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类似下面这样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这还是梁启超在清华的学生呢。徐铸成在《王国维与梁启超》中写道——

　　梁任公先生那时在政治上已步步走下坡路，精神上也渐入颓唐。大家知道，他的生命史中最光辉灿烂的两页，一是戊戌的百日维新，一是护国之役，他当时写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若干年后，我读了还觉得铿锵有力。以后，虽然在段祺瑞当国时代曾一度做财政总长，俨然走入政局的核心，而实际上，段祺瑞只是一时利用进步党的所谓“人才内阁”作为他的垫脚石，而任公成了他的“猫脚爪”，火中取栗后，就被抛弃了。“五四”以后，他的政治生命实际已结束，只剩下《时事新报》、《晨报》作为研究系的机关刊物，发表一些改良主义的政论文章而已。在那一时期，他在白话文学和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不少著作，在文化界大露声光。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内的革命空气日益高涨，梁启超这3个字，在青年心目中，已日益成为保守的代名词了。他之退居清华讲学，实际上是想“与世两忘”。

　　桑兵最近在清华的讲演，也是持这种态度，说他来清华只是因为政治失意，而想要到学校里为研究系培养后续力量。

　　而由此一来，他们也就或者以政治家的成败来论英雄，把梁启超来到清华国学院的举动，看做完全是逃遁和败走，看做是失意政客在打发无聊日子；或者反过来，仅仅以学问家的成果来论得失，乃至把梁启超的早期活动，包括办报时代写作的文章，包括政治活动的宣传文字，都看成粗疏的、学步的和不够成功的学术论文。

　　毫无疑问，这种太过狭隘和机械的眼界，都是受到了现代分工的割裂。由于传统文化语境的隐退，如今人们很少还能意识到，事实上，一位真正的儒者和通人所享有的生命周期，其本身倒是一个断裂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体，而完全不同于他们所熟知的这种已被社会分工过分狭隘化了的现代学术人。

　　当然，梁启超的回归学术，也不乏外部世界的激发成因，比如大战之后彷徨颓唐的国际环境，和军阀割据社会退化的国内环境，然而所有这一切，更是基于梁启超本人的儒生性情，正是沿着这种性情，他才本能地或不自觉地在模仿着孔子的人格风范和人生历程。反过来说，这种对于孔子生平的模仿，对于孔子事业的追随，也可以被看做一个突出的表征，来表现他对于文化本根的再体认。

　　而这一点，恰恰是理解梁后来很多重要选择的关键，否则你就根本看不懂他。比如，恰恰是在这种体认中，他跟康有为的师生关系，有了实质性的修复。然而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出名的性情中人，他当年正是因为自己的真性情，向一个功名尚不及他的南海先生执弟子礼，他后来又是因为自己的真性情，公开地跟南海先生分道扬镳。由此，梁启超后来的种种主动修好举动，以及他跟老师之间的如冰释然，绝不能被解释为来自一种外交手腕，或者一种周到的礼数，那种虚伪的行为根本不符合梁启超的个性。

　　再如，正是凭着这种刚刚达到的思想高度，他才会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他才会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表述，来规定今后的文化方向。

　　研究者李大华说：“在本世纪初，梁启超是第一位试图将时代观念和民族观念交叉透视文化现象的人……他在评价中西文化时，力图提高国民的民族文化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同时他又以开放的文化心态主张‘化合’中西文化，认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类一体’，反对惟我独尊的文化独断主义。”

　　“任公认为，文化的进步得益于交流，异质文化相互接触，乃能促其进步。他说：‘大抵一社会之进化，必与他社会相接触，吸收其文明而与已之固有文明相调和，于是新文明乃出焉。’他还说：‘思想宜勿求统一，经一番混杂，自有一番光明’。但任公与那些一意迷执西化的人不同。他认为，吸收外来文化，必须以固有文化的根基健全为条件。如果撇开本土文化之根，则外来文化失去移植的依托；如果本土文化根基不健全，则移植外来文化将成为逾淮之橘。对外来文化吸收的结果如何，‘视其根器所凭借之深浅厚薄以为断’。这就是任公屡屡强调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之优秀传统的原因。他相信，中国人虽不如人处甚多，然而‘吾之所蕴积，亦实有优异之点，为他族所莫能逮者’，中国‘实有坚强善美之国性，颠扑不破，而今日正有待于发扬淬厉’。”

　　只有本着这种来自国际的本土关照，才能充分理解梁启超后期的一个主要转向，也就是说，才能理解作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梁任公，看看他充满激情地来到清华园里，所为何业，所乐何事。

　　他的国学成就仍然会与时俱进，仍然会跟他的西学视野逐渐结合，仍然会融入他对国是民瘼的持续关怀，仍然会依托着中国文化的本根

　　对于梁启超这样的中国文化史中的人物来说，就像任何一个谙熟儒学的人物一样，他原本就很容易受到孔子丰富生涯的暗示，去尽享一个开门授徒与著书立说的晚年。而写作《欧游心影录》这样一个契机，也就预示着他要进入生命的后期了——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其实大家对于此书的正面意义，了解得还很不够！

