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玩”者的第二人生

　　与传统意义上的“兼职”不同，“职玩”者们希望在第二职业中尝试完成那些被自己错过的理想，让喜好与梦想真正成为自己的生活，从而调剂庸常，以在精神愉悦上走得更远

　　文/本刊记者 易小荷

　　在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外，再谋一份自己喜欢的第二职业，这已经成为一些白领的生活方式。而这份第二职业到底算工作还是算玩乐，身处其中者也往往难说清楚。他们清楚的是，在这另一份职业中，可以寻获一种久违的自由与从未体验过的人生——一种在职业中玩乐的人生，于是，有人给取了个名字叫做“职玩”，而这些兼职的白领们则成为了“职玩”者。

　　电视是生存 电影是理想

　　大学毕业15年了，李东说他在荷尔蒙最旺盛的时候留过长发、唱过摇滚，也曾经孤独地坐在摄像镜头面前，想象着或批评或赞许的观众。如今，李东在“华谊兄弟”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兼制作人，被“埋藏”在北京CBD朝九晚五的洪流之中，就像每一个在写字楼里进进出出的人，用这辈子最美好的年华做着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情——工作。

　　但李东觉得如果这辈子做不成电影，全当白活了。和李东聊天，话题很容易就会过渡到电影上去，从机位、分镜头、取景器等专业术语，到当下各种电影的评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全都融进了他描述的电影剧本当中。电影，已经成为他的第二人生。

　　“做电视节目和电影，其实完全是两回事，除了都要通过镜头表现出来之外。前者是生存，后者是理想。”李东说他记得5岁的时候，第一次走进电影院，因为害怕黑暗人多的地方，觉得自己紧张得快要哭出来，但当灯光熄灭、屏幕亮起来的那一瞬间，他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害怕这个词了。

　　2000年的一天，李东的朋友去北京丰联广场拍广告片，邀他一起去“见识见识”，现场闹闹哄哄、一片嘈杂，忽然听到一声威严的低吼：“安静”，副导演回过头去看着坐在监视器后面的一个人，那个人示意喊“开始”，一切拉开帷幕，原本坐在他身边一个普通的女孩在镜头下面陡然有了光彩——李东觉得，那就是他应该坐的位置。

　　在李东位于东直门的家里，四处都堆满了有关电影的书籍，还有各种类型的电影碟片，平时他也帮朋友策划、制作过广告片，更多的时间则用于写剧本，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分镜头，最疯狂的事情是用掉自己多年来的积蓄，托人从德国买来一部十几万的超8(super 8)胶片摄像机。“听说香港的郑中基家里还有拍摄的轨道，这应该是每一个梦想成为导演的人都会做的事情。”

　　“孟京辉的话剧《像鸡毛一样飞》当中，欧阳云飞有段话大概是这样说的，我31岁的时候，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剃成了光头，我知道我可能永远都成不了他那样的诗人，但我像他一样剃成了光头，他曾经说过，人必须选择一种生活，有勇气坚持下去，我希望至少能有他的勇气。”李东说。

　　从音乐到问卜

　　“职玩”者的出现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事情，原本的“兼职”热，衍生出今天“职玩族”，却是社会的成长与个人发展的结果。To be or not to be，有时候是一种选择，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态度。

　　天城奇迹公司老板，音乐制作人莫奇升“第二人生”开始得颇为传奇：22岁那一年还在大学念英国文学的时候，有天中午休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留在现场，突然走过来一个穿着唐装的老头，灰色的长发，眼睛一高一低，莫奇升以为他是来索取资料的，没想到他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一大段话，从莫奇升的出生说到现在和将来。那一刻，莫奇升感受到了什么是神奇。

　　29岁的时候朋友带他去问卜，没想到算命先生一看到他就说：“你很有慧根，要不要跟我学”……当时算命先生收了三个学生，只有莫奇升是学成的一个，现在莫奇升已经是圈里有名的星座专家、姓名学家，但他更愿意称呼自己为“心理咨询师”。

　　莫奇升曾经一直以为音乐制作是自己最热爱的事情，直到有一次，一个中年妇女来找他，向他哭诉她的故事，结婚八年，养家、养孩子、供老公读书，一切都是靠她，直到有一天她找到老公学校，开门的是个女人，她才发现老公已经有婚外情好几年了。

　　女人一直在哭诉，莫奇升开导了她半天，让她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生，教她改变自己的方法……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以后遇到这个女人，莫奇升完全不敢相认，几个月前那个又胖又没有自信的中年妇女现在已变得苗条，浑身透着乐观和力量——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按着莫奇升的开导去做的结果。

