清查，这导致配合度下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近期一篇评价人口普查的文章中说。比如此次中国人口普查表上关于“户口迁移或不迁移原因”项很难得到住户的明确回答。

　　这种对入户调查不配合已经影响到普查的可信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孟向京副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面对面的普查与隐私或“扰民”之间的矛盾在近期近乎无解。

　　入户普查注定要成为过去

　　“10万人，光北京就得花6亿元，你们的工资得有多少啊？”曾有一自称退休的某局长的受访户并不着急回答周珊的调查提问，而是侃侃而谈地摆出一番理论，“我看你也不太专业……”

　　中国之前的人口普查都由各单位抽调人员完成，而此次普查员几乎依赖社区居委会和聘用人员。为这次人口普查，仅北京市级财政投入2.9亿元，各区县政府投入3亿元。

　　其实，成本高的问题不只是中国人口普查独有的现象。美国今年3月开始的普查得花费110亿美元，人头成本是36美元。

　　不过，北欧国家芬兰在最近人口普查中只花费了120万美元，人头成本是20美分。芬兰普查的低费用源自普查的电子化和抽样调查。

　　英国《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全球趋势”，原因有二：一是人口数据已不是存在资料柜的一张张卡片了，电脑可以调阅所需资料；二是传统的入户数人头方式正变得更困难和无效，因为人口迁移和加速的社会变迁会让统计数据在三两年内无效。

　　从1982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开始，计算机开始介入中国人口普查；在2000年引入了光电扫描技术，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的准确性。“我们也借鉴了国外的一些有益经验。”段成荣介绍，从2000年引入了“长表和短表相结合”的统计方法，即只在最重要最基本的项目做到人人调查百分之百覆盖，而一些相对次要的项目则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有科学依据的估计推测，而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有效且高效的办法。

　　“在丹麦、瑞典等福利国家，每个国家公民拥有唯一的可识别的身份号码，而在该国的税务、教育、邮政等系统中该公民知道自己的身份号码即可，”段成荣认为，中国离电子化普查还有段距离，“在我国虽然有身份证号，但相关系统的不完善、更新不及时导致电子普查难以在短期内推行。”

　　美国人口普查至今主要通过邮寄调查问卷，辅以电话、入户调查的方式，这在西方堪称“落后”。即便如此，“这个在我国现阶段也还不够成熟可行”，段成荣认为，一方面，邮寄调查的方法要求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人“能读能写”，而我国仍有5%的文盲人口。

　　“另一方面，我国尚未能够建立一个完备高效的邮政系统。很多新建居民小区在入住若干年后仍然没有通邮，不能保证接受普查的居民及时收到调查表格或调查资料。雪上加霜的是，在不够完备的邮政系统下我国还存在着庞大的流动人口群，邮寄的调查资料很难全面覆盖每个家庭。”他说道。

　　孟向京也不看好邮寄或是电子邮件的调查方法：“主要是由于人口素质决定的。不是人人都识字，也不是人人都有电脑，识字和有电脑的人又不一定都填。”

　　入户普查注定要成为过去。或许十年后，中国下一次人口普查将体现的是一种跨越式发展，跳过美国模式，从入户普查进入芬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