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昔日农家子弟，到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民营企业家、慈善家，再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嫌疑人，李途纯为何会惨遭“滑铁卢”？为此，《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访了大量曾与李途纯、太子奶有过接触的专家、官员及企业内部员工，他们认为，太子奶落得至今下场，除李途纯性恪(勤奋、直爽、善于思考、视野开阔，但易怒、疑人、骄纵、好大喜功、缺失信用等)原因外，大致还有如下几点：

　　一、过度融资。太子奶起家至发家均为举债经营。特别是2006年引入英联、高盛、摩根约7300万美元资本、2007年获得以花旗为首的国际六大财团5亿元人民币贷款引人注目。至2008年，太子奶债务约26亿元。

　　二、盲目扩张。2000年—2007年间，太子奶先后在湖南、北京、湖北、江苏、四川兴建了5大乳酸菌奶饮料生产基地，圈地超过3000亩，有生产线50条。

　　三、家族管理。如李途纯弟弟与弟媳负责采购、妹妹负责印刷、妻子负责童装与广告、妹夫负责总公司北京市场、儿子负责北京子公司等，鲜有职业经理人在太子奶被重用。

　　四、营销单一。依赖“经销商先打款、后发货”的模式，宣称“无成本生产，零风险经营”，重视中间商而忽略终端，鲜少市场化运作和市场维护。这样的结果是，在蒙牛、伊利等大品牌的挤压下，太子奶产品基本只能退守二、三线城市。

　　五、增速不快。太子奶的销售额2005年约11亿元，2006年约12.5亿元，2007年17.6亿元(交给三大投行的注水报表为30亿元，当年实际亏损约2亿元)，2008年12.3亿元。期间的增长大部分体现于代工上。生产成本与物价上涨情况下，利润大幅缩水。

　　另外，这些知情人士还称，2008年是李途纯人生的一道坎。2008年1月前后，全国范围内的冰雪灾害天气，使太子奶失去了春节旺季；2月-3月，太子奶品牌形象代言人之一发生“艳照门”事件，近1000万元的代理费打了“水漂”；3月-4月，奶粉、聚乙烯等原材料疯涨；5月，汶川地震，筹备了两年之久、已进入试产阶阶的成都基地强制停产，进行危房鉴定；6月-9月，北京交通单双号通行、限区域、限地段等导致太子奶北京基地物流不畅；9月开始，金融危机，银行惜贷、催贷，供应商、设备商、建筑商、经销商不约而同前来催款、催货，员工工资一拖再拖；10月开始，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太子奶亦受影响……刚刚跑马圈地且2007年度出现大幅亏损后的太子奶终于“扛”不住了，轰然倒在了金融危机之下，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对话文迪波：

　　太子奶还有机会崛起

　　《中国经济周刊》：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太子奶的？

　　文迪波：2008年底，我和几位政府官员一起聊天，其中一位问我熟不熟悉太子奶，我说不熟。他又说，最近政府借了3000万元给李途纯(指经株洲市政府介绍，株洲南车时代集团借给太子奶3000万元)，你怎么看？我脱口而出：虽然我不了解太子奶，但我看到过太子奶的规模，政府3000万元扔过去，恐怕会像一颗手榴弹扔到航空母舰上，不会起任何作用，除非是核弹头。太子奶这样的企业，(经营)正常的话，几千万根本击它不沉，要是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3个亿都不行。几千万，这点钱凭李途纯的“惯性”都可以做到，还要找政府出面“做中”干嘛？他们听了半天没有讲话。果然，这笔贷款不到10天就打了“水漂”，连抵押手续都没来得及办理，太子奶的债权人就蜂拥而至，资产全被冻结、查封了。这可能是个预兆。不久之后，我接到了市领导的电话，要我过来。

　　《中国经济周刊》：领导怎么说？

　　文迪波：说是株洲市委、市政府领导集体定下的事。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中国经济周刊》：株洲南车时代集团原总经理廖斌是因为此事辞职的吗？

