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2年我过得像24年——对话桑兰

　　我信命。你遵循它，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其他东西都不要多管

　　本刊记者  王年华  发自北京

　　当时就觉得我们的训练不科学

　　人物周刊：5岁开始练体操，你的成长轨迹是怎样的？

　　桑兰：我们的生活非常简单、枯燥，很封闭，朋友只有队友，甚至体操男队的朋友都不是很多。空间上是“一点两岸”，“点”永远是体操房，两岸就是宿舍和学校。医务室是我们聚在一起的地方。在那里你能碰到男队员，异性在一起就爱闹一闹，聊聊天、逗逗乐、开开玩笑。

　　人物周刊：12岁就进国家队，很辛苦吗？

　　桑兰：当然。运动员进国家队，就像读书要考北大、清华一样。

　　人物周刊：当时在队内成绩怎么样？梦想什么时候能拿到奥运冠军？

　　桑兰：有的人有实力，但比赛时没拿到(奖牌)，没办法非常客观地评论，能进国家队的都是佼佼者。但教练可能还会觉得你这个运动员发展潜力不够。另外国家队随时都有淘汰。练了一年觉得你不行，回去。

　　我很小就梦想拿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到了国家队心情就更迫切。但队里的四五十个运动员没有一个是实力不够的，最终选出6个，竞争有多激烈？

　　人物周刊：设想过拿到奥运冠军之后的生活吗？

　　桑兰：没想过。但我心里清楚：(拿到冠军)就可以上好学校。体操对运动员年龄的限制性很强，特别是女运动员的运动寿命非常短暂，出成绩的黄金期也就那么几年。比如体操女队员虚报年龄，国际体联规定运动员必须年满16岁才有资格参加比赛，而中国体操女运动员的黄金期往往在16岁之前，15、16岁以后状态开始走下坡路。

　　人物周刊：甚至有很多世界冠军最后都选择了做教练。

　　桑兰：从事体育教练或者当体育老师没问题，但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绝对不行。当运动员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的训练很不科学，为什么老要耗时间？为什么要控体重？我有自己的想法，当教练的两个主题那时都已经想好：科学饮食，科学训练。运动员训练那么苦，消耗那么大，从营养学来说各种肌体流失应该去吸收更多营养物，不能为了控体重不让吃饭。比我大一拨的队员以前还被教练要求吃泻药，要么就是吃完东西抠嗓子吐出来。

　　人物周刊：受伤之后整个生活转向了。

　　桑兰：完全不一样了。受伤前就是一个运动员，就是很简单的生活。受伤后已经不是你自己了，这12年我过得像24年。

　　很怕自己成为一个废人

　　人物周刊：在美国治疗的10个月里，想些什么？

　　桑兰：那不是一般的10个月。先不要说都谁来看过我了，前来采访的媒体全部都是世界各地的大媒体。当运动员的时候，很多场面我没见过，我也没有参加过世界锦标赛、奥运会。在美国治疗的这10个月，我见到了许许多多人这辈子都见不到的场面。

　　所以不能说回来时我就是一个小姑娘。迷茫，但也成长了不少。在美国我未满18岁，除了生活是妈妈照顾，其他的各种公共活动都是由我在美国的监护人安排。采访，包括拍摄去超市买菜的镜头什么的，都是他们安排。我只需要出席，不会经历里面的过程。比如说管理上的过程，他们怎么联系媒体，这个媒体是什么背景，我去做康复锻炼为什么有人陪着……这些不需要我考虑，我只是表面上的应对。回国以后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人物周刊：1999年纽约时代广场的新年灯火你选了红黄二色。

　　桑兰：那时想，是中国(人)就代表中国。在异国他乡的时候，任何人都是非常爱国的。我现在依然很爱我们的国家。

　　人物周刊：从1999年回国到2002年进北大之间这3年很迷茫吧？

　　桑兰：当运动员时就没掌握什么知识，后来又没有健全的身体，出门都不行，生活都不能自理。当运动员时我规划好自己今后当教练员，现在专业体操知识也没法运用，还能回去当教练吗？还能从事体育工作吗？不能了。如果再不去追求知识，我真成了一个废人，还能干吗？每次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会很后怕。

