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良：逼你直视垃圾围困之城

　　垃圾多了，无处安放。人们焚烧它、掩埋它，在垃圾堆上铺上草坪，盖上新房。无数现代景观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上崛起，它们美丽妖娆，以致让人们忘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垃圾山下，一座臭气熏天的泔水养猪场。养猪人从城里拉来变质的厨余垃圾喂猪，然后再把猪肉运回城里，如此循环。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200多只绵羊整个冬天都在垃圾中翻拣可吃的东西，不洁净的食物使绵羊极易发病，绵羊主人不得不经常给它们注射药物。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垃圾场建在一条小河边，附近的奶牛养殖场每天都在河里饮牛，喝足了水的奶牛还要扫荡一遍垃圾场，搜寻食物。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这里有一座垃圾转运站，垃圾渗滤液对地下水源造成不可逆转的污染，而其周边全是蔬菜生产区，浇菜用水取自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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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是一位叫做王久良的自由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的场景。从2008年10月开始，王久良走访了北京周边400余座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这些垃圾场往往有上万平米规模，密布在北京五环和六环附近，环绕着这座城市。王久良因此给自己这个项目命名为“垃圾围城”。

　　2010年夏天，被精选出的部分项目照片在北京宋庄美术馆展出。

　　“艺术对我一点都不重要了”

　　作为展览策展人，摄影家鲍昆对王久良的印象是“有思想，没有沾染许多年轻艺术爱好者那些急功近利的坏毛病。”

　　王久良拍摄“垃圾”何止不“急功近利”，简直带着股“拙”劲。

　　2008年，为创作一部反映中国民俗文化的摄影作品《鬼神信仰》，王久良回到老家山东的田间地头。在王久良的记忆里，家乡处处可见小水塘，蛙鸣阵阵，鱼和蝌蚪不时出没。但回去之后，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无处不见的废弃农药包装塑料袋。“当有一个东西突然击中你内心时，你便会思索”，王久良回忆，正是家乡的“突变”震动了他，“我脑海里忽然闪现了曾见过的北京郊外的垃圾场。”于是，一个关于垃圾题材的拍摄计划开始酝酿。

　　回到北京后，王久良开始了他的“垃圾探索”。每天早上6点，他骑着摩托车准时出发，一路尾随垃圾车，用这种笨办法，王久良到达了北京周边一个又一个垃圾场。

　　之后，王久良把这些“发现”借助Google Earth上的地图弄清其形态，再把类似模样的图块都标注出来。没多久，他发现，地图上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北京团团实实包围起来。

　　王久良根据Google Earth分析出的“垃圾所在点”制作了一个指示图，一个个进行实地考察，在北京五环到六环之间锁定了400多个具备相当规模的拍摄“备选地”。“规模小的，都没算在内。”王久良说。

　　根据前期摸索，王久良有了一套辨别垃圾场位置的“窍门”：“一片空地冒着黑烟，很有可能是垃圾场焚烧垃圾；另外，还可靠气味判别。”王久良说，当距离垃圾场3公里的时候，一般就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在他拍摄时，就有垃圾场周围的居民向他抱怨，为了逃避令人作呕的气味，他们夏天根本不敢开窗，每次家里打药之后，就是一地苍蝇的尸体。“大型的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合建立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地方的，而北京现在大填埋场仅近郊、五六环中间的就有近10座。几十万人走出家门，就能闻到垃圾场吹来的恶臭。”

　　然而，又何止是“恶臭”？从通州到朝阳、丰台、昌平、海淀、门头沟……，王久良在追踪、拍摄垃圾的过程中，也看到了“一幕幕超现实电影”：周末度假的人，在污水横流的河边烧烤；一对对新人在臭气冲天的温榆河边摆出各种造型拍摄婚纱照；一个漂浮着塑料袋和各种异物的臭水塘边，有人闲情自得地垂钓……

　　王久良很欣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的一句台词，“生活在里面，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处逃避。”“你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或许早就被垃圾污染。”在王久良看来，公众并不缺少发现真相的能力，只是缺少面对真相的勇气。“我也可以在麻木中充分享受生活的幸福。但我已经看到了，所以我感到无以诉说的痛苦。”

　　化解这种“痛苦”的方式，就是用镜头把真相转述出来。“当我进入一个垃圾场时，开始是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但这样不行。我会停下来，抽支烟，想很多事，镜头也会冷静很多。”

