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螃蟹”的大陆客

　　2004年，原本从事演艺事业的四川女孩王璐受美国亲戚指点，开始洛杉矶的“生产之旅”。寻找月子中心，她用的是土办法——带着行李挨家挨户去考察挑选。最后，她住进了洛杉矶一家最早由大陆人开设的月子中心，老板娘Wendy同为四川人。

　　此前媒体报道较多的台湾夫妇赵玲玲及丈夫周先生，则是在王璐之后赴美生子，也住在这家月子中心。

　　之后，王璐与赵玲玲回到内地，成为大陆第一批赴美生子的服务商。与台湾服务商一样，每介绍一位客人，她们可以从月子中心得到约500美金的酬劳。

　　缓慢提升的业务量，在2006年迎来曙光。那年4月，美国驻华使馆宣布，中国公民可以以旅游目的申请赴美签证。

　　“开放签证其实是整个赴美生子链条中最关键的一步。”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的美籍华人子说。当时她已有10年的签证办理经验。一天，一位咨询签证事宜的大陆准妈妈找到子。“(她)想办旅游签证，又说想多呆一阵子，然后又说能不能帮忙安排车。”这位准妈妈的吞吞吐吐让子最后才明白，“原来是要去月子中心啊”。

　　嗅到这一商机，凭借着在洛杉矶居住的便利，子从2007年起成为全职中介。“当他们把孩子生到美国，他们真的很感激你，觉得很值。”不过，通过各种私人渠道得知“赴美生子”的富裕国人，起初仍充满疑惑。子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们不是拐卖人口的吧？不会一到美国就绑架，你们再要赎金吧？”

　　趁“需与虚”而入

　　2007年，洛杉矶地区的月子中心已发展到35家左右，基本都由台湾人经营。对台湾孕妇的收费稳定在一万美金左右(一个月待产一个月坐月子)。其中，生产费用尤为优惠。洛杉矶部分私立医院及华人医生收取的费用顺产仅为约4000美金、剖腹产约8000美金。被剥去暴利泡沫的台湾赴美生子产业，在2007年底金融危机前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由于台湾妈妈来源充裕，即便当时有个别来自内地的准妈妈希望入住，一些月子中心也不愿意接待。

　　内地妈妈要吃土豆，台湾老板却买回了一袋花生(台湾人习惯将花生叫做土豆)，这样的文化差异还是小事，不关水龙头、开着窗户吹空调、护工未能及时应答便大发脾气、将公共取用的水果拿到房间却又任其腐烂等不良习惯，常使月子中心的其他人侧目。内地部分准妈妈的“不良习惯”还包括：相互打听收入与职业、成群结伙地孤立某一位妈妈等。

　　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准妈妈赴美数量锐减，月子中心不再拒绝大陆客源。失去稳定客源的月子中心也开始打起了价格战。危机中，月子中心倒闭一半，余下的削减规模，苦苦支撑。

　　那时，大陆妈妈数量持续增长，占到月子中心全部客源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国内，随着陆续回来的妈妈们开设博客、或是为亲朋好友咨询代办，“中介”群体持续壮大。加上赴港生子政策收缩、国内媒体开始报道等因素，2009年，中国大陆赴美生子终于迎来井喷之势。

　　在“灰色”中行进

　　三年前，为激发中介积极性，有月子中心广发邀请帖，主动将每介绍一位客户的酬劳由500美金提高至800美金，很快又涨到1000美金。同时，一些月子中心的老板开始培养“顾问”(指不按人头、而是同时收取多家月子中心固定服务费用的中介)，自行拓展行销渠道。到2009年，大陆地区从事赴美生子的中介机构与个人增至上百个。主要分为三类：由美国月子中心老板直接注资的公司；同时为多家月子中心服务的专业中介公司；个人。

　　众多中介，品质不一。一些中介公司，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只有靠他们才可能通过海关”等虚假宣传，以骗取高额的服务费用。

　　“有终端服务、有客源、有市场、有行销，”总部在洛杉矶的美国生子综合服务商美宝之家的姜山表示，“赴美生子”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与生态，“当然也有尔虞我诈”。

　　激烈竞争中，洛杉矶的月子中心也经历过互相拆台的乱象。老板娘守在别家月子中心门口，直接挖人；员工、客户及同业者报警，以“虐待儿童、贩卖人口、房屋改建、环境不整、民宅经商、噪声过大”等为由，引来警察搜查。

　　2004年，一家月子中心因为没有及时将一位患有肝病的台湾妈妈送去治疗，导致其肝衰竭死亡，最终关门收场。2010年4月，某民宿里居住的一位妈妈，因提前生产亲人无法赶到，不堪自己做饭等生活压力，产后抑郁而自杀身亡。

　　此外，长时间的飞行危险、外出购物的交通安全、生育意外的健康危机等，对于一位在异国他乡生产的中国妈妈来说，都是必须考虑的风险因素。

　　在美国，因华人生育风俗而诞生的月子中心并不被承认，没有服务规范、没有行业公会，服务质量良莠不齐——不少从业者也坦承它“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是一项“灰色经济”。

　　这灰色，直接导致中介与月子中心因费用而起争执，也造成中介与客户、客户与月子中心之间如果发生纠纷，找不到完备的仲裁与解决之道。

　　这灰色同样导致中介面对媒体时的矛盾心理。他们希望宣传，以进一步扩大客源；然而，这宣传又必须是低调安静的。赴美生子回来的妈妈们，则希望销声匿迹，不被注视，以免孩子的未来利益受损。如中介赵玲玲所言：“一旦没有了这个属地主义，一旦关上这个后门，赴美生子产业也就一夜蒸发了。”