　　文迪波：(思考了一会)不是。我和廖斌的关系比较好。此前，他就对我讲过他想下海或从政的事。他有抱负，能力也很强。不过太子奶的这事与他下海没有直接关联。

　　《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高科奶业托管太子奶后的经营状况如何？

　　文迪波：完成销量6个亿，实现利润4400万元，上缴税收3050万元，为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维护社会稳定，代太子奶偿还债务1.8亿元。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呢？

　　文迪波：目前很好，两班倒，24小时生产，平均每天约有3万箱的产量。不出意外，全年实现(销量)5个亿不成问题，一定要维持、保护好(销售)网络，这是重生的根基。

　　《中国经济周刊》：从2008年至今，太子奶错过了一些机会。目前，乳制品行业里做乳酸菌的多吗？

　　文迪波：以前不多，伊利、蒙牛等巨头都是这几年开始进入的。不过，太子奶还有机会崛起。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6月，你就提出了要对太子奶进行破产重整，如果当时就按照你的计划操作，是不是太子奶重整也许就不会这么曲折？

　　文迪波：不能这么讲。当时的计划肯定没有错，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计划。但要使每一个人都能看到问题的本质，这需要时间。

　　李途纯把太子奶从无做到有、从小做到大，这种地位与影响力，其他人不可替代。至于他这个人信用如何，他是否能继续经营好太子奶，他能否引进投资者实现重组，这需要时间来认识。假如当时市里给了我足够权力，让我一意孤行地做下去，毫无疑问能做成，但是人家会觉得，李纯途受到了天大的委屈。经过以后的那些折腾，债权人、政府就充分看到了李途纯信用、管理上所存在的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种考试。

　　《中国经济周刊》：李途纯“集资”，不是今天才出现。外界的声音是，早不抓迟不抓，为什么到今年6月才出手呢？

　　文迪波：中国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民营企业很少不集资的，这个事可大可小，还了事小，没钱还、还把事情搞大了就是问题。

　　2008年，太子奶的债权人盼着李途纯还债，李途纯还不了；到了2009年，债权人又指望高科奶业还。高科奶业实际上也没还多少，株洲市政府拿出了9600万，以及高科奶业托管太子奶产生的利润，全部用来还债，但像“撒糊椒面”一样沉入了大海。何时是个了结？ 2010年，债权人看到高科奶业也搞不定了，也绝望了，就告到公安，公安就立案抓人了。

　　《中国经济周刊》：引进软银中国、北京商络之后，现在启动了破产重整程序，你估计重整要多久？

　　文迪波：今年年底以前。不过可能还会要超出一些时间，太复杂了。株洲市里还想调整一下战略投资人的结构，不仅是要找财务投资者解决太子奶资产状况的问题，还要找一家实业投资者，找行业里面做得最好的。

　　《中国经济周刊》：有没有适当候选人？

　　文迪波：有几家，但不方便透露，但我可以说的是，我很钟情某乳业公司。

　　《中国经济周刊》：株洲市政府给了你回去的时间表没有？

　　文迪波：哎哟，开始的计划是半年到一年。事情太复杂了。市领导曾对我说，太子奶的事没搞好，你就回不来。人家都可以走，唯独我不能走。原来我们这个团队有7个人(政府官员)，现在只剩2个了。

　　《中国经济周刊》：有没有留在太子奶，或者个人持点股份的想法？

　　文迪波：我没有钱。太子奶重整完成后，我的使命就完成了。现阶段，就能力来说，我的位置一般人取代不了。为什么？因为我熟悉银行、熟悉政府、熟悉企业(此前，文迪波有过株洲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企业法人代表、国开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助理等履历)。解决太子奶的问题，确实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但是，企业正常运营后，我的作用就不大了。因为我不懂工艺，实际上对市场也不清楚，我无法取代专家，也无法取代职业经理人。我是一座“桥梁”，从乱到治的这个时期，是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