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教改为什么会失败

　　台湾号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是仰赖教育体系的，但是1990年之后启动的教育改革却被亲历者们认为是台湾近年来社会发展最大的失败。台湾教改的经验或可当作“它山之石”。

　　文｜龚鹏程

　　20世纪70年代，我参与了台湾的教育改革，后来自己操办了两所大学，校长当了十几年，这中间有非常多的惨痛经验和教训，今天再来回顾这样的历程，未免百感交集。

　　台湾教育从受称道到非改不可

　　1895～1945年，台湾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当时台湾的现代教育体制是移植于日本。但实际上，台湾本地人几乎很少能够上高中，读高中后能上大学的就更少了。幸而能读的，读的也是工程、渔业，或者是少量的医科，人文社会学科是绝对没有的，所有想学人文的台湾青年只能到日本去或者想办法出国留学。这就限制了台湾高级人才的发展。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教育基础。必须在非常有限的资源下，慢慢地重新建立台湾的教育体系。1950～1970年代这二三十年间，台湾的教育体系逐渐完备。1968年以后，台湾开始实施小学和初中的九年义务教育。一般评价台湾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还不错，可以说就是教育提供了相当好的、非常平均、有素质的人力资源，所以当时的台湾教育比较受称道。

　　但是，1980年代以后，这个本来觉得还不错的教育，却备受质疑。在批评和争议中慢慢开始酝酿改革。到199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庞大的社会运动，称为教育改革。当时曾经有过一次社会调查，问青年：你觉得我们社会哪些问题最紧迫？大家觉得最严重、排名第一的是教育。可见当时整个社会觉得，台湾教育是非改不可了！

　　为什么原来觉得还不错的教育，到了90年代就非改不可呢？因为，台湾号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是仰赖教育体系，对专门人才的训练促进了经济。但是正因为这样，教育是被规划的，该有多少学校、该设哪些科系，乃是根据经济计划来考虑的。一个自由经济体系的社会，却有着一个计划经济式的教育体制，你说协调不协调？教育变成了工具，大家当然会有很大的意见，人们常说台湾其实没有几十所大学，只有一所大学，就叫“教育部大学”。大学其实应该根据学校的不同性质、不同方向，提供不同的管理体系，但这些，当时是没有的。

　　此外，大学还有一个非改不可的原因：整个校园里，无论是执教者还是受教者，都不快乐，非常苦闷。因为入学很困难，入学考试竞争激烈，入学压力非常大，当时台湾考生都要参加恶性补习。其次是入学后，学生都是带着功利目的而来，每个人想通过教育使自己“富国强兵”，将来找到好的工作，赚钱。可是，这么读书，学生读起来会有乐趣吗？毕业以后事实上也缺乏价值感，因为读这个专业只是为了钱，所以完全不快乐。再者，整个大学类似工厂，学生类似工厂里的工人，老师类似工厂里的技师，教你娴熟工种的知识，通过测验以后送入社会。这样的大学还不该改革吗？

　　台湾教改的脉络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到底要怎么改呢？当时的教育改革有几个脉络。

　　第一个脉络，是与台湾当时政治民主化之政治改革同步的。政治若想改革，必然先要在思想上解放，所以校园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没有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就不可能产生政治民主，故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前身就是校园的改变。

　　第二个脉络，是对大学本身的性质重新来做检讨。当时的教育由于要配合经济发展，以致教育功利化、工具化，所以大学里学术气氛并不浓，教授们也很少写论文。如要改革，是不是应该由教授知识的创新、研究来带动教学呢？诸如此类的讨论很多，有的是想建立大学的学术导向，有的要推行通识教育，以改造大学功利性的知识倾向。这些都是对大学性质的调整。

　　第三个部分，是大学内部的整体结构重组。原来大学的行政体系，校长是官派的，底下的下属都像做官一样。所以就有许多人提出大学校长要有遴选制度，要有任期制；大学内部各级的人员由学校自选；关于学生的权利义务、老师的权利义务等也该重新拟定。这是大学校园内部重整的问题。当然也跟政治退出校园有关。

　　最后，新教育的模式被提了出来。新教育的模式，是要打破现状的。通识教育就有这样的意向，所谓通识教育，目的并不是在大学里增加一点东西，而是要颠覆现有的专业教育体制。但是大学里很难做到这一点。台湾当时是从小学做起，有强调人本教育的森林小学、毛毛虫小学等等。森林小学，在山里面办。学生不参加义务教育式的教学，是家长和老师合作办一种新模式的学校。

　　各种方向不断在尝试，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就汇聚成一个大的气候，几百个社团集体上街游行，逼使“行政院”成立了教改审议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由李远哲主导，提了洋洋洒洒几十页的报告，主要的关键词叫做“松绑”，就是让学校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生命，结构上有若干自由。