　　王久良有几本厚厚的创作笔记，记录着他的拍摄计划、心得与反思。他说，在拍摄进行到半个月时，他把自己全盘否定。“开始时，那种单纯地反映脏乱差，是没有意义的。我更多要考量的是垃圾场和周边环境的关系。比如，我拍大兴区的两个垃圾场，周边全是菜田。大兴是北京的‘菜篮子’，所有大卖场的蔬菜都来自这里。当这么一个垃圾场对地下水造成影响，浇水都取自地下的时候，这个垃圾场就跟我们有关系了。”

　　当逐渐把自己的这种创作思路贯彻下去后，拍到第三个月时，王久良找到鲍昆，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开始觉得，艺术一点都不重要了。”这句话让鲍昆大受震动，或许他觉得，在摄影越来越走向精英化的今天，能像王久良这样，以朴实到不能再朴实的方式，用手中相机积极参与社会的人太少了。“如今摄影的社会责任不被看重。大家为了获取利益，为了追求更加流行的影像风格、影像形式，而故意屏蔽和忽略这个事情。”鲍昆说。

　　在鲍昆看来，“王久良把严酷的现实披露出来。我们在北京看光鲜的高楼大厦，实际上可能在两座楼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厂；我们乘坐京津高铁飞速驶过田野的时候，却不知道，这条铁路遗留下来了巨大的垃圾堆。这些建筑垃圾是无法分解的。一条非常雄伟的现代化铁路和它产生的垃圾永远同在。”至于王久良，则把自己的工作定义为“搜集证据”，而非创作一件艺术品。采访时，他对记者说，宋庄美术馆《垃圾围城》展览开展不久，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等一行70余人参观了展览，并希望他提供全部资料，印成画册下发各区委、镇委以及相关责任组织。

　　另外，随着多家媒体的报道，从上至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垃圾问题。项目拍摄完成后，王久良几乎会回到每个拍摄地进行“回访”，“有些已得到了整治”，这让王久良觉得，历时一年半的努力终于见到了实际效果。即便些微，但终是好的。

　　拾荒者，还是“垃圾人”？

　　在王久良拍摄的照片中，有一系列名为《城边》。它记录的，是垃圾场内数以十万计的拾荒者。仅在那座位于卢沟桥以北永定河西岸的垃圾场上，高峰时就聚集了2000多名来自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拾荒者。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了垃圾分类与回收的主力。

　　王久良说：“若没有这些拾荒者们的辛苦，北京恐怕早已被垃圾淹没。” 因而，他所拍摄的《城边》系列并没有刻意表现拾荒者的穷苦与哀愁，相反，他所表达的是对他们由衷的敬意。

　　在与拾荒者接触时，最触动王久良的，是那些从小生活在垃圾场上的孩子。“他们满身尘土，但眼神永远坚定。”孩子的眼神，让王久良一次次按下快门。“恰恰因为那种恶劣环境，他们反倒生长得更茁壮，更有韧性。”作为成年人，王久良从孩子身上看到的是勇气。

　　孩子，也是王久良让拾荒者接纳自己的“那扇窗”。在王久良之前，曾有摄影记者试图接近并曝光这些拾荒者。“那些成年人对手持相机的人，有天生的敌意，认为镜头只会让他们陷入更难堪的境地。”王久良说。

　　为消解敌意，一开始王久良只为孩子拍照。“1，2，3，茄子！”镜头记下孩子纯真的笑。之后，王久良把相片洗出。孩子们举着相片飞奔回家，“爸爸妈妈快看，王叔叔照的。”不久，这个手持相机的人就成了拾荒者口中的“久良”。“久良”为他们拍夫妻合影，拍全家福。“1，2，3，茄子！”之后，他们对着相片说，“拍得真好！”“如此平常的称赞，特别温暖。”那时，王久良就想，所有的摄影艺术，都抵不上你的工作能给别人带来些实实在在的快乐。

　　正是出自对“久良”的信任，有天，一个母亲拉着王久良说，能不能为自己患有心脏病的6岁儿子，找到“国际红十字组织”。孩子急需手术。可王久良发现，这条路未必可行。“当时，排队等待救助的就有四五千人，何时轮到他？”

　　王久良再去拍片时，告知了男孩母亲这个不顺利的消息。那天，同行的还有鲍昆。“鲍老师和他们说，会尝试找摄影圈中的朋友帮忙。但他婉转地表达，只能尽力而为。”但一出门，鲍昆便对王久良讲：“一定得帮！”之后，鲍昆在博客上发出号召《大家伸把手》。结果仅三天摄影圈内，捐款近5万元。同时，鲍昆还在联系医院。最后，他找到了武警总医院。院方决定为男孩减免一半费用。“手术很顺利，刚刚做完，孩子指甲盖就变红了，嘴唇也有血色。现在上学了，特别圆满。”谈这些时，王久良始终挂着笑。

