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对话，风向变了

　　第三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既有传统议题，也有随着中日两国经济社会情况变化而出现的新话题，但最大的特征是一些绿色的“虚题”谈“实”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廖雷、章建华发自北京

　　北京，初秋，中南海波澜不兴，紫光阁端庄静谧。8月29日上午8时58分，冈田克也与其他8位日本部长级高官依次步入这座两层清代建筑。

　　等候在此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屏风前与其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温家宝座位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外交部长杨洁篪、发改委主任张平、财政部长谢旭人、商务部长陈德铭站立等候。

　　200平方米左右的紫光阁大厅里，顿时汇集了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几乎所有重要政经要员，在这一刻成为“最具含金量”的单体建筑。中方陪见人员的座位更达六排之多，原有的沙发全部坐满，还增加了两排折叠椅。

　　冈田克也一行并没有如一般外事活动的常规，立即站到自己的座位前，而是顺序走到中方高官座席前，与之前一天的会谈伙伴们依次握手寒暄，似乎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聊够、聊透。

　　的确，第三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涵盖中日经贸关系中几乎所有宏观性、长期性和长期性议题，也难怪28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的正式会议“拖堂”了数十分钟，29日温家宝与日方代表的晤谈更是比原计划的30分钟延长了一倍。

　　事实上，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并连续21年成为日本制造业海外投资首选目的地。

　　“在今天的日本，也许除了电信、铁路等个别行业的少数大企业，其他所有企业都或多或少地与中国建立了经济联系，两国经济事实上已经捆绑在一起。”曾常驻日本的本报记者冮冶说。

　　“中日两国都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重要经济体，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战略磋商对两国有重要意义，对本地区以至世界都将产生重要影响。”温家宝在开场白中说道。

　　冈田克也则在前一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日两国GDP占世界经济的17%，双方都同意各自应该实现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早日复苏作出贡献。

　　日媒焦虑对话主动权

　　“从外事活动看，大会堂里很少出现这么热闹的场面。”28日的对话会开始前，面对川流不息的中日部长级高官和随从人员，一位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不由得感叹。会谈现场，一些参会人员甚至一下子找不到自己的椅子。

　　虽然大厅里蓝底白字的会议背景板与首次对话时没有太大变化，但时移世易——首次对话时，世界经济前景虽不明朗，但仍在既有轨道上规则运行，中日对话主要集中在常规议题；第二次对话时，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中日对话聚焦于“救火”之策；本次对话召开之际，国际金融危机消弭有望，中日两国都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经济合作的内生动力更为强劲，双方对于经济战略合作的需求都更为迫切，需要切实探讨“后危机”时代的合作共赢之道。

　　然而，在外界看来，中日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的第二、第三座次在今年第二季度刚刚完成了置换，两国的经济高层对话应该更多地表现出竞争、交手的态势。

　　外媒的关注点也确实在此。《朝日新闻》29日报道说，日本经济产业相直岛正行针对中国“开采产生环境问题”这一大幅削减稀土出口量的理由提出，“日本或许可以在技术方面提供合作”，但中方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法新社28日则注意到，今年，外国在华企业不断出现劳资纠纷，日本企业首当其冲。报道引述一日本政府发言人的话说，“中国认为工人闹事是要求提高工资的‘自然’现象。日本对此很不高兴。”

　　媒体通过这种“不高兴”暗示，中日经济对话的风向似乎有了变化。

　　“在此前自民党执政时代的两次日中经济对话中，呈现出的是日本占据主动，迫使中方解决问题的格局。比如在福田政权时代举行的第一次日中经济高层对话，主要是日方要求中方提高人民币汇率、推动结构改革。麻生政权时代举行的第二次对话，主要是日方要求中方妥善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以消除‘毒饺子’问题造成的影响。相比之下，这次给人的印象却是日方在哭穷，希望得到中方善待，”《日本经济新闻》29日归纳道，从这次对话中不难看出“自信的中国对焦虑不安的日本这样一幅构图”。

　　对话务实才是新风向

　　在一些日本观察人士眼里，“日本方面郑重提出的希望改善对稀土类的出口限制、妥善处理劳资争议的要求，被中国方面轻而易举地回避了……这次对话可以说是进行了充分的‘务虚’”。

　　但实际情况恐怕并非如此。前两次高层对话或许是缘于情势，不得不讨论一些应急的问题，但此次对话除了讨论中日双方时下关切的话题之外，对拓展中日在新领域的合作有个更清晰的描绘。使一些原本看似很“虚”的话题给落实了。

　　在28日的会议间隙，商务部长陈德铭走出会场专门向《国际先驱导报》等少数几家中外媒体“吹风”。他表示，绿色经济合作是此次对话的新热点，中日两国在绿色高科技方面的合作大有可为。

　　陈德铭举例说：“中国推行的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和汽车消费鼓励政策等一方面促进了内需，另一方面也为旧家电旧汽车处理带来了难题，而日本在这方面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之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也向《国际先驱导报》等几家媒体记者透露，此次对话中，中日双方同意进一步落实胡锦涛主席2008年访问日本时签署有关文件，就清洁能源发展机制、节能环保、清洁煤技术和碳捕获与封存等展开进一步合作。张平还介绍，在以往四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中，已签署76个合作项目，还有300多名中方人员赴日研修，今后将继续办好这一论坛。

　　冈田克也则向记者表示，对话中双方就环保、节能等广泛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探讨，并同意进一步加强合作。

　　正如温家宝在会见日方代表时所说，中日经贸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呈现积极向上的发展势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和对日投资增长较快，循环经济、绿色经济、节能环保有望成为双方合作新亮点。

