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斑斓的时代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是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得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他们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也就骂了。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是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的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分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民主受尊重的时代

　　议会自打成立之后，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京里坊间传说，两院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没有人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付费，是为了尊重议会，尊重议员。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

　　但是，当时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众，既包括底层的民众，也包括内地的乡绅，他们对民主没有感觉，没有认识。对于战乱，有切肤之痛，却没有多少发言权。另一部分上层人士，知识界人士，对战乱的感知相当弱，但发言权大，声音大。对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们。只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意味。这个时期，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进化论。无论推崇军国民主义(即后来的军国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骨子里都是进化论。进化论顽固地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笃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历史的新事物。在那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坚持这个制度的信条，中国就能走到富国强兵的路上去。即使后来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抛弃进化论，只是觉得发现了西方某些比现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东西。

　　这样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对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么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地奋斗。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鼓吹人们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当然，这样也就没了自由。

　　没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

　　民国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越是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蔑视民主，谁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

　　毛泽东有文章曰“反对自由主义”，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文章。两个对头，在自由问题上，其实观点十分相近。在反对自由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文革中，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采访整理/张凌凌)

　　陶涵口述：蒋经国成长记

　　一位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第一个太太生下的儿子，日后必是贵人，官位极高。这直接导致了蒋经国的出生。

　　蒋介石14岁那年，母亲决定给儿子成亲，她挑选了邻近岩头村一位19岁的姑娘毛福梅。毛福梅还有一名大约同龄的陪嫁女婢阿王跟进门。福梅体格强壮，个性和蔼，略为缠脚，较能方便做事，蒋母特别看中这一点。

　　婚礼在冬天举行。毛福梅说，她和夫婿婚后头两个月非常快乐，可是婆婆责备她教坏儿子偷懒，小两口一起出门散步，躲在房里说笑谈天。于是她便听话而对夫婿保持距离，以致夫妻感情不睦。

　　蒋介石于1907年进入北京附近的武备学堂。不久，就被选拔进入日本振武学校，在东京期间，蒋介石与中国流亡人士交往，并进而加入孙中山成立的革命同盟会。蒋介石利用暑假回到上海，参加同盟会设在法租界秘密总部的工作，并不回溪口老家。

　　毛福梅秉持中国礼教，依然忠诚可亲，可是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嫌弃这个老式的配偶。毛福梅曾向友人诉苦，说蒋介石时常殴打她。因此，1909年夏天，毛福梅似乎不会有生子的机会。但是，一位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第一个太太生下的儿子，日后必是贵人，官位极高，蒋母深信不疑。

　　这是好消息，可是预言若要实现，总得安排夫妻俩有鱼水之欢呀！蒋母(王太夫人)带着媳妇到上海。蒋介石起先不肯听从母亲的安排，王太夫人以自杀威胁，他才不得不从。毛福梅在这年夏天与丈夫共处了一段时间，总算怀了身孕，才回到溪口。

　　1910年4月27日，毛福梅临盆。她口述一封信给蒋介石，通知他已为人父，母子均安。这个儿子就是蒋经国。

　　与“少年继母”游学上海

　　1921年，蒋介石母亲去世，当时，尽管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华南军事局势吃紧，蒋介石却遵奉古礼服丧，在溪口守丧数个月之久。他在山上一间小屋静思，将个人生活提升到新的境界。蒋经国与祖母感情十分亲密，王太夫人逝世后，对11岁的他是感情上极大的冲击。

　　蒋介石把母亲安葬之后，与姚氏协议分手，与毛夫人亦正式离异。起先，他告诉毛夫人不得再住在蒋家宅子，在她哭求之下，他才让步。经国目睹这段对话经过。蒋介石写给舅子毛懋卿的一封信，描述他对结缡20年的妻子之感想是：“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