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13点，在伊春第一医院的走廊里，我们见到了焦虑着四处打电话的王女士，她的女儿和亲戚朋友6个人，从哈尔滨来伊春度假，全部在飞机上。“女儿还好，当时后舱有人撞开了门，陆续有人逃了出来，她也跌跌撞撞出来了，一个人在泥地里爬着，身上被树枝划开不少口子。我还以为仅仅是皮外伤，现在才知道，在飞机里，呼吸道已经灼伤，治疗很困难，伊春当地医院医疗药品又不全，我现在惦记着转院的事。”

　　她不愿意告诉我们女儿的姓名，但是，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有人用力撞开了后门，让更多人有了生存的机会。

　　这个人就是张新海。在降落到草甸子的那一瞬间，飞机剧烈地跳了两跳，又陆续颠簸了多下，一边颠簸一边向前猛冲，宣告结束的，是巨大的一声响。现在想起来，应该是机舱破裂的声音。54岁的张新海，当年当过雷达兵，身手比起一般人要敏捷很多。巨响是接触地面某处的标志，飞机后舱开始冒烟，中部还蹦出一个火球。这时候，张新海已经打开安全带，准确地跑到后舱紧急救生门那里。此时有一家三口正在使劲拧门，可是飞机已经撞击地面数次，门可能已经变形，他也上去拧把手，无效。

　　高温的毒烟袭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蹲下！”“是个女声，声音很尖。是她这声喊，救了不少人的命。”张新海告诉本刊记者，在那一瞬间他有点绝望，可他马上鼓励自己，能打开。他在毒烟中站起身，用力撞门，奇迹终于出现，门往上移开了缝隙，随后，加上一脚，门终于开了。但他并没有跳下去，扶住门，让别人先走。

　　若干人跳了下去，第一个跳下去的是个中年男子，没想到被后面的人压伤了，后面的人背起他接着往前跑。张新海说他是第四个跳下去的，跑出100多米，身后的飞机又是一声闷响，油箱着火，飞机爆炸了，周围都是泥泞的湿地。此情此景，众人有瞬间的停顿，有人带着哭声问起了张新海的名字，然后大喊，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飞机撞击地面的时候，前舱第一排有了裂缝，有不少人是从这个缝隙中出来的。而飞机断裂的时候，还有几名乘客，是从缝隙中，连同椅子一起被甩出来的，这几个飞机中的裂缝，成了拯救生命的通道。自救非常成功，这是众多来现场的专家给出的第一评价。

　　不过，采访了救援人员后我们才明白，虽然逃出飞机，可是不少人已经身负重伤，前面还有地形复杂的草甸子，他们的离自己的生机还有一段距离。

　　艰难的救援

　　越往机场走，雾气越浓重，25岁的王越是那天晚上搜救现场唯一的一名女性。她告诉本刊记者，那天晚上的雾浓厚潮湿得能打湿衣物，所用的照明电筒，最远也就照出前面5米的距离，周围都是冷而黑的夜，吞噬了一切。“最要紧的，是救援的道路都看不清了，我就感觉周围都是扎人的树。”第二天早上看见，那些树全是一人高的针叶植物，而下面，是潮湿泥泞的沼泽地，小腿都能没进去，且高低起伏不定。机场跑道外，紧挨着的就是这片无人的坡地，飞机恰恰就落在这里。

　　她是伊春消防支队的专业摄影师，负责摄录所有火灾现场的一手资料，那晚上她上去之前，支队长犹豫了一下，问她行不行。“那味，很浓。”我们见到王越的时候已经是8月26日，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天，可是看起来很结实的她显然还没恢复过来，一直到现在，她一吃饭，还是会呕吐。“现场弥漫着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开始一闻还没什么，可是越来越恶心。”她说。

　　按照规律，整个伊春消防支队21点钟就熄灯就寝了，可是，因为支队队长李传军和政委王喜忠当晚正好在机场给上海消防总队的火灾专家谢福根送行，所以反应神速。

　　谢福根是来调查8天前伊春的烟花厂爆炸事件的，所以，王越说，消防支队有几个大队是没有接到报警信息就出警的。“与上次烟花厂爆炸一样，我们在办公室听到声音就出去了。”参加了两次救援的人们，总喜欢把这两次间隔时间不长的灾难相提并论，“那次危险系数大，但现场不残酷，可这次，现场实在太残酷了”。

　　王越和众多的消防队员一样，开始并没有走到飞机跟前，而是先在方圆100米的近距离内搜索幸存者。她告诉我们，“先救人，后救火，是消防队员的原则”。不远处，是飞机燃油燃烧而成的炽热火苗，另一部分消防队员们正往里运送泡沫材料，因为那是水无法浇灭的燃油型火灾。