　　在这一背景下，此次对话既有食品安全、产业合作等传统议题，并签署了相关协议，也有稀土出口限制、劳资纠纷等随着中日两国经济社会情况变化而出现的新话题。而最大的特征，是“绿色经济”“循环经济”“高科技合作”等“虚题”谈得更“实”了——这或许才是最该关注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新风向。

　　在华日企待遇为何有点低

　　中国员工在日资企业获得的薪酬和收入外的福利待遇都相对较低，调整投资、用人思路恐怕是日企可以采取的劳资双赢措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宋媛发自北京

　　包括本田、丰田在内的诸多在华日资企业，在年内连连出现以加薪为主因的罢工——也许巧合已难以说明全部问题。

　　“一些外资企业劳动争议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工人工资相对较低。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处理这个问题。”外电引述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话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8月29日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第三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日本代表团时，曾作出坦率的表示。

　　薪水没法和欧美比

　　“那些与中国汽车制造商合作的装配厂和其它制造厂里，公司对工人支付的是‘恰当的工资’，”丰田驻北京发言人8月31日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我们恰当的工资水平是通过考虑工厂所在地的物价水平、汽车和其它行业的整体工资和薪酬条件制定的。”

　　然而，资深汽车分析师，某网站汽车频道首席评论员贾新光告诉本报记者，“相比西方欧美公司，很多日本公司在支付工厂工人与办公室白领的工资方面确实没法比”。

　　德国大众汽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主管告诉本报记者，当位于广州、天津这些城市的一些日资汽配厂发生罢工事件时，大众汽车从未担心会发生类似罢工。他说，“我们给的工资一般大大超过日本汽车制造商给的工资”，但他没有为此提供具体数据。

　　“上海外资企业如此之多，日语系学生经常在求职受挫时跟我抱怨日资公司薪酬低，如果能够早些再将英语或德语学的专业一点，这就可以帮他们找到薪酬高得多的工作。”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恩铭告诉本报记者，日资企业工资低不只是出现在汽车行业里。

　　据昆山人才网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从绝对收入的数字上看，欧美企业远远走在日资企业的前面。数据显示，2009年在工人这个职等段上，日资企业员工的平均年收入为1.6万元，欧美企业的工人平均年收入为2万元。日企中的普通员工年收入约为3.2万元，而欧美企业则可以达到4.5万，比日企员工收入多出了近40%。随着职位的上升，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到了主管的职位，日企与欧美企业主管的收入分别为5.8万元和8万元。而在经理及以上的职等段中，日企经理的平均年收入为12万，欧美企业经理平均年收入可达23万元，差距拉到两倍左右。

　　大众那位高级主管介绍：“和同行交谈时，我们有趣地发现，欧美在华企业的员工，常常是因为个人职业发展而选择离职。但日资企业员工，首要考虑原因则基本是‘薪酬’。”

　　今年3月9日发布的《2009年度高新区薪酬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100多家企业尽管受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但去年职工工资仍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平均增幅为6%。与前年相比，欧美、日资企业去年整体调薪幅度分别为8.1%、5.7%。

　　福利待遇有差距

　　“也不能一味指责日本企业的工资低，因为日企在日本一般得负责员工的养老问题，所以在工资中扣除了很大一部分比例。虽然工资相对低，但是退休后保障好。”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马凡华告诉本报记者。

　　但问题是，在华日企的养老保障并不完善，造成的企业负担远没有在其本土高。如果工资依旧相对较低，就显得不合理。

　　企业福利主要由培训、休假制度以及住房这三大块构成(奖金、津贴等现金福利可算作现金收入)。在这三方面，马凡华表示，欧美企业员工的待遇也略微高于日资企业员工。

　　“我很自信，相对于日资企业，欧美企业在员工培训方面，出手显然更为大方。”大众的那位高级主管说。调查也显示，欧美企业对于管理层、专业人员以及一般员工每人每年的培训支出分别为3000元、2000元和800元，而日资企业分别为2000元、800元和200元。

　　在休假制度的设置上，欧美企业中，按职位与服务年限设置休假时间长短占15.4%，仅按服务年限设置占69.2%，仅参照职位设置的占7.7%，而无论服务年限和职位将所有员工一视同仁的占7.7%。在日资企业中，82.3%的日企均只参照服务年限设置休假制度。显然，日企的企业文化中更看中员工的资历。“这样的福利体系中，难以保障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贾新光说。

　　用人、投资思路有别

　　彭丽(化名)在深圳一家生产打印机的日资工厂中做比较低级别的管理工作。“现在一个月将近3000元，同在一个厂的另一些日籍人员，即使行政文员也有每月拿4万元的，而课室经理则年薪百万以上。”据彭丽介绍，她所在的日资企业，办公室行政管理人员以及经理以上级别的管理人员多从日本请来。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大多数日资企业不假思索地选择以降低中国本土员工薪酬福利成本为切入点，来控制人工成本，”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告诉本报记者，“这显现出，一些日资企业延续着将中国作为廉价劳动力供应方的思路。”

　　日资企业与欧美企业在员工薪酬方面产生比较大的差距，还因为欧美企业和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定位不同。

　　交大正源薪资分析师李双表示，日本企业在华东地区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或机械制造业。它们更倾向于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很多公司并没有在华设立研发部门，因此对人才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而欧美企业涉足的行业更加多元化，这其中还包括很多回报率较高的服务业。主流企业纷纷把地区总部设在中国尤其是华东地区。自然地，欧美企业员工工资平均下来就普遍高于日资企业。”李双分析。

　　“欧美企业也更倾向于用高薪刺激自己的员工，尤其是一些高级管理人员。”贾新光介绍。

　　总体而言，中国正在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国内市场也在不断发育，这为日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要更好地抓住这些机会，在投资和用人策略上做些调整应该是恰当的，那样才能使劳资双方都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