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全球化是中美关系最大的‘压舱石’”

　　中美双方维护国际安全、稳定，进而根据全球力量变化调整自身的外交和安全资源配置，包括对双边和多边国际协调机制的探索都不应是针对对方的，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竞争性的“零和游戏”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士龙

　　最近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负面消息似乎一下子多了起来，两国媒体和民间舆论的注意力都被美韩黄海军演、中美高官在南海问题上的言辞对撞等事件所吸引，对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双边关系“高开低走”的趋势表示忧虑。针对这一现象，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白乙。

　　从中美关系的战略大局出发

　　《瞭望》：作为长期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学者，你怎么看中美关系的现状和今后的走势？

　　吴白乙：7月下旬我去美国开会，正赶上两国在黄海、南海问题上争论上升，从访谈的美国政府和智库的许多人那里听到的说法和看法中感受到，美方的确对中国的担心和疑虑在增加，有些人甚至认为中美关系再度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冲突期”，主要理由是中国对外特别是在周边的行为看上去“咄咄逼人”，仿佛要借美国当前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困难搞分庭抗礼，在亚太地区搞“一家独大”，在其他地方挖美国的墙脚。对此，美国自然要作出反应，所以中美之间摩擦甚至激烈较量的几率必然会增加。我的看法是：

　　第一，中美关系确实比以前复杂、宽泛了不知多少倍，双方政府和官员都应明白其中各个领域、各种动力、各类利益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矛盾甚至抵消的内部机理。对此，理智和健康的认识应该是一方面承认这个大盘子对双方“利大于弊”，另一方面也要允许“按下葫芦浮起瓢”，及时控制好突出的矛盾。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没有停下来，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经过多次的激烈调适，最后双方都能够将暂时的、局部的利益矛盾平息下来，服从长远的、全局的利益需要。

　　所以，在出现阶段性矛盾的关头，两国领导人和有识之士都要“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能因暂时的困难而过高地估计两国关系冲突的一面。正像中国领导人在前一阶段处理全球金融危机时所倡导的那样，在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信心更重要”。

　　第二，发展中美关系为什么“利大于弊”？什么是中美关系的战略大局？美国人担心中国的战略意图似乎是要急不可待地削弱甚至取而代之，中国国内也一直存在对美国打压、围堵中国发展和上升空间的忧虑。站在各自的角度，这些看法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这些角度都还是阶段的、地缘政治的。

　　看待中美关系，更重要地是要找到大的历史和全球视野来解释和预测。比如，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其必定充当贸易、资本、技术、安全和治理全球化进程主要推手的角色，并且从中获得巨大的体系优势和利益。与此同时，美国也必须承受这一进程中的必要代价，允许其他体系成员分享发展的红利；作为特大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只能通过加入、尊重进而获取全球生产、贸易和服务体系，并逐步为其进步和平衡发展作出贡献来得到稳定的、可持续的繁荣。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际战略主线，始终是承认和维护体系分工乃至相应的权利、责任，因此中国外交也一直实行全方位合作与和平共处的指导学说。

　　一句话，美国和中国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全球化带给中美两国超出历史先例的共生利益就是中美关系最大的“压舱石”。按照这个逻辑，双方维护国际安全、稳定，进而根据全球力量变化调整自身的外交和安全资源配置，包括对双边和多边国际协调机制的探索都不应是针对对方的，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竞争性的“零和游戏”。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陷入全球化带来的结构失衡性危机后，战略焦虑加深，对“分蛋糕”不仅缺乏信心，而且要和中国“斤斤计较”，好像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是针对美国的，于是就在中国周边“设桩”、“打楔”来加以防范。如果说我对中美关系有什么担心的话，那就是不愿意看到美国的思想界和主导对华政策的人士失去战略眼光，重返前些年“新保守主义”势力的窠臼，那样不仅会导致中美关系的倒退，更可怕的是导致美国对外政策失去合作思想的基础而走向孤立主义，最终错失竞争和发展的重大机遇。

　　做好与美国深度相处的各种准备

　　《瞭望》：你上述“登高望远”的观点很有意思，但是怎样处理中美关系当前出现的问题呢？

　　吴白乙：中美两国固然要着眼大局，同时也要着眼解决好现实问题。

　　从打交道的具体角度看，我觉得从美国方面讲，主要应该及时调整心态，像奥巴马总统和洪博培大使所说的那样，学会了解和理解中国。事实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强势和快速发展一直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解决不了既领导全球化，又无法接受中国强大的矛盾心结。此外，美国国内政治，比如两党竞争、立法与行政部门之争、产业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媒体和非政府团体的角色都容易造成对华政策缺乏系统和长期稳定，同时也容易使美国其他对外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和影响。

　　就中国而言，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好与美国深度相处的各种准备。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化程度的加深，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的制定过程与参与也日趋多元，必然带来部门之间协调、对外表达一致性等方面的困难，主渠道的声音有时甚至被来自其他渠道的“杂音”所遮盖。

　　我当然希望美国有识之士能意识到自身体制的各种不适应处，拿出有效的办法避免中美关系频繁地被其他次要因素干扰，说到底美国的对外政策也需要体制和观念创新。

　　但美国的事情我们终究管不了那么多，只能做好自己的“家庭作业”(homework)。比如，对外决策还是应该高度集中在中央，集中在最高领导层，部门和行业的责任、权利和行动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央的大政方针；具体涉外工作的总体协调机制和质量，特别是权威性应进一步强化；对美外交要更加注重在国会、州、选区等层面的力度；涉外宣传，特别是国内与国际宣传的协调性应该进一步改进，主管部门应对非主流媒体的指导、通报和培训制度作出创新；对学术研究，特别是系统性、前瞻性研究的国家投入与导向应该加强，等等。

　　总之，中国对外决策的体制优势还是存在的，各级领导应该“讲政治，讲纪律，讲大局”，不能放任部门利益和市场化因素“蚕食”中美关系关键的、全局性利益。从另一个角度讲，做好了这些功课，我们就不会给美国内部的保守势力提供“弹药”，有利于保持两国关系大局的平稳。

　　最后，我还想重复一下在别的场合谈过的观点，就是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还很漫长，虽然已经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的综合国力，特别是人均财富、科技、教育和文化实力仍然落后很多，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还面临着艰巨的改革任务，这些都需要国人继续冷静地看待自己，谦逊地向世界(当然也包括美国)学习。落后而不知，小成易浮躁，得势则忘忧，种种虚妄心态都不应阻碍一个伟大民族奋进的步伐，不可干扰其构建和谐世界的高尚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