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式创投

　　LP(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概念被温州人颠覆了。“我们有共识，全民创投热之后很快就是行业大洗牌，只有这种发挥了温州商人特长的模式，才能让我们活下来。”

　　《望东方周刊》记者姜智鹏 | 上海报道

　　“去年，这家公司想找风投，就找了一家财务公司做中介。但一拿到中介做好的计划书就翻脸不认人，想撇开他们，省5%的中介费。”李威把手中一份厚厚的项目报告书丢进了废纸篓。

　　对方的劣迹已使李威对其彻底失去信心：“把我的钱给这样的人玩，那还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坐在李威对面的张常发已是目瞪口呆。

　　“这一开始就是个圈套。在和财务公司谈判的时候，他们没有压5%的中介费，只是把5万元的前期劳务费压到1万。也就是说，他们原本就打算用高佣金哄财务公司做个漂亮的计划书，然后毁约，这样最多就损失1万元。”

　　温州人李威是一家投资公司的大股东，从事的正是眼下温州最热的行当——私募股权投资(PE)，张常发则是李威请来的，这个投资公司的管理者。

　　“他们把别人当傻瓜，却没想到这种中介公司和很多风投都有密切关系。很快，他们就上了十几家风投的黑名单。”

　　能让对面那个自恃学历高、经验足的“专业人士”服气，李威很得意。

　　李威和张常发的关系，和以往的PE截然不同。在这家公司，李威颠覆了以往LP(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概念，牢牢掌握着绝对的拍板权，这原本应该是张常发的权力。

　　温州商人的特长

　　李威和张常发的关系一直很微妙。“既要掌握控制权，又不能挫伤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李威告诉本刊记者，虽然恪守传统的同行对此嗤之以鼻，但现在温州兴起的PE大都是这种模式，“而且我们有共识，全民创投热之后很快就是行业大洗牌，只有这种发挥了温州商人特长的模式，才能让我们活下来。”

　　“大批新设立的PE都缺乏有经验的管理者。比如去看一个生产企业，基金经理一般都把公司提供的各种数据作为依据，但温州老板先会托朋友打听情况，再看他们今后的订单，然后查他们去年交了多少税，他们每个月用多少电，去了解他们员工的工资福利，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的企业。”

　　本文开头所述的“圈套”项目，成为李威证明温州模式正确性的有力证据。

　　“这家公司主要业务是和国内的大型出版集团合作，将纸质图书电子化，然后在网上建立一个搜索引擎来销售电子书。”张常发曾对这次的项目充满信心，“现在网上免费下载的盗版电子书，十有八九是不能正常阅读的，如果这个平台搭建好了，读者只要花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就能下载到想要看的任何电子书，正版、方便阅读，你想那会是多大的市场。”

　　为了拿下这个项目，张常发和另一家PE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李威所了解的情况，张常发却一无所知。

　　张常发来自国内一个著名的PE团队，2009年下半年，他跳槽来到李威新成立的公司独当一面。但自2009年以来，PE比项目还多的“全民创投热”让他一直没有找到好的项目。

　　他试图说服李威，用派驻管理者的方式预防风险，将这个项目继续下去。李威却没让张常发继续讲下去，“就算你告诉我这个项目能让我变成中国首富，我也不投。”

　　温州创投大热

　　目前，温州进入了创投行业的资金大约在1500亿元左右，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望东方周刊》：2009年以来，温州资本出现了明显向创投行业流入的趋势。温州市场上的流动资本有8000亿元左右，其中，6000亿元是可以对外投资的。

　　近来，周德文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好几个来温州寻求融资的创投基金。2010年以来，温州各式各样的PE培训班层出不穷，都是爆满。有笑话说，现在的温州老板，不在创投公司里，就在创投学习班里。

　　“很多老板把工厂卖掉，把船卖掉，钱都投进一个PE，就指望着1年翻个几番。”周德文说，温州PE热已经到了让人担忧的程度。

　　目前的1500亿元资金，一部分来自实业，因为传统制造业利润越来越薄，“很多实业家转型为投资家。”周德文说，另一部分资金就是原来的炒房、炒矿资金，2009年这些资金在对应领域遭遇重创，“包括迪拜楼市抄底的那些资金，都有很多回到温州，又转投到创投市场。”

　　这些，是温州创投市场火爆的倒逼因素。推动因素则是国内IPO再次热门迭出。

　　2010年上半年，共有82家有创投支持的中国企业在境内外上市，相比2009年同期，上市数量和融资额分别增长了75家和6.25倍。这些上市公司为创投机构带来的投资回报平均为12.4倍。其中，境内上市的平均回报为14.9倍，而境外上市的平均回报只有4.05倍。

　　2010年5月，深圳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登陆深圳中小企业板，投资方高盛集团获得的账面回报高达180.25倍。这个月，共有9家创投支持的企业在A股上市，其背后的17家创投平均获利30.74倍。

