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这个军衔为少校的营长又被上峰委派，负责1945年9月9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的警戒工作。在许多参战部队眼中，这个任务被视为“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

　　作为一名抗战史研究者，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的全过程，晏欢原本已经十分熟悉，但赵振英的描述，又为他补充了许多原本不为人知的细节。

　　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是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就竖着一根旗杆，用蓝白相间的布条包裹，旗杆上挂着同盟国中、美、英、法、苏的五面国旗。

　　每根旗杆下，都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精神抖擞的第一营士兵，他们身着绿色卡其布美式军装，戴着钢盔与白手套，背军用背包，手持美式冲锋枪。为了防止走火，士兵的枪膛里并没有上子弹。

　　签字仪式时，赵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团投降席的左后方，他的士兵遍布整个会场，这些士兵的人数与站位，是赵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的，并经过了再三演练。

　　在签字仪式的10多分钟里，会场里唯一能够自由走动的，就只有赵振英一个人。他的任务，是时刻注意部下的军姿，防止出现意外。

　　更让晏欢震惊的是，在他带去的当时美国记者拍下的受降仪式老照片中，赵振英甚至发现了一个疑似自己的身影。

　　这张老照片的主体部分，是中国受降席与日本投降席，但照片的左下角落，在一排士兵背后，站着一个面孔模糊的军官，身着马裤，脚蹬长筒马靴，腰间别着手枪，打扮与旁人明显不同。

　　“这个人有可能是我。”在赵振英的记忆中，作为会场警戒部队的最高长官，为了彰显军威，在受降仪式前些天，他特意到会场附近的裁缝铺里，订做了一套马裤制服。

　　而那张照片和签名本上的故事，赵振英也记得很清楚。

　　受降仪式后不久，1945年10月6日，在南京的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新六军营级以上的军官，都出席了。那个时候，他们是众人仰慕的英雄与胜利者，在最上方那排军官的右侧，赵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

　　随后，新六军中的美军联络官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离开了中国。在走之前，约翰·葛顿南少校拿出了这个红色笔记本，让在场的中国军官在上面签名，作为对这段光荣岁月的纪念。

　　南京受降仪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一页。这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在抵抗外族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也成为赵振英一生中最为骄傲的经历。尽管时隔60多年，老人依旧记得当时的心情。

　　“略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老人的脸上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自豪感，“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就没有打过胜仗，8年抗战，风餐露宿，终于把日本人打投降了！我能亲眼目睹这一切，荣耀啊！”

　　只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少校营长不会想到，一度被他引以为傲的这分荣耀，很快变得黯淡无光。它先是被冲淡，然后被践踏，之后逐渐凋落，像落叶一样，被主人扫到内心深处最为隐秘的角落，一藏就是几十年。

　　少校变身工程师

　　在没有遇见晏欢之前，家人从来都不知道，赵振英有过这么荣耀的历史。

　　赵振英的儿子赵精一清楚地记得，2005年9月9日晚上，《新闻联播》播放了南京受降仪式60周年的新闻，电视机前原本沉默不语的老人突然开口说：“那个时候，我在现场。”

　　“老爷子不会是老糊涂了吧？”赵精一和媳妇打心眼儿里不相信，在他们心目中，沉默寡言的父亲，怎么会有如此光荣的历史？接下来，他们也没有追问父亲。

　　晏欢曾问过赵振英：“为什么你不告诉家里人呢？这多光荣啊？”

　　“我一直觉得这是臭史，是丑恶的历史。”老人的回答戳痛了晏欢，“你想想，要是不丑恶，后来为什么坐牢呢？好人能坐牢吗？”

　　在南京受降仪式后，赵振英只享受了短暂的两个月的平静生活。国共两党的内战一触即发，1946年初，新六军奉调北上，赵振英也随部队一起进入东北战区。

　　不过，这个少校营长已经厌倦了战争，他只想圆自己的大学梦。1947年，他参加了“留美军官考试”，并获得了沈阳考区的第二名。在赵振英的记忆中，日后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是当年考上的幸运儿之一”。

　　但赵振英没有黄仁宇那么幸运——他最终落选，不得不返回部队。历史的大手，也把这支往昔的荣耀之师，推进了失败的深渊。1948年，新六军在辽宁黑山附近被解放军围歼，大部队被冲散，赵振英打扮成农民，趁乱脱离了战场。

　　随后，他一路南下，一直到杭州才停住了脚步。此时，已是1949年末。旧政权已被推翻，一个全新的政权，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

　　赵振英在杭州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准备考试。因为高中打下的底子很好，他报考的5所大学，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最终，他选择了南京大学，成为工学院机械专业1950级的大学生，并在毕业之后，进入了一家国营工厂，成为一名工程师。

　　从士兵口中的“赵营长”，变成工人口中的“赵工”，赵振英一度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告别颠沛流离，开始平静的生活。

　　可他错了。

　　从“罪人”回归常人

　　1966年，“文革”开始，人们在赵振英的档案中查到了他的历史，从那时起，赵振英便陷入了一场长达10年的噩梦中。

　　每天早上，他上班之前，都要去工厂的传达室领上一块“反革命分子赵振英”的牌子，并把它挂在脖子上，下班后再交回去。革命群众随时都会对他发动批斗，他弯腰90度站在人群中，戴着红袖章的革命群众围着他，用木棍肆意殴打。

　　担心被人抄家，在一个深夜，这个工程师含泪烧掉了他的过往。那些战场上的照片、徽章、以及能够证明自己军官身份的文件，随着一阵火光，化为灰烬。

　　3年后的一天，两个警察出现在他面前，他们让赵振英在一份逮捕书上签了字，给他戴上手铐，将他带到了一个体育场里。这儿正在举行一场公判大会，在革命群众震耳欲聋的“打倒”声中，赵振英以“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罪名，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

　　监狱里的日子是难熬的。一张大通铺，睡着10多个人，经常吃不饱。赵振英的活儿，是在一个烧砖的窑厂里，清理烧剩下的灰尘与碎砖。每天，他都要推着三轮车，在几十个窑洞里来回走，一天下来，全身覆满灰尘，只露出两只眼睛。

　　然而精神上的折磨，远远超过身体上的折磨。对于自己的罪名，赵振英始终“不服气”，他一边劳改，一边给法院写申诉书，经常处于恍惚之中。有天晚上收工回来洗脚，他没有脱鞋子，就把脚伸进了盆里。

　　寄出的十几封申诉书，如泥牛如海，一去无回，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判决书。

　　赵振英的妻子宋玉岐，是1946年他在长春驻守时认识的。她出生于一个大户人家，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从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毕业后，她成为吉林铁路医院的一名牙科医生，赵振英去那儿看牙，两人由此结识、相爱，并于一年后结婚。

　　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赵振英心里清楚，妻子一定是不得已才作出这样的决定。果然，过了几天，儿子赵精一来探监，偷偷告诉父亲：“我妈让你放心，她不会和别的男人结婚的。”

　　事后，赵振英获知，妻子为了他受了许多苦。在那个时代，“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抬不起头的，原本娇生惯养的妻子，被下放到河南劳动，白天打扫卫生，晚上挨批斗，批斗完了还不能回家，只能睡在写大字报的台子上，天气冷了，就用大字报盖在身上御寒。

　　1975年，这场噩梦总算终结。当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官的特赦令，赵振英也在这个行列中。特赦后的第二天，赵振英便让单位开了封介绍信，与妻子复婚。

　　在这之后的20年中，这对历经磨难的夫妻，终于回归了平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