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杰出华人面对镜头，面对世人的关注时，我们可以在他们自然呈现出来的气质、教养和风度里感受到当代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高小龙说。“这些身影和表情，配合上感性的字幕表达，会让人感到那种强烈的张力。”

　　在高小龙看来，“中国人篇”要求出现的人物需要有较强的辩识力、亲和力和沟通力，选择杰出华人作为主要出演者，符合宣传国家形象广告片的特征。

　　在业内专家看来，“中国人篇”不介绍普通中国人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他们在镜头前可能表现不生动。“毕竟我们拍的是一部国家形象宣传的广告片，而不是纪录片。”有专家说。

　　始终关注新一轮国家形象宣传行动的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系主任何辉教授承认，虽然这次宣传片采用诸多名人的做法可能存在一定争议，但政府通过这种国家广告的形式对外沟通，表现了政府的积极心态。

　　“这个做法本身比用什么人来做沟通更重要。”何辉教授说。“有些人会对名人反感，但之所以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在传播上有价值，能够引起目标人群的关注。而且，国家形象宣传是传递同各国人民积极沟通的良好意愿，这是我们自己和外界应该看到的。而具体表现形式则是创意内容方面的话题，这是由创意人、决策人的思想来决定的。”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广告学系主任陈刚教授也表示，本轮宣传片的效果应该能基本实现，即不再沉迷于有关中国的宏大主题，而落实到人与人的沟通。“不光是宣传，更多是沟通。”他说。

　　“很可能，有些名人对于一些观众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但是这么多名人聚集起来，他们的价值已经不是代表他们自己，而是代表中国人的优秀品质。”何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有所取舍的突破

　　宣传片如何对中国社会形象进行描述，也同样关键。本次中国形象宣传片在深入中国社会现实方面或许将取得突破，而这种突破就可能体现在由11个章节组成的15分钟专题片“角度篇”中。

　　所谓“角度篇”，主旨在于向国际观众说明，当今中国社会有哪些现象需要换个角度解读。“我们的主题是，把中国解读给你看，希望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和以前的认知有所不同。”朱幼光说。

　　“角度篇”的章节涉及政治、法治、环境、民族等多种中国当下备受瞩目甚至尖刻批评的领域。针对这些热点，制作团队精心记录下了意味深长的画面：少数民族青年在新疆的山坳之间拨打手机，云南山区的法官在民居里判案，北京老人在银行里储蓄人民币⋯⋯而文字脚本中甚至还包括了中国第一次进行村干部基层选举的图片资料。

　　“我们通过这些镜头反映中国的民生和生动的社会。”朱幼光介绍。

　　每一版文案的通过都要经过国务院新闻办官员和国内外专家团队的讨论，工程规模不亚于2008年奥运会的创意项目。

　　“我们也会把握一部分尺度上的要求。比如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国务院新闻办的领导甚至亲自编写片中的部分旁白，当下的一些具体新闻事件我们也不会体现。但我们是诚恳的、客观的，在捕捉真实的同时，兼顾观赏性和美感。”高小龙坦言，他的镜头中也会尽力回避“官话”。

　　“所有的工作都是要有取舍，”宣传片团队表示。形象宣传片制作的每一步走起来都“如履薄冰，十分慎重”。

　　在研究中国对外公共关系的何辉教授看来，并没有必要刻意回避中国诸多现实问题。“希望建构好的国家形象，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绝对不能在国家广告片中呈现。完全可以做一条广告，把中国所有面临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腐败问题展现出来，然后表明，‘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改变这些问题’。这样的广告同样具有冲击力，为什么不可以表现呢？”

　　“当然，希望在国家形象广告中把我们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它表达着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目标。毕竟外媒有很多关于中国的片面报道，这些内容会让外界对我们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他补充道。

　　实际上，对中国现实社会图景的取舍，不仅考验着今天的记录者和观察家们。

　　2007年去世的意大利记者和现代主义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于1972年受中意两国政府委托拍摄的时长近4小时的纪录片《中国》，虽然曾在中国国内被列为禁片，却成为了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开放之前的珍贵影像。在和本轮国家宣传片拍摄时长差不多的时间里，这名意大利人走访了北京、上海、河南红旗渠和江苏苏州等地，记录中国的农村、荒漠以及中国人的生与死。

　　安东尼奥尼曾回忆说，拍《中国》时的他，用摄影机记录他眼中有趣的日常生活。但这种写实主义的记录被1974年的《人民日报》定义为“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华影片”，导致该纪录片在中国的第一次放映推迟了32年。当2004年11月北京电影学院放映厅以学术名义播放此片时，一票难求，盛况空前。今天，这部纪录片的影像对于在国内的互联网用户已经触手可及。

　　近40年过去，虽然本轮形象宣传片将不在国内电视台播出，但不难预料，通过互联网将能看到这一制作。

　　何辉教授认为，国家形象宣传片可预见到的效果之一，便是引起众人对于中国人生活状态的谈论，并让外国人增进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兴趣。

　　朱幼光已经可以预见国内的反响，甚至于网民的“拍砖”。

　　“其实，国内的民众每天看到的都是最精彩的中国形象。”他说。  ★

　　(实习生陈俊宇、刘艳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时代》眼中的中国人

　　在《时代》等西方主流媒体的观察维度中，100年来，中国及中国人经历了一个独特的发展轨迹，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如万花筒一般更迭变换，而这些媒体报道，则代表着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和了解

　　本刊记者/杨敏

　　上个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

　　在中国正经历翻天覆地变化之时，西方世界从未停止对这个遥远国度的审视和打量。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和文明，将这个国家正在创造的历史进行了充分的过滤和淘洗，挑选出符合他们口味的人物和事件。于是，中国在西方世界的眼里，呈现出了另一番风味。

　　尽管《纽约时报》在19世纪末便出现了对于中国的报道，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对中国报道最多的、最具连贯性的，却是诞生于1923年的美国《时代》周刊。

　　1961年，德国《明镜》报称：“在过去的20年间，没有人能像《时代》《生活》的主编卢斯这样，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提供更为深刻的美国形象，以及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截至目前，与中国有关的最近一期的封面人物(《时代》美国版)，是当选“世界100名最具权威和影响力人物”之一的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他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等众多人物一起出现在2007年5月14日的《时代》封面上。而最早出现在《时代》上的中国人，为直系军阀吴佩孚，他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的《时代》封面上。80余年间，以《时代》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展示了近一个世纪来，西方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认知形象。

　　在传统中国猎奇

　　1898年，《时代》周刊的创始人卢斯在中国山东出生，父亲为基督教传教士。这使卢斯一生都对中国怀有一份特殊情感，也加深了他对中国贫穷、落后、苦难的印象。14年后卢斯回到美国，接受美式传统教育，并创办了《时代》与《生活》杂志。

　　1927年4月4日，蒋介石首次登上《时代》封面，那是蒋介石的一幅铅笔素描，标题为：“蒋介石将军——从日幕中冉冉升起。”在行文中，《时代》浓墨重彩地将蒋介石渲染成了中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