　　尽管小男孩这件事对王久良是一丝安慰，但他知道，对拾荒者来说，他毕竟是一个旁观者，“可以坐着聊天、抽烟，但是隔阂永远存在，不可能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王久良说，拾荒者几乎不会把他让到家里去。“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多么窘困。我也刻意的、主动的，去尊重他们的自我保护。”因此，王久良的照片中没有拾荒者家里的室内场景。“非要拍到所有的一切？非要看他们到底没什么东西、到底喝什么水、吃什么饭菜？我不想满足这种窥探欲。我更反感出入别人的苦难。”

　　更何况，在王久良看来，“苦难”只是外人对拾荒者们的预设立场。“我问过一个老大爷，有天没有垃圾了，不捡废品了，怎么生活？他说，人总是要活下去的。不捡废品，咱干别的。”大爷说得稀疏平常，带着乐观。“我们对他们该少一些傲慢与偏见，多一些理解与宽容。”王久良说。

　　在拍摄《城边》系列时，王久良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他独自一人住在高高的垃圾山上。他用碎石垒起院落，客厅卧房，分得妥妥当当。当王久良第三次推开老人家的房门时，小院空无一人。他跑到高处，看到老人躺在垃圾坑中，睡着一样。他走近他，发现老人身体已冰凉。没有人知道老人是谁，亲人在哪儿。“阳光下，有人就这样孤独地死去。究竟谁该反思这个问题？”王久良最后拍下了几张老人安详躺在垃圾坑中的照片，借由展览，无数人在照片前驻足观看。在王久良看来，这，是对生命的一次公开祭奠。

　　作家格非在评价王久良这组《城边》作品时说，自己曾经问过一所大学环境系的一个老师：“全世界都在进行垃圾分类的时候，北京为什么不分？”这位老师告诉格非，中国不需要分类，因为有那么多垃圾工。“王久良的照片再一次提醒我们，在一部分人眼里，人也是垃圾，他们可以被处理掉。”格非无不悲哀地说。

　　在国外很多国家同样存在拾荒者，但他们被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每个人都有社保和医疗保险，属正规军。至于国内，按照王久良的说法，“他们与这个城市唯一的联系就是垃圾，他们在垃圾上构建生活梦想。”人们热衷于讨论他们给社会带来了哪些问题。但是他们怎样从昨天走来，又将怎样走向明天，却鲜有人关心。

　　在王久良的摄影作品公之于众后，一座非政府管理的“野垃圾场”迅速被取缔。所有拾荒者要么被迫迁走，要么卷铺盖回了老家。而在那座取缔了的巨大垃圾场的上面，是2013年世界园林博览会的举办地。

　　欲望，多少算够？

　　王久良用相机逼迫着人们直视一个被垃圾围困的城市。然而，如何解决这种困境？

　　北京市目前垃圾日处理能力约1.04万吨。这意味着，这个城市每天都有8000吨的垃圾无法处理。焚烧，似乎是让如山的垃圾从眼前消失的最快捷方式。然而人们担心的是，焚烧会排放大量的二恶英类污染物。这种可导致胎儿畸形的一级致癌物难以降解，据说一旦进入人体，10年都难排出。

　　目前，或许还没有更好的技术取代垃圾焚烧，除非你不产生垃圾。因此，王久良把矛头指向消费主义，“那只有尽可能少产生垃圾！”王久良下一个摄影项目《超级市场》，便是让人们反思过剩的消费欲。

　　《中国摄影》主编闻丹青曾收到王久良送的一本小书——艾伦·杜宁的《多少算够》。书里谈到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炫耀性消费，以及由其导致的恶性循环。“书里没有提中国，但所讲的欧美国家曾经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境。我们应当以此为鉴，节制自己的消费欲望。”闻丹青说。

　　在王久良看来，节制欲望首先在于改变内心。结结实实地在垃圾场坚守了18个月后，如今的王久良住宾馆，再不使用一次性用具，宁可打赤脚也不穿一次性拖鞋。逻辑很简单，“打个比方，一包薯片，你可以选择吃或不吃；一杯奶茶，也可以选择喝或不喝。不吃薯片，不喝奶茶，你又不会死。”王久良说。

　　但在消费主义泛滥的时代，王久良朴素的想法实现起来何其不易。只是，在我们看到他拍摄的那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后，触动总该有些。

　　于是，请记住这个事实：我们身边的垃圾筒并非魔法装置，它不像韦小宝的化尸粉，一个尸体可给消灭无形。正因如此，电影《机器人总动员》里的场景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一个地球废品分装员，每日循环往复地处理着堆积如摩天大楼般的人类垃圾。而人类自己，早已被挤压出那个曾经赖以生存的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