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发：冤狱9年谁来赔

　　假如被害人没有死而复生，法律是否还有纠错的智慧和勇气？聂树斌案和呼格吉勒图案，已经拖成了年复一年的僵局；但广西河池的王子发案，拖了3年半后，最终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历经9年冤狱的王子发，通过再审程序，于2010年8月重获自由。

　　主笔◎王鸿谅 摄影◎张雷

　　曲折的翻案

　　王子发是以“取保候审”的名义出狱回家的，这让他心神不宁：“我不明白，现在放我，又不说我无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其实很简单，广西高院终于在2010年7月27日对王子发案启动了再审程序，但再审结果并不是直接改判无罪，而是把一切打回到原点，以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来的一审和二审判决，发回河池中院重审。这意味着，坐牢9年之后，王子发重新成了当年旧案的被告。

　　王子发本来是2001年吴宗谋命案里的另一个受害人，身中39刀去报案求助，却阴差阳错成了警方的嫌疑人，一审和二审都是有罪判决，只是量刑从死刑变成了死缓，直到2007年2月自首者覃汉宝的出现，他的命运才有了转机。可惜和受害者死而复生不同，自首者的出现，并不等于可以立刻翻案。王子发也习惯了管教干部的答复，“事情会查清楚的，要相信政府”。等到2010年8月5日晚上，当管教干部告诉他“原来的判决都撤销了，明天你就能出去了”的时候，他已经蒙冤入狱9年，在绝境逢生的期待中煎熬了3年半。他没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半信半疑地回了牢房，一晚上都没睡踏实。8月6日一大早，真的有穿着法院制服的人从贵港监狱把他接走，上了一辆车，开了一路，中午赶到了东兰县城，在县法院下车，然后在一张写着“取保候审”的单子上签字按手印，再然后，“我二哥和镇政府的人就来了，把我接走了”。

　　王家兄弟5个，自从大哥王子高2004年遭遇车祸意外去世之后，老二王子山就成了家里的主心骨。他是8月6日一早才知道消息的。“清早六七点钟，还没吃早饭，镇委书记就到我家里来了，没过多久，法院的人也来了，政府的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来过，我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法院的人问我，对于我弟弟的事情，我们家里有什么要求，我当然要求马上放人，他们就让我写一个申请，等我写完了，差不多就中午了，他们就跟我说，到县城里去接人。”“镇里派了一个小车，镇委书记陪着我一起到了东兰县法院，因为贵港监狱很远，我还以为要等到晚上才能见到人，没想到我到的时候，我弟弟已经在那里了，然后法院就让我们把人接回来，态度很客气。”

　　虽然程序回到了9年前的起点，但实际上没有人再把王子发当做被告了。8月6日那天，镇委书记一直陪到吃了晚饭才走，饭菜都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买了打包带来的，接下来的两天也是一样，镇政府的人买好饭菜带到村里，陪王子发家人一起吃。基本上，只要王子发的亲属不与媒体联系，干部们都是和颜悦色的。嘘寒问暖外，不仅陪着王子发到镇上的医院做了些检查，还给王子发的父亲发了一笔500元的救助金。东兰县的警察只来了两次，第一次来重新录口供，关于命案当天发生了什么，第二次来取血样和指纹，态度都非常好，法医韦忠恩还主动跟王子发搭话，说“出来就好了”。但王子发一言不发，因为他记得韦忠恩的样子，“9年前取样的就是他”。

　　王子发只读过两年小学，十二三岁就跟着大哥到东兰县城打工，实在搞不懂当下的状况，他给律师黄国生打过两次电话。黄国生在河池培训，只是简短地告诉他，不要着急，等一等。可他如何能够安下心来等，只好每天去二哥家里翻来覆去地问同样的问题：“现在该怎么办？”这样坐立不安的两周之后，终于有了最后的结果——河池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诉，而河池中院8月16日裁定同意检察院的撤诉。和干脆利落的无罪判决比起来，这样的清白证明，实在太过迂回曲折。酿成错案的公检法三方的体面，全都得到了微妙的维护，攻守同盟地退回到了起点，唯一无法回到的原点。这份裁定书到达王子发手里是8月23日，他还是很茫然：“这等于我是无罪吗？”