　　至此，中国私募股权市场“两头在外”的现象几乎已彻底扭转。所谓“两头在外”，即募集在外和获利退出在外。

　　国内资本市场的成熟扫除了温州资本进军创投业的最大障碍，“时机已经成熟了。”周德文说。

　　疯狂的全民创投 

　　实际上，就连“散户”也成了很多新成立基金的目标。上海某理财公司总经理李思捷就曾帮朋友设计一个PE投资的信托项目。“几年前，LP的门槛是500万到1000万元，现在创投基金太多了，门槛一降再降，有的基金门槛已经私下降到了10万元。”而这，正是业内所谓“全民创投”的真正含义。

　　据清科集团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2010年第一季度，中外创投机构共新募基金31支，其中新增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资本量为20.12亿美元，同比增长104.2%。新募集的27支人民币基金中，26支是本土创投成立的。

　　2010年第二季度，创投机构新增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资金额为38.15亿美元，环比和同比涨幅分别为89.6%和175.2%。中国创投市场的募资总额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值。

　　第二季度，人民币基金投资了124起项目，创下2007年以来单季度人民币基金投资活跃度历史新高。在单笔投资规模方面，人民币基金与外币基金的巨大差距趋于消失。

　　但在李威看来，全民PE也意味着行业风险在加大。“以前是项目抢钱，现在是钱抢项目。”李威说，目前股权投资、IPO前投资估值已经达到25倍甚至更高的市盈率。

　　“项目公司的心态都坏了。”张常发也感同身受，“有的公司连资料都不给全；有的拿一摞资料摆在会议室里，让你自己看，不许复印不许抄写；还有的干脆就给你一些复印件，连原件都不提供。”

　　信任难题

　　信任难题，仍是温州创投业壮大的首要问题。

　　“在温州，融资难，融资之后的管理更是难上加难。”上海一家私募股权基金的经理张俊告诉本刊记者，他有着比张常发更郁闷的经历。

　　2009年初，张俊管理的基金专程去温州融资，“到了才知道，外地人很难取得温州资金的信任。”

　　“高人”指点下，张俊才知道，在他之前，去温州融资的PE已经数不胜数，但成功的却少之又少。“全国知名都不行，还得先说服温州本地非常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或者企业参与，这样才能获得温州商人最初步的信任。”

　　张俊管理的PE终于获得了这样的“殊荣”。但接下来的“烦恼”却是始料未及的。

　　“LP(有限合伙人)三天两头就会打电话来问项目的进展。有的看过管理团队的项目报告还不放心，还要求亲自实地去再看这个项目。”

　　“听说另一个在温州融资比较多的PE，还特意请了专人，来应付温州老板的电话。”张俊说，温州资金大多来自于产业资金，“那些靠自己一点点打拼起来的老板们，对管理团队的研究报告和数据嗤之以鼻，他们内心深处，不大看得起我们的团队，觉得我们缺少管理企业的经验。”

　　这样的结果就是：交钱不交心，“有限合伙人”对PE经营“无限”干涉。所以，温州的资金，大多投入了温州人自己创办的“温州式”创投。“说白了，还是不信任。”周德文说。

　　历史根源下的畸形危险

　　温州模式其实有其历史根源。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的创业者中就流行着名为“活会”的融资方式。即在亲戚、朋友间发起集会，许诺固定的收益，以类似会员制的方式融资。这让温州商人逐步形成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信用体系，“外人就很难融入这个体系，温州人也不能接受完全把自己的钱交给别人管理。”周德文说。

　　但李威也承认，既是投资人又是管理者，让他很难把握和张常发的关系，“日常工作和最后拍板的过程中，这个度很难把握。”

　　温州总商会的李恒却有着更大的担心。

　　“大部分温州商人发家都是短、平、快的小商品、大市场模式。后来的炒房、买煤矿、甚至炒大蒜，更加重了温州模式中注重短期效益的性格。”李恒曾对温州本地创投基金做过专门的研究。

　　这种特有的投资性格已经造成了一些畸形的投资现象。李恒说：“按惯例，创投是一种长期性投资产品，大部分投资要七八年甚至10年才能获利退出。

　　但温州很多投资者心理底线却是一两年，于是把投资重点全放在Pre-IPO项目上。”

　　所谓Pre-IPO项目投资，即在企业上市之前，或预期企业可近期上市时投资，然后在其上市后，从公开资本市场出售股票退出。

　　“但这种项目非常少，就算有，人家此时融资也不是为钱，而是看重投资基金在上市过程中的运作能力。”张俊说，这样的项目一般都被垄断在全国知名的大型创投基金和券商手中。

　　“很多管理者为了满足老板的要求，只好去‘想办法’，结果只有两个，要么就是内部违法交易，造成PE腐败；要么就是受骗上当。而且后者的几率要远远大于前者。”张俊说，另一种畸形现象就是“炒股权”。

　　“就跟炒房一样，我以2倍的市盈率投了个项目，如果别的基金有兴趣，就以5倍的市盈率转手。”张常发说，这在温州本地创投中已不是新鲜事，但危机也显而易见，“就看最后一个接棒的人是谁了。”(文中张常发、李恒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