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些西方人士习惯地说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法治意识缺失。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不免有些高傲的鄙夷或者是善意的惋惜：在没有法治的社会中生活的中国人多么可怜啊。但让西方人很不理解的是，这种状况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多么的不适，也没有表现为多么的不文明。

　　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形态，又处于严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之下，一切事情都是有计划有安排井井有条，可谓超稳定社会；传统的中国社会严格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人口基本上不流动也不鼓励流动，绝大多数生活自给自足，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传统的中国社会在农村是大家族集聚而居，在城市是大杂院街坊邻里，工人是黑发进厂白发退休，一个螺丝钉数十年不挪窝，人与人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典型的熟人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老祖宗就是权威，人情就是道理，脸面就是契约。西方社会用法律解决的问题中国社会用情理全能搞定。而且这样的结果不仅大家接受、服气，还有一种法律绝不会有的脉脉情意在里面，让人觉得温暖。

　　但现在，社会状态变化了。

　　——市场经济改变了社会群体生活的轨迹，也改变了行为的模式。市场竞争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市场交易各怀心事，朝三暮四；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系统、越来越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越来越微妙的利益格局，说不定哪个环节在哪个时候就会出问题。社会越来越不确定了，昔日的旧船票已经登不上今日的客船了。

　　——接近2亿的庞大流动人口在中国大地上四处谋生，对门的房客今天可能还是妙龄美女，明天就换成了风流帅哥；在一块工作同事的名字还没有叫全，就已经跳槽了；整天与自己交往最多、影响最大、利害最紧要的不是有血缘关系、有感情的亲朋好友，而往往是萍水相逢的一面之交。社会越来越陌生了，你的老祖宗跟我有什么关系？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小孩穿的是中国做的耐克运动鞋，中国球迷喝的是德国黑啤酒，吹的是南非呜呜祖拉；过去夫妻间离婚是一件需要悄悄进行不好意思见人的事情，在今日的社会可以为了财产大闹公堂，甚至不惜抛头露面上电视台做节目以寻求支持。社会越来越开放，不仅拆了屋顶连墙壁也没有了。

　　新的社会状态需要新的运行模式，新的社会状态也产生新的运行模式。

　　不确定的社会什么最确定？法治。法治可以让社会群体在不确定中找到确定，可以对没有做过的事情做出稳定的预期。

　　陌生的社会什么最权威？还是法治。法治可以让互不熟悉的人之间产生信任与合作。通过法律中介，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变成了人与合同、人与契约的合作。

　　开放的社会什么最靠得住？仍然是法治。不同的国度文化不同、不同的人群价值不同，但一个法治之同可以把所有这些不同聚合起来。

　　既然这样的社会状态已经是中国社会的大势所趋，法治在中国社会当然也会越发凸显。

　　当然，法治在中国社会刚刚起步，难免矫枉过正，难免遭遇“搭便车”。比如，今天中国社会的老百姓好打官司了，动不动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说我到法院去告你，“好讼”苗头见长；又比如，一些部门热衷于立法，想方设法把专门法变成 “部门法”，纯属为部门利益看家护院。但我们从乐观的方面看。当他们意识到需要用法律来为自己辩护、不再无所顾忌的时候，不正表明他们已经潜意识地认可了法律的权威？这不正是法治取得的胜利吗？虽然只是第一步。

　　所以，当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对簿公堂，当越来越多的问题被立法的时候，我们还用得着对中国社会法治的前途担忧吗？

　　新期待不断拓展权利的清单

　　也许天赋人权不假。但人的权利绝不仅仅是上天既定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不断充实、不断实现。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权利内容，在过去时代属于乌托邦的内容在今日社会可能已经成为了权利的底线。

　　在30年前的中国，吃饱肚子是中国社会需要下大力气去给群众保障的重要权利。但在今日的中国社会，群众对权利的期望已经不再仅仅是物质的温饱。因为，这一权利中国社会已经完成，而且完成得很漂亮，中国已经摆脱贫困、跨越温饱，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经济小康之后的政治小康、文化小康，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大进步，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要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要生活在“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上把这称之为是“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其实，这新期待就是对权利的呼唤。社会民众每一个新期待的提出，都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权利清单又加长了一页。

　　而且这权利清单列出来了，就必须兑现。不兑现老百姓就会跟你要，和气要不来就跟你吵闹，吵闹还不够就折腾点动静。所以，对于各种群体性的事件，地方官员很头痛，但我们以为这是好事，这是新期待对权利的呼唤。至于说引发一些混乱与不稳定，也不是什么坏事。母亲分娩还要疼痛呢。可是大家都知道，疼痛过后就是新生命的诞生。

　　所以，社会一旦有需求，就会比千万个政治家，比上百次大革命更能把社会推向进步，更能把政治体制改革推向纵深。

　　当中国社会实现了民众的每一个新期待，也就意味着保障了民众的每一项新权利，中国社会就又向文明进步迈出了一步。

　　反过来，当中国社会每前进一步，又会激发出民众新的期待，又会提出新的权利要求。

　　中国社会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一步一步走向政治文明。

　　结论

　　结论就讲两句话：

　　第一句话，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对一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豪言壮语与鲜明态度给予厚望，认为只要有决心、有态度就一定会有结果。事实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自觉的决心与态度固然重要，客观的“不得不”更加现实和有意义。细究中国社会这些年来政治体制的每一变迁，无一不是由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所推动。没有社会分化与社会转型，没有经济社会发展所形成的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没有技术进步出现的互联网络与信息化，中国社会在政治体制领域的这些变化，放在30年前，甚至15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句话，政治体制改革并非“通天塔工程”，并没有什么技术难题不能克服，并没有什么必要条件不可获得。曾经有一位老同志讲过一句话，“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政治体制变革只需要6个月”。这句话说穿了体制变革的核心密码。也许当我们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就会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甚至都用不了我们想象中那么久的时间。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