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台河，金牌照耀的枯竭之城

　　30多年前，因为煤矿，七台河从一个镇变成了一个市。

　　现在，煤矿即将枯竭，“速滑”能成为这个城市的救命稻草吗？

　　中国周刊记者  田乾峰 北京报道

　　大巴车里，乘务员大声宣布：“车里有厕所，上厕所记得关门，都是大人了，别那么不害臊；车里不许脱鞋，空调是内循环，这是为你们好，到时候都是臭气。”车行驶五分钟，她起身，大声嚷嚷：“谁脱鞋了？我可闻到味道了，别不自觉。”

　　司机头顶上的液晶电视正播放一部由古天乐、吴君如演的港式搞笑片。途中，乘务员试图播放一部美国文艺片，遭到全车人的“讨伐”。一个中年男人大声嚷嚷着：“外国的咱看不懂，放点能让大家乐呵的。”

　　这是一辆从哈尔滨开出的大巴车，终点是七台河，一座闪烁着金光的冠军之城。

　　金牌城

　　我们行驶在哈同公路上，这是唯一一条连接哈尔滨和七台河的公路。路况不好，500多公里的路至少要开7个小时。长年行走在路上的运煤货车因载重过大把路面轧得坑坑洼洼，以至于沃尔沃大巴是以80迈的速度缓慢爬行。

　　“七台河是一个死角，铁路到这里都是终点站。”坐在我旁边的男人解释，七台河本地人出行一般选汽车，“火车太慢，晚七点发车，早五点才到哈尔滨，一天只一趟。”虽然，这条路又在民间被誉为“死亡路段”——数不清的车祸和命丧黄泉的赶路人。

　　“为什么要去七台河？”坐在我旁边的男人不解。当我说是去了解“七台河的短道速滑”时，他撇撇嘴，开始列举从七台河走出的短道速滑明星：“王濛？杨扬？……”这些熠熠生辉的奥运冠军从他的口中念出时如此平淡无奇。

　　七台河位于黑龙江省东部，以煤矿能源为主要经济支柱。全市人口80多万，三区一县，是黑龙江省内最小的直辖市。出租车绕城一圈只需用时20分钟。

　　在竞技体育范畴内，七台河却又显示出了神秘的一面：中国在冬奥会历史上共获得9枚奥运金牌，七台河一市就拿下6枚。杨扬、王濛、孙琳琳这些奥运冠军均出自七台河。从1986年七台河正式组建速滑体工队开始，走出七台河的运动员共夺得世界冠军奖牌110余枚。

　　一份名为《中国奥运冠军调查报告》曾分析：北京、武汉、上海是中国建国以来诞生世界冠军最多的城市。这些城市之所以能批量产生冠军与城市发展程度密切有关。

　　七台河并不符合这个金牌与城市的分析。

　　七台河体校速滑队的队长马庆忠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试图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无从下口。他告诉我：“冬奥会后，很多人过来采访，但从未有人探究过城市和速滑的关系。”

　　我们坐在七台河业余速滑队的宿舍里，这是七台河体育局从当地一所技校临时租来的。马庆忠执意坐在靠窗边的床上，这样他能一转头看到操场。那里有他的队员，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正在坑洼不平的场地上做速滑陆地训练。

　　马庆忠刚刚从哈尔滨回来。从1992年担任七台河速滑队教练开始，他就年复一年重复着这样的工作轨迹：每年10月到来年4月去哈尔滨做冰上训练；夏季回七台河做陆地训练。为什么要去哈尔滨训练？因为七台河至今没有一个室内冰场。“哈尔滨的速滑场地也有限，白天要先服务于省队训练，我们的上冰时间多是在半夜两点。”马庆忠说。

　　一支烟没抽完，一个瘦弱的男孩推门进来，哭着说：“教练，×××打我。”

　　马庆忠说：“为啥打架？谁都不招惹谁，怎么会动手？”连哄带骂，送走了哭哭啼啼的男孩。

　　马庆忠的弟子大多十来岁，再大一些，成绩好的就会被省体校挑走，然后是国家队。比如他最出名的弟子王濛，马庆忠带她时，是8岁，两年后，王濛离开了七台河。

　　我采访他的前一天，马庆忠刚送队里的一个女孩去省体校。欢送会上，他落泪了，“舍不得让孩子走，但必须得走。”在举国体制下，七台河速滑队处于金字塔最底层。马庆忠明白，他工作的最大意义就是帮助队员离开这座城市。

　　矿工基因

　　马庆忠不是七台河人，是隶属佳木斯市的桦川县人。他从小练速滑，16岁时一场重伤让他休养三年。三年后，当想重返冰场时，却发现没有任何一支队伍愿意接收他。“七台河速滑队在我走投无路下，要了我。”马庆忠说。