　　正因为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话语场来发表、整理和激发这些发现，而这就是清华国学院对他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来到清华国学院，绝对不是一次遁逃或一次落败，而是其生命中的一次进取式的蜕变与升华。

　　梁启超在《教育家的自家园地》中写：

　　诲人又是多么快活啊。自己手种一丛花卉。看着他发芽。看着他长叶。看着他含蕾。看着他开花。天天生态不同。多加一分培养工夫。便立刻有一分效验呈现。教学生正是这样。学生变化的可能性极大。你想教他怎么样。自然会怎么样。只要指一条路给他。他自然会往前跑。他跑的速率。常常出你意外。他们天真烂漫。你有多少情分到他。他自然有多少情分到你。只有加多。断无减少……别的事业。拿东西给了人便成了自己的损失。教学生绝不含有这种性质。正是老子说的。‘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越发把东西给人给得多。自己得的好处越发大。这种便宜够当。算是被教育家占尽了。

　　与此同时，刚刚兴办的清华学校研究院，也惟其因为梁启超的到来，才获得了如此之大的名声。其他导师当然也各有专学，然而在研究院创办之初，它首先借重的，还是来自梁任公的重大感召力，因为他那支健笔的影响，当年在中华大地上可以说是无远弗届。此外，尽管他此前的为官经历，并不能算是成功，然而他正因为此种经历，一旦转化为学者，其能享有的资源、人脉与名望，却又不是其他学者可以比拟的，甚至可以说在当时是无出其右的。

　　而梁启超的讲学活动，也实在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梁实秋说——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在《听梁任公讲演》中，梁实秋尚有如下记述：“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开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地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熊佛西也说——

　　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剧家表演：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激昂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入其境。

　　进一步讲，梁启超跟清华国学院诸弟子关系，也确实显示出了唯大儒者方有的那种招牌式的令人如坐春风之中的师表形象。而这样一种既不失威严又相当融洽的师生关系，也正是中国式的书院教育的精髓所在。

　　而推开来说，这样的一种校园氛围，正是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清华国学院之所以像神话那般成功的真实秘诀。换句话说，它是以最适合教导中国文化的方式，传播和化育了中国文化的内容。

　　正是在这种师道尊严的修养要求中，我们也必然会看到，梁启超同样为自己列出了相当宏富的写作计划，而且有些计划已经开始在落实。

　　其实，到1949年他才76岁呢！所以不难试想，如果天假以年，如果清华国学院一直能提供给梁启超那样的著述与讲学条件，那么有谁敢说——以他的学识，以他的条件，以他的精力，以他的阅历，以他的聪颖，以他的下笔速度，梁启超的学术成就是可以限量的？

　　我们终归可以想象，以往他的写作媒体与对象，往往多为报章，而且要求速成；然而现在到了清华国学院这个最高学府，左有王国维，右有陈寅恪，其交谈对象已大大改变，所以其思路的缜密度和论证量，都会越来越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我们同样可以想象，他的国学成就仍然会与时俱进，仍然会跟他的西学视野逐渐结合，仍然会融入他对国是民瘼的持续关怀，仍然会依托着中国文化的本根。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想象，其研究成果虽会绵绵而出，却总会与其西学视野相互结合，总会融入他对国是民瘼的关怀，总会依托他内心的中国文化本根，总会出自他对中国文化的涵泳与体会，总会日益显得厚重、绵密和学术化……

　　要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并且基于这种认识来重建独特的生活世界

　　遗憾的是，现在的人们已经普遍忘记了，其实中国文化的自身要求，首先在于通人而非专家，完人而非学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才是他那个时代罕见的百科全书式人物。由此才造成了，何以当时的人看待梁启超，和现在的人回看梁启超，会有如此不同的判定。

　　事实上，只有像他那样的通人与完人，基于他当时所占据的辈分和口气，才有可能以一己之力量，振笔写下大气磅礴、首尾贯通的文化史巨作，而这种巨著的阙如，是到现在我们都引以为憾的。

　　令人痛恨的是，居然一次庸医的失误——而且这庸医的权力又是来自西方科学的话语霸权——使得所有这些可能性，居然都没有成为现实！

　　反过来试想，如果孔子当年竟也只享年56岁，所以只是来得及    惶惶地奔走于各国之间，而没有来得及删诗书、定礼乐和开门授徒，那么我们还能看到那个被说成倘无此人便会“万古长如夜”的夫子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非常惋惜地提出，作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在这里只是短暂地经历了一个未竟的后期——这是一个人间的悲剧，一个最富浮士德意义的事业悲剧！

　　正因为这样，正写到最佳状态、写到兴头上的梁启超的突然弃世，就不仅是他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大损失。我甚至猜想，如果作为四大导师之首的他还活着，清华国学院也有可能还会继续办下去，那将对中国文化产生更加不可估量的影响。

　　所以，只说梁启超个人在学术上，还有一个未竟的后期，那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他在开门授徒和教书育人方面，同样有一个未竟的后期——甚至可以说，那中间所潜伏的可能性也许更大！

　　而且，梁启超所展示的那种可能性，至今也仍要被我们一以贯之地继承，因为从今开始重建的清华国学院，仍然是要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并且基于这种认识来重建独特的生活世界，而这正是梁启超想要做到、而未及完成的伟业。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