　　以此进行的改革，相关的内容非常多，前后大概有上百项。大原则是松绑，通过松绑也开放了私人办学。这里要补充一点，台湾私立大学很多是1949年前大陆大学在台湾设的分校，后来就暂停申办学校。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重新开放私人办学。松绑之余的另一个重点，是人本教育。我们过去的教育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职业为本，假如以人为本的话，就要发展全人教育、通识教育，或者是终身教育。

　　以上是台湾在教育改革上大体的方向。

　　教改的失败

　　可是，当时提的热热闹闹的教改，后来大家却基本把它当个笑话，或者说是悲剧。社会大体上认为它是失败的。

　　为什么失败呢？原因非常复杂。

　　整个教育改革不是说几句我们要以人为本、要松绑的话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松绑，私人可以办学，但是松绑是有过程的。就像我原来办的学校，申请的时候，只同意开放办工学院，所以我只能申请办南华工学院。后来开放商管学院了，才又去改为管理学院。又后来，才再开放人文和社会学院。开放的过程是很缓慢的，人文放在最后面，整个教育改革那么庞大，绝不是说提升了理念马上就可以改变的。

　　松绑也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国民党还没松手呢，民进党却又插了手进来，结果是政治化愈趋严重，学校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减反增。学校变成了政治的战场，各政党都在学校里各自选取支点，在里面运作。做学者很困难，学者几乎都被贴上了标签，你是绿的我是蓝的，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说话，选择发言角度，以利于他言论的传销。官方教改领导人李远哲的政治立场及作为，更是备受质疑。变成这样以后，愈发显得所谓的教改非常荒谬。

　　而且行政力量继续在做经费的介入和绩效管理。三天两头要评鉴，大学要评鉴、设施要评鉴、老师要评鉴，用这些来进行行政管理、绩效评估。经费介入更是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方向。这些种种都造成教改困难重重。

　　还有就是整个高校的规模扩张。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广设高中大学。希望增加学生的就学机会、降低学生压力。结果是大学的数量激增到一两百家，也鼓励大学合并，以扩大学校规模。地方政治人物竞选，想发展地方经济也往往主张增设大学，作为政治上的筹码。大学内部组织庞大，数量又多，当然就会考虑经济上的运作，因而越来越强调要引进企业管理经营模式。过去我们若批评大学是学店，是骂人的话，现在的大学却是公然做学店，且以做学店为傲。有些学校还强调老师就像店员，学生是顾客，顾客是上帝，你要好好伺候这些学生，否则学生不来读了，老师就没有薪水。弄得教师毫无尊严，士气大受打击，人人意兴阑珊。

　　其他原因还很多，不再赘述。总之，台湾的教改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李远哲先生等人提出的改革多半属于体制、权力分配、技术性的问题，对教育的精神内涵却讨论很少。正因为没有内涵的讨论和导引的方向，缺乏价值目标，所以教改没有未来。

　　当时基本上又只是处理眼前问题，根本没有想到未来。比如“广设高中大学”就是典型例子。当初为了解决学生入学困难，结果是现在大学却设得太多。大学多到什么地步呢？有个学校准备招生1000人，结果只招到30个人，像这样的学校不是一所，而是很多。学生5科0分，也有学校可以读的。这样的学生到大学来，大学还不敢当掉他，已经不够人了，再当掉学生，学校就要关门了。所以，目前的困难都是因为当时没有长远的视野。

　　而且改革的过程变成了资源和权力重组的内部争夺。表面看起来是政治退出校园，其实校园内部的政治斗争比过去更激烈。“教育部”每年谈的是5年500亿要分给哪些学校，学校抢来抢去。大家讲的好听，大学多元化，要有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社区型大学，但是谁也不愿意做社区型大学，都想做研究型大学，因为只有研究型大学才能分得到钱。所谓教授治校，教授在学校里天天不做学问了，拿着大学法规在学校里大斗法，天天开会，忙得不得了。大学的世俗化又比过去更甚，大学没有办法给社会提供价值性的发展方向，反而流行的是大众通俗文化，呈现出来的价值观是：学者想着做官，大学生则崇拜流行偶像远甚于学院里重要的学术型学者。企业管理的精神又贯穿在大学制度里，整个学校都世俗化了，对现实世界价值不但没有批评，基本上是顺从的、艳羡的。

　　体制也没有改变。虽然大讲全人教育、通识教育、学习型社会，理念上谈得很多，但仍然是专业化的体制、功利化的导向，仍然要深深嵌入市场化的机制里面去。我们的教学活动，又仍然是机械化的从记忆到考试，再到遗忘。考试完了，学生也就忘了。毕业拿到文凭以后，更是连教科书都丢了，老师是谁也不记得了。

　　所以，整个台湾的教育改革时间很长、规模很大，但是失败了。这不是我个人的评价，而是台湾社会的公论。内地人看台湾，可能会觉得政治上乌烟瘴气是个问题。但是在台湾，社会上常觉得我们最大的失败其实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失败使得台湾生命力斫伤了许多。

　　提供这样惨痛的经验和教训，给各位做参考，相信对大陆也会有不少借鉴作用。

　　(作者为台湾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今年5月参加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举办的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经本人审定，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