　　“那个女人现在自己创业，开了补习学校，找到让自己人生快乐的方式。这样的故事让我特别触动，人的身体里面都有股力量叫做被需要，像这样替人做心理咨询，和钱全没有关系，但是成就感却远远地大于我的音乐工作。”莫奇升说。

　　操盘手的感觉

　　李东的职业能够带给他足够的稳定生活，而电影兼职，则让他走在路上时常被人认出来，也有了自己固定的粉丝；莫奇升也帮诸多著名的歌手，如张国荣、李宗盛、周华健、莫文蔚制作过唱片。对于他们而言，生活早就过了为温饱打拼的青涩时代，从生存到需要，他们慢慢地过渡到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就像莫奇升说的“我想大多数人坐在办公室，有一天会突然问自己，难道就为了这个薪水、这个职业而做这些的吗？”

　　加拿大有个小伙子，花费一年的时间来尝试50多种不同的工作，他尝试过电视演员、媒体记者、电台主持、餐厅员工、奶牛场工人、瑜伽教练等五花八门的职业……有人认为他纯属胡闹，也有人说他是好玩，而他自己，只是希望通过体验，来判断自己到底最适合哪种行业。

　　李东们不会像这个小伙子那样随意调换自己的工作，生活的现实让他们学会了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但正如莫奇升所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第二人生’的需要，这种现象从多年前就开始有，因为大多数的人从出生、读书、毕业到工作，或者是父母亲给安排好的，或者也不清楚自己的人生该怎么走，不一定走的都是自己想要的人生，如果能走到前面，突然找到自己的特色、爱好，找到自己，那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曾经作为乐队的一分子游弋于成都、深圳、北京等地的戈非曾经以为摇滚就是自己生命的全部，后来发现所有人都要面对房子、收入、感情的问题，于是他把音乐变成了自己的第二人生，也是他嘴里的“课外兴趣小组”。

　　“平时的工作就是按照一定的体系、老板的需要而完成，但是那个不足以完全表达自我。”戈非形容，“只有在音乐里面，做乐队的时候，才能找到操盘手的感觉。”戈非说，在光线传媒担任港台艺人经纪主管的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音乐梦想。

　　为了这个音乐梦想，他甚至组织了一个名叫“草台回声”的地方，提供给各种非专业人士的乐队上台演出，每月至少演出一次，他自己在有时间的时候也会和乐队一起排练、演出，像他一样，乐队的其他四个人也都有着自己固定的职业，从开音像店的小老板到商务人士、时尚杂志编辑，社会身份各自不同。

　　戈非如今也是37岁的人了，“居长安，大不易”，可是生活再苦再累，只要和乐队在一起，就会让戈非感到还年轻，还有活力。“那个地方就是为了给像我一样有音乐梦想的人提供平台。……这是一种智慧，有些人会为了生存之道，到最后就只剩下生存了。”他说。

　　与戈非不同，同样喜欢音乐的李承熹的主业是给自己当老板。“爱好对我来说是零收入的，”李承熹说。为了维持自己的爱好，他今年年初在淘宝上开了个专卖韩国服饰的网店。如今已经把信誉做到五颗心的他，满嘴都是“绝对没刷过信用，都是百分之百好评”之类的生意经。

　　不同的场合，李承熹会把自己介绍成不同的身份，他和戈非的区别在于，他从未就读音乐专业，也并非只是在工作之余寻找兴趣，从二十几岁开始玩音乐，玩到一度环球唱片也邀他加盟，面对众多的选择，他的标准与众不同：不在乎薪水和职位的高低，而是能不能有足够的时间和自由，让他兼顾到每周不定时的乐队排练。

　　比较起来，网店的这个工作时间自由，而且能够带来令他心满意足的收入。他租下了一套宽敞的两室一厅，拿出其中的一间堆积货物，他去韩国进货，兼做司机、售后服务，他一直对自己进货的判断力与眼光颇为自得，“常常都会有买家称赞说，老板，你家的衣服太好看了”。

　　因为女朋友是韩国人的缘故，再加上一直上升的营业额，李承熹还打算大展拳脚，到韩国去开个网店，卖中国的服饰。他的目标是“将来把网店开成实体店，”体会一把真正生意人的感觉。

　　但到了晚上，这个穿得干干净净、颇显斯文的生意人却摇身一变，站在舞台的中央，音乐响起时，他成了那个有些狂野的吉他手。只是，有时他自己也感到困惑，网店和乐队，到底哪一个是他的“第一人生”，哪一个是“第二人生”。