　　微妙的赔偿

　　回家后，王子发在二哥王子山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回了自己家。一切熟悉又陌生，自家的房子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样，二楼还没有完工，只是明显地旧了。他能够庆幸的，只有家还在，父母还在，妻儿还在。妻子韦美天9年里经受了许多煎熬，就算要背井离乡去佛山打工，也没想过放弃，她坚信王子发的清白：“他就是个最老实的人，不可能做出那些事情，他说自己是冤枉的，那我就相信他。”

　　可惜当年的办案人员并不这么想。警方排查了一圈，找不到其他的嫌疑人后，报案的王子发就成了头号怀疑对象。王子发在医院躺了10天，身上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就被直接关了起来。“挨打啊，怎么不打，没有伤的地方，头上、屁股上，他们都打啊。”虽然没有得到王子发的有罪供述，但东兰警方还是整理出了其他的证据材料，移送河池检察院。而河池检察院面对并不严谨的证据，选择了起诉。受理诉讼的河池中院，做出了一审的死刑判决。接下来，广西高院的二审只是将量刑改成了死缓。

　　虽然只要仔细审查证据，整个案子的疑点就会昭然若揭，可是命案必破的司法现实里，王子发和佘祥林、赵作海们一样，命运依旧无可逆转地朝着悲剧的方向去了。一审判决下来的时候，王子发还被关在东兰县看守所，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死也要死得清白，所以悄悄找同屋的犯人借了一根针，在自己的左小臂上刺了“冤枉”两个字，一笔一画地刺出血来，再涂上蓝黑的钢笔墨水。第二天看守所的管教干部看到了，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是冤枉的。”这句话，他从被抓的第一天就开始不停地重复，说了9年，也没有用。

　　韦美天8月8日才从佛山赶回广西老家，一路上百感交集，她最担心的是11岁的儿子的反应，她说：“他被抓走的时候，儿子不到两岁，以前他关在东兰的时候，我还经常带孩子去看他，二审以后他被关到贵港监狱去了，我们就没去看他了，实在太远了，没钱去看他，儿子可能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还好，实际情形比她预想的好得多。“家里人告诉我，第一天刚回来的时候，儿子可能还不适应，不怎么说话，只是偷偷地看，第二天，就能爸爸、爸爸地叫了。”父子之间的亲密感迅速建立了起来，反倒是她自己，盼了那么久，真的跟丈夫见了面，突然之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她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他不仅瘦了好多，话也少了好多，整个人的反应都慢了，问他什么，他都要先想一想，可是想了也说不清楚，就好像刚刚学讲话的小孩子，心里想什么，就是说不出来。”

　　不只是语言表达，王子发整个人都迟钝了，最简单的家务事，炒菜做饭，现在都不会做了，连以前用以谋生的泥瓦匠的手艺，他也完全想不起来了，这跟年纪没有关系，他今年只有36岁。可是36岁的王子发，现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不止10岁。他经常头痛，视力变得很差，两三米远的人脸都看不清楚，走起路来一条腿还有点瘸。左邻右舍到访的时候，韦美天努力让自己乐观起来，“人回来了就好”，可等到热闹散去，她自己还是会茫然无措：“他不可能再出去打工了，谁要他？就算他愿意，我也不放心啊，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呢？”

　　这一家人现在唯一的指望，只剩下了国家赔偿。虽然王子发没有拿到无罪判决，但实际上也相当于通过再审程序被认定无罪，因此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当由做出原生效判决的机构来赔，也就是广西高院。王子发和他的家人并不懂国家赔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知道的只是“就像赵作海那样吧，政府赔了他60万元”。他们并不知道，真正按照《国家赔偿法》的标准来计算，赵作海的10年冤狱能获得的赔偿，只有60万元的一半而已。法定额度之外的部分，取决于太多微妙的因素，舆论中心的赵作海，幸运地占到了天时地利，可是王子发似乎没有这样的运气。其实王子发自己，对于赔偿并没有什么概念，他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警察办错了案子，冤枉了我，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