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代表“抓大放小”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发自深圳

　　代表法草案讨论期间，深圳人大代表杨剑昌高调关闭了开设五年的“杨剑昌接访室”。其实，即便代表法不修改，杨剑昌也早生退意。作为深圳著名的草根代表，五年，两万个市民的接待量让他难以独撑，辛苦异常，孤独异常。

　　8月30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市人大代表杨剑昌接访室”的指示牌静静竖立在楼道里，绿底白字清晰依然，尽管它已成为历史。

　　8月23日，全国人大公布代表法修正草案及说明，其中包括“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消息发布两天后，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公开宣布：“为了不违法，我提前撤销工作室。”实际上，两个月前，不堪重负的杨剑昌自己就已萌生“关门”之意。此时，距离他的深圳首个代表接访室“开张”刚好五年。

　　从杨青天到杨代表

　　五年前的8月3日，杨剑昌的接访室首次开门迎客，闻讯赶来的市民挤满了楼道和会议室。有人早上5点就起床赶来。面对早早到场的大批市民，杨剑昌临时决定接访提前20分钟。

　　杨剑昌没有料到场面会如此火爆，他开设工作室，只是希望践行代表法中关于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条文，希望能以定时、定点的方式集中听取市民反映的问题。

　　开放首日，来访市民多达88位，一刻都没有休息的他只能接待35位。

　　杨剑昌有一套自己的履职流程，面对每一位来访者，他都要细心听取情况。填写好自费印制的《深圳市人大代表接访表》，附上个人意见，装入自费印制的“深圳市第四届人大代表杨剑昌工作室专门信封”，然后呈送市人大常委会，再由后者转至相关职能部门。

　　在接访表上，杨剑昌设计了这样一段话：“杨剑昌代表告知：群众利益无小事。为解决社会矛盾，请有关部门依法办理，及时答复。对拖拉推诿、应付了事、不认真办理、不作为的，人大代表履行其监督职责，另将书面材料报告其分管市领导或邀新闻媒体共同跟踪监督办理和答复。”

　　大部分情况下，杨剑昌在接访室会请来几位律师朋友提供义务咨询。有时，他还会请到相关部门的领导来接访室旁听。他认为，这样一来，这些部门就没有理由推脱说不了解情况了。深圳市规划局、公安局、国土局、城管队、爱卫会等单位的一些领导都曾参加过杨剑昌的接访日。杨对他们说：如果能解决，就提出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如果不能解决，也要提出方案。

　　市民反映的最常见的问题是劳资纠纷、冤假错案、政府不作为、企业欠薪、城市拆迁等。大到规模巨大的制假贩假窝点，小到农村嫁出去的女儿受到不平等对待，杨剑昌都要一一了解情况。对于一些“大案”，他还亲自“卧底”。早在2003年，他就自掏腰包花费六七万购置了偷拍机器。

　　从1980年代就开始帮人维权的杨剑昌曾经被百姓称为“杨青天”，他的接访室里也挂着“青天之称名不虚传”、“不用磕头的‘神’”这样的锦旗，但现在，“杨代表”是一个更适合的称呼，只有高中文化的他熟稔地方组织法和代表法，他的名言是：“人大代表不是荣誉，是职责。”

　　杨剑昌强调，他的接访室虽然是以个人命名的，但他开展的工作却是依托人大常委会，在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下完成，他说，“这并不是个人行为。”

　　杨代表累了

　　五年中，接访室里悬挂的锦旗越来越多，杨剑昌的黑发却越来越少。“现在的黑头发都是染的。”今年52岁的他说。

　　糖尿病、心脏病、胃病……疾病缠身的杨剑昌确实有些吃不消了。以前，为了工作，他可以半个月都不怎么睡觉，通宵打击制假窝点后第二天照样上班；如今，他花两三个小时改一份材料，就发现头发一根根地掉。

　　五年间，他接访上百次，涉及3000多个事件和2万多市民。省市领导乃至中央领导以批示、电话等方式表达了关心和肯定，深圳人大还曾多次派人观摩他的接访室。

　　对于如此拼命的杨剑昌，赞誉和危险自然如影随形。在揭露涉案金额高达20亿的“泰明诈骗案”时，曾有人打电话给他“准备花2000万元买你人头”。

　　杨剑昌还要面对老百姓的不理解，一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市民会到杨剑昌的工作室拍桌子。杨剑昌统计，他接手的问题中，只有约40%能够得到解决。“代表只有监督职能，我又不可能天天去骂这些部门：你们怎么还不解决？怎么对得起这些老百姓？”

　　2008年，自觉身体难以承受的他将每月两次接访改为一次。不过，这并没有减轻他的压力，即便是平日，他的手机和办公电话也总是响个不停，有时凌晨三四点钟还会接到反映问题的电话。有人劝他关机，他不听，因为“总怕别人出什么大事”。

　　与疲惫相伴的还有孤独感。最初设立工作室时，杨剑昌曾希望带动和自己一样有“身份”的人与市民沟通。他算过一笔账：深圳市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近5000人，如果每人每月为老百姓办一件实事，那么一年就是6万件。“那时，还会有人去省里、去北京上访么？社会能不和谐吗？”

　　可是，五年过去了，效仿杨剑昌的代表凤毛麟角。

　　有代表说：杨剑昌这么做是因为他本身在消委会工作，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杨剑昌无法接受：许多代表的办公室比我大，级别比我高，怎么能说没有条件给群众办实事？

　　关门不谢客

　　杨剑昌的话语中充满了战争时代的语汇，这个与假恶丑在一线交锋了许多年的孤独战士，如今想要改变作战策略了。

　　实际上，早在两个月前，杨剑昌撤销接访室的决定就已经埋下伏笔。

　　6月30日是杨剑昌当选深圳市第五届人大代表后的第一次接访。当天，他就表达了撤销接访室的想法，后在现场市民的挽留下，做出决定：今后只接受罗湖区居民反映的问题。

　　这样的决定并没有太大的作用。“龙岗区的、宝安区的，天天都有人来找我，躲都躲不掉。”杨剑昌说。

　　8月23日，代表法修改传出“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的消息后，杨剑昌决定在法律正式通过前撤销工作室。不堪重负是他个人想撤销工作室的重要原因。“我决定抓大放小，主抓几个大案要案，其他的琐碎问题今后会少花些精力。”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个决定既减轻了他本人的一些负担，也减轻了他所在的罗湖区消委会的负担。在每个接访日，消委会不仅要提供场地、纸张等，还要派出七八名工作人员协助。而杨剑昌本人也坦陈：自己只花了30%的精力在消委会的工作上，有70%的精力用于人大代表的履职。

　　好在他的领导和同事是理解的，刚刚离任的市工商局局长申庆三说：“杨剑昌是个好公务员，也是一个好人大代表……他的许多工作是从工商的职责出发，尽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这两种职责是统一的。”

　　义务参与接访室活动的律师袁宝平说，杨剑昌个人接访室最大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倾诉的渠道，“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而杨剑昌的接访室让很多人感觉仍然有希望存在。”

　　深圳市人大副主任汤锦森说，人大代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联系群众，就像改革开放可以大胆创新一样，人大代表也可以创新工作方式，“至于创新成功还是不成功，就要看社会效果，看符不符合政策”。

　　对杨剑昌来说，关上接访室的门并不等于对寻找帮助的市民说“不”。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邱玫用“急公好义”形容杨的性格，而杨剑昌自己的描述则更加直白：“每当碰到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大案要案，我就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