　　在“第二人生”弥补缺憾

　　在北京，像戈非和李承熹这样以音乐为第二职业的人特别多，他们分布在北京的大小酒吧，对他们而言，只有通过自己的“第二职业”，才能找到自我，实现自己的另一种价值。

　　李承熹说：“随着物质基础的变好，大家都会有这种爱好的增加，不同场合不同的身份。也许选择第二种职业，会成为一种趋势。”

　　与此同时，李东还在忙忙碌碌地做着他的主持人和制作人的工作，利用少得可怜的业余时间搞创作，他的新剧本已经出炉，据说也得到了业内几位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但是要找人投资，说不定需要一年，三年，甚至更久，这条路或许将漫长无比。

　　布拉德·彼特主演的电影《搏击会》当中早就表达过：我们没有世界大战可以经历，没有经济萧条可以恐慌，我们行色匆匆，我们的大战只是心灵之战，我们的恐慌只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过客。

　　美国人的游戏《第二人生》的成功或许就是弥补了人类的这种缺憾的“过客”感，这个虚拟世界里没有诡秘灵异的怪物与魔兽，也没有无止无休的厮杀与升级，有的就是现实世界里的一切：大生意与小买卖，家庭与朋友，邂逅与分别，嬉笑怒骂与爱恨情仇，休闲与旅行。人们轻易地就能在这个游戏扮演一个同现实生活迥然不同的角色。

　　李东郑重地把该款游戏推荐给记者，最后他回复说：“相信吗？也许每个人身体里面都住着一个和现实中的自己分裂的个体，和不一样的人生……” 

　　兼职：从生存到生活

　　当社会的齿轮越转越快，被甩离和被撕扯的感觉愈趋加深时，一些人开始实践不同运转速度与不同身份的多元生活

　　文/本刊记者 何晓鹏

　　几年前，《过度工作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被译介国内，作者朱丽特·索尔(美国消费主义与家庭研究领域学者)呼吁人们要少工作、少赚点钱，她视现代人那种以工作作为衡量自我价值标尺的行为为愚蠢透顶的举动，对那种被工作“异化”的“超人国度”极尽讽刺。

　　多花些时间来享受生活，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是索尔不惜调用大量数据和事例来向人们传递的声音。

　　如今，这种声音在中国内地一些人的“生活指南”中已经演进至2.0版本，他们固然是“生活的价值凌驾于金钱之上”的身体力行者，但“生活价值”本身却开始有了新解：当现实的压力不得不让人们被工作捆绑，乏味的业余生活无法让人们得到释放时，一些人在坚守一份“稳定”的工作后，开始寻求自己的第二人生。

　　与传统意义上的“兼职”不同，弥补收入的不足已不是“职玩”者们从事第二职业的全部动因。他们更在意的是，在“第二人生”中尝试完成那些被自己错过的理想，让喜好与梦想真正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调剂生活的庸常，以在精神愉悦上走得更远。

　　在“白领群体”中，“职玩”者们并不特殊。他们有的如李东、莫奇升那样“玩”得足够专业，有的则只是在淘宝上开家网店、下班后掀开私家车门卖卖私货，体验着当老板的快乐。

　　毫无疑问，这个普遍于1990年代以后接受大学教育的群体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自我需求层次的提升过程相伴随。良好的教育与愈趋开放的环境，让他们在心灵上有更多层面的追求，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的生活理念。

　　当社会的齿轮越转越快，被甩离和被撕扯的感觉愈趋加深时，他们的内心需求与所具有的相对开阔视野，让一些人开始实践不同运转速度与不同身份的多元生活。而丰富生活所带来的满足感会反过来促使他们更愿意坚持自己原本的工作。

　　某种程度上，“职玩”者们更接近于《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大卫·布鲁克斯在他的《天堂里的BOBO族——新社会精英的崛起》中所描绘的新面目的中产群体：他们不会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追求心灵的满足而兼职，他们本身收入不错，同时更追寻生活本身的意义，注重感受生命中每一个过程，注重个体的完善和对社会的责任。

　　不管怎样，“职玩”者们为社会添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色调，在重新勾勒物质和精神层面自由生活的同时，对社会上的各种身份、道德、人际关系的变迁也将会产生影响。

　　这种多元化的社会身份，对于刚刚步入现代城市生活的中国人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新的人际生态的形成，从而替代那些早已倒下的古老社会的根根柱石，构建我们更趋温暖的都市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