　　然而，赋予“落地国民权”的美国宪法修改非一日之功，赴美生子产业还将继续发展。目前，洛杉矶地区的月子中心数量已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水平，最大的月子中心甚至拥有史上最多的58间客房。

　　早年曾在华为工作的四川人Andy，在经过三年观察后，正式接管了一家台湾人经营的月子中心。他打算自己兼做中介：“我的计划是和客户成为长期的朋友，她们以后移民的可能性很大，购房、保险这类的业务我将来都可以做。”

　　张继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今年年末，洛杉矶地区还将有两家酒店式月子中心开张。它们将拥有合法经营场地，采用更加严格与规范的管理制度，配备带除菌设备的婴儿房，甚至可能像台湾月子中心一样配置“Hello Kitty”等主题房间。

　　但服务商们不乏忧虑，除了前面提到的法律问题，还有部分内地准妈妈们的行为。比如，有部分内地顾客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美国政府专为残疾、“低保”和难民人群提供的福利，希望不花一分钱生孩子；还有个别妈妈，甚至谎称自己是当地基督教某支派的教友，利用该教派在家生产的习惯，由教会出钱请产婆上门接生。

　　“既然已经利用了人家的落地生政策，差不多就行了。别生完孩子还要从人家口袋里拿钱。我们应该学会适可而止。”子说道，她担忧这些行为会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台湾的赴美生子已经平平稳稳走了20年，我们不要自己把这条路断了。”

　　朴光星：赴美生子至少持续十年

　　“如果是一般民众，他们赴美生子就无可厚非。侨民集团对一个国家来说，有利的一面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

　　本刊记者/马军

　　朴光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在2000至2007年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进修及担任研究员期间，对韩国准妈妈“赴美生子潮”便有所关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认为无论对于中国家庭还是韩国家庭，“赴美生子”都有其出现的必然性，其共同动机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好的发展空间。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更反映了一国公民对其所属国家公共服务与社会环境的评价。

　　中国新闻周刊：曾经，香港是一些内地准妈妈们追求的理想生产地，现在，一些内地家庭用美国取而代之，你怎样看这种变迁？

　　朴光星：精英阶层的财富积累速度在加快，而且最近5年来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在升值，这些都为赴美生子准备了有利条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大陆这两年开放赴美旅游。与此同时，香港从2007年之后逐渐收紧政策，比如大幅增收内地孕妇在港生产的费用。据我看的资料显示，到美国生一个孩子的全部费用与到香港只相差几万元人民币，对富裕家庭来说这种差别几可忽略。因此，赴美生子现象继赴港生子之后，今后将会越来越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其实，赴美生子并不只是中国有，很多国家如印度、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2000年后的那几年，我在韩国就注意到这种现象。因为不少韩国家庭去美国生孩子，曾在当地媒体上引发过大讨论。特别是因为牵涉到一些权力精英，非常受韩国民众的反感。现在这种现象在韩国仍有持续，只是经过媒体的几轮批评之后，不再有人张扬此事罢了。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赴美生子现象体现出“中国梦”的破灭，是对所处社会未来前景的一种担忧，你怎样看这种说法？

　　朴光星：因为社会财富的两级分化，赴美生子只是局限于少部分人群的一个现象，远远不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我非常反对“中国梦破灭”这样一个刺眼的说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还处于量的扩张的初级阶段，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也还没有形成，我们哪里有什么“中国梦”的概念？赴美生子这一现象只能说明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这种现象会存续多久？

　　朴光星：恐怕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在这之前，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提高在教育、安全、环境和财产保护等方面的全球竞争力。

　　与中国相比，韩国如今在这几方面已经相当成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各种社会矛盾也曾经相当激烈。但经历过这些阵痛，进入21世纪后他们的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趋于相对稳定。这两年出现的新情况是精英回流，哈佛、斯坦福等大学毕业生选择回到祖国。如今赴美生子的现象在韩国已经开始收敛，更多只是少部分精英阶层的选择，而且也只是一个多元化的准备而已，未必真的会去美国生活。

　　但在中国，在一段时间内，要满足这些精英人群的需求还比较困难。少则十年，多则不好说，要看这个国家的社会成熟度发展到哪一步。

　　中国新闻周刊：参照韩国的经验，赴美生子人群可能对这个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朴光星：我认为应该分几种情况来看。第一种，如果是权力精英赴美生子，理应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按照国外的一些经验，如果发生权力精英成批将孩子送往国外的现象，难免引起社会上人心动摇。如果领导阶层都不相信自己国家未来的发展，又怎能让老百姓保持信心？比如韩国反对党领导人李会昌，就曾经因为儿媳到夏威夷生孩子，受到韩国舆论的广泛批评。

　　第二种是公众人物，比如一些影视明星在国内大把挣钱，在国外大把花钱，他们赴美生子同样也会引起公众反感。在这背后隐藏着社会财富的转移。

　　但如果既不是权力精英，也不是公众人物，而是第三种即一般民众，他们赴美生子就无可厚非。侨民集团对一个国家来说，有利的一面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比如华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就非常大。从长远来看，我们未尝不可以认为“赴美生子”对国家的发展有利。 

　　(实习生周蔓仪、孙卓对本组报道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