　　当年，七台河速滑队教练叫孟庆余，他也不是七台河人，是哈尔滨人。1969年上山下乡来到这座小城，后成为一名采煤工人。在小城平淡无聊的生活中，孟庆余痴迷滑冰的故事很快远近闻名。传说中，他下矿都不忘背一双冰鞋。上世纪70年代，七台河市体校委任他成立了第一支短道速滑队。

　　大部分七台河人都是马庆忠、孟庆余这样的外来者。因为这里原本就不算一座城市，只是一个小镇。

　　1950年代，黑龙江省勃利县的一个农民上山撵貉子，不小心撵到洞里，发现了煤。勃利县工业局试探性地刨了一个小井口，发现了一个大煤矿。最初，煤矿隶属县里的工业科。伴随着“大跃进”时代的来临，能源很快成为国家最为倚重的资源。离七台河不远的大庆就因发现油田而闻名全国，这间接让黑龙江省开始整合省内能源。1959年9月份，勃利县煤矿被黑龙江省收归。

　　七台河市是在政府和煤矿两股权力的博弈中诞生的。在勃利县，新成立的矿务局由省直接管辖，矿务局领导的行政级别是11级，比勃利县县委书记还高一级。“地方管不了企业，县里领导开会要对煤矿领导毕恭毕敬。”梁士才回忆说。他是勃利县人，从1950年代起在矿上工作，后来担任过七台河市煤炭管理局党委书记。

　　为了缓和地方和国企的矛盾，1968年，七台河镇改为七台河特区，辖区不包括勃利县。1972年，七台河升级为县级市，但还是比矿务局低两级。1983年，在与勃利县合并后，七台河地方和煤矿两大系统才成为平级单位。

　　至今，在七台河仍存在一个隐形的界限：约80万人口一半属于煤矿，一半属于地方。两套班子，泾渭分明。

　　在1992年成为七台河体校一名基层教练后，马庆忠很快发现，选拔上来的小队员多出自矿工子弟。

　　“不是我们特地选矿工家庭的孩子，而是这些孩子本身具备很优秀的素质。”马庆忠分析说，“矿工家的孩子独立性很强。父亲下井，母亲打工补贴家用，对孩子呵护不够，没有市政系统子弟那么细致。孩子有更多在外活动的空间。七台河市又处在一个丘陵地带，山上山下天天跑，矿工子弟的孩子腿部力量往往很好。”

　　2010年冬奥会上，七台河走出的两个冠军王濛、孙琳琳都是矿工子弟。孙琳琳的家庭显然更符合七台河的发展逻辑。他父母本是辽宁丹东人，第一胎生了孙琳琳，是女儿，想躲避计划生育再要个儿子，所以背井离乡“逃”到七台河。

　　孙琳琳的母亲王金娥说：“孙琳琳他爸以前就在矿上工作，我寻思着这里也有矿，比辽宁好混，生活水平低。如果生个女孩，就给我家亲戚，如果生个小子，就在这里待几年再回去。”起初，她并没有想长久地留在这个城市，觉得“这里太埋汰，污染太严重”。

　　当年孙琳琳要去学速滑，母亲王金娥只问了一个问题：“要钱吗？”知道并不需太多费用时，她就没再管过女儿。孙琳琳住在七台河郊区，从家到体校要步行一个小时。王金娥从来没送过，因为“和他爸都忙着赚钱没时间管。如果接她一次，她指望上你，以后咋办？”

　　绝大多数矿工家庭都是如此，矿上一天三班倒，回家喝点小酒倒头就睡，即使想管孩子，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矿工孩子家庭条件往往都不好。马庆忠记得，最难熬的是1993年。那年物价非常高，队员一个月交的130元的伙食费根本买不了什么的。常常有父母带走孩子，留下一句话：“马教练我们感谢你，但家里真没钱，咋办？”

　　曾经，王金娥也不想让孙琳琳继续学滑冰了，她看过孙琳琳的一堂训练课，冬天，不能穿秋裤和袜子，教练说这是为了训练脚感。

　　王金娥寻思着“这叫什么练法，咋这么苦？”再加上随着孙琳琳水平提高，一副冰刀原来是200块钱，现在要买3000块钱的，如果再入选省队，一年的学费是两万块。王金娥跟女儿说：“你别练了。”孙琳琳不吱声，实在被王金娥说急了，就低声说：“家里要实在不行，我就不练。”

　　王金娥心软了。说起父母对孙琳琳成为奥运冠军起到的作用，王金娥很实在：“就是当年惯了她一下，让她继续练滑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