　　“草丛里没有道路，我还好，走在后面，前面队员帮我趟出路来。”王越说，不过即使这样，她穿的军用鞋也不起作用，很快湿透了。

　　“耳边上有人喊，有人吗？有没有人？我们来救你们啦！”现场很嘈杂，可是这种声音，王越说，还是让她有想哭出来的感觉，“没什么回答，只从草丛里面听到一些微弱的呻吟声”。

　　伊春区消防大队队长杨旭辉对本刊记者回忆：“那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有一种做梦的感觉，也许是事发突然。”他说，当时他的耳边回响的也只是同伴们呼喊“有人没有”的回声，并没有相应的回答。

　　事后才知道，当时从机舱里逃出来的若干人还惊魂未定，加上不少人身负重伤，在那又冷又险恶的环境里，在短暂时间内，对救援者的到来，不少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使得多数伤者，在草丛中没有应答，只是绝望地呻吟着。

　　王越说：“很快我就拍到我们队员救了第一个人出来，还好，看上去伤势不重。不过第二个让我一看就很难受，是个中年人，大个子，脸上漆黑一片，是烟熏的。我看见队员冲上去，一抓住他的手，他就惨叫一声，这才注意到，他身上有几块皮肤已经掉了，尤其是膝盖下面，皮肤脱落得更惨。我们的队员看着不能用手抬，几个人找了找他身上最好的着力点，扶着肩膀才帮他弄到百米外的担架上。”因为道路不通，担架都放在草丛外。

　　王越说她一边拍摄，一边就想哭。同伴们老远就冲着那些或蹲或躺在草丛中的伤者喊，“你们安全了”。听到这话，她的眼泪瞬间掉下来了。

　　她看到的第三个人是被同伴救出来的五六十岁的老者，蹲坐在那里，哼着，走近一看，衣服着火烧没了，身上全是烧伤。几名队员上去扶他，老人说，别碰我，原来疼痛使他大小便失禁了，老人不愿意这种状况出现在人前。越往草丛深处走，看见的各种伤者越多，尤其是靠近机舱那里。王越说她不能再看，可是消防所需的一手资料又使她不能停止。“我戴着消防的头盔，前面有帽檐的，我索性拉上来，让自己看得不是那么清楚，但是还能取景，这样我自己也好受一点。”

　　王越的记录，使我们清晰地看见，要不是救援及时赶到，那晚的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增加。

　　即使是杨旭辉这样身经百战的消防队员，也觉得当晚场面之悲惨，超出了自己经历的任何一次火灾。他告诉我们：“我们消防队赶到的时候，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只开进两个消防车去。我带着队员们往里跑，深一脚浅一脚全是泥水，迎面看见一个很壮实的男同志，200多斤，40多岁，身上只剩裤衩了。我上去就背他，没想到，他实在太重，我这么壮实的人，一背都没能挺起身来，赶紧叫我身边的参谋长，和我一起，俩人抓住对方的肩窝，往外面担架方向走。那男同志显然是腿受重伤，自己完全不能迈步，我和参谋长两人架着他，幸亏我们经常训练，腿伤、腰伤都有一定的抬法。”

　　杨旭辉说，这整个过程足有十几分钟，只有两句话：“身上哪受伤了？”“这么架着你走疼不疼？”我们问他：“没有问问对方是谁？”他回答：“我们救人的，从来不问这种话。”

　　从担架往山下的救护车，又需要十五六分钟的往返。“我当时就恨这时间长，我们做消防的，最清楚烧伤者生命的脆弱，每一分钟都是一点机会。”

　　武警伊春边防支队的政委高志对我们总结：“要不是那天晚上飞机失事现场离开跑道这么近，加上市长等人都是在第一时间内发布救援命令，那死亡人数还真有可能增加。”

　　边防支队是当晚第二支赶到的部队。那晚去的60多人中，有30多名干部。“我们部队在下面县城里，驻伊春的基本上是机关干部。那天晚上我接到电话后赶紧下通知，没想到，住在市里各地的干部们10分钟就集合到单位来了，我们不知道情况，把炊事班的后勤人员也算上了，匆匆往那里赶。”因为飞机断裂甩出来不少人，所以当时高志的边防支队的队员们接到的任务是，在方圆500米草丛里摸索，不漏掉可能被甩出来的人。“我们想，这得地毯式搜寻，结果就两人并肩往前走，可是怕伤者躺在地上探不到，所以我们就用手趴在泥地里往前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