　　那时候不像现在思想成熟，知道什么是我该要的，什么是属于我的，什么是我要为这个社会做的。刚回来很懵懂，一是年龄上的原因，二是因为运动员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人物周刊：回国之后没有想过为自己争取什么？

　　桑兰：没有。我回来以后他们给我办了退役，然后国家体育总局赔偿我20万，浙江省体育局20万，都是按工伤来的。按照当时的政策，运动员也没有保险，我只能这么接受。因为我的情况在全世界的反响很大，国家开始考虑给运动员上保险。像汤淼、王燕都是有三险的，但我那时候没有。怎么去争取呢？政策就是这样，按照工伤来定。

　　父母最初不支持去北大读书

　　人物周刊：读书是自己争取来的？

　　桑兰：当时《东方之子》节目组来采访我，主持人白岩松问我下一步想干什么，我说就是读书。最早是清华附中录取的我，后来我美国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认为清华附中的老师年纪大，来回奔波太辛苦，没让老师再来。他们花了钱请育才中学的老师给我补课，后来他们也撤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联系的，回馈我的信息是老师年龄大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桑兰：上学就有。本来2001年就可以上学了，因为很多准备不足，没有去成，当时就不想上了。实际情况对我上学来说困难和阻挠很多。尤其是我父亲，坚决不同意我去上学，除了经济问题就是生活问题。我当时的生活起居都由父母照顾，他们的年纪也不小了，照顾我很有压力。我爸当时跟我说：你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你拿笔写不了字，文字基础那么差，你去上的是北大这种高校，读不读得下来？还有，你怎么去课堂？当时争吵特别多，身心劳累，毕竟他说的是很残酷的现实问题。我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最希望他们是强有力的后盾，结果不但不支持我，还强烈反对。我当时就觉得，要不就放弃算了。

　　人物周刊：最后还是去了北大读书。

　　桑兰：北大是特招的我。我不是世界大赛前3名，按照国家政策上不了北大，顶多能去北京体育大学。当时邓朴方伯伯给教育部写了两封信，最后批了。我的心情很迫切，很希望学到知识。

　　人物周刊：你读书时的困难一定远远多于别人。

　　桑兰：我每天面对同样的问题。我得上厕所，得洗漱，都是困难。走读了一个月，后来在学校里找了一个房间住。上学又不像小学、初中、高中所有课都在一个教室。北大又没有无障碍设施，这些都是困难。还有我手指拿不了笔、写不了字，文化基础薄弱……8点10分的课，别人8点起都来得及，我起码得7点起。我上厕所导尿就花很长时间，我一尿，血压就会上升到180，甚至还有生命危险。下课了，别人抬腿就走人，我动作再快还是怕迟到。

　　紧张自己的角色转换

　　人物周刊：边读书边工作，会不会太辛苦了？

　　桑兰：人生中有很多转折，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经历。我特别喜欢人生经历，我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当运动员时学的东西太少了，几乎没有结识什么朋友。所以特别希望多学习，能够多了解点事，多懂一些知识，丰富自己的人生。

　　“非典”很严重的时候，节目组录制的地方就在人民医院旁边，出门我们都戴口罩、眼镜。那时候节目录得最勤，量也最大。当时我从学校出来了，没出来的就被隔离在学校里。解禁后去学校，要在短时间内把那段时间的课补上，我挺担心，害怕老师对我有意见。名人在高校读书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说名人来混文凭，不好好上。我当时和院长陈为民先生说：我实在没办法，时间实在错不开。他很直接：“你去，我们非常支持你，你要珍惜机会。咱们班里这么多学生，他们没有你这样的机会。

　　人物周刊：第一次主持《桑兰2008》有什么样的感觉？

　　桑兰：发慌。就像一个运动员参加比赛时不紧张是不正常的。我受伤后接受媒体采访不断，这方面我经验十足，对灯光、镜头不紧张。但我紧张自己的角色转换。我曾经是一个被采访者，现在作为一名主持人去采访别人，我需要做很多工作去了解这个人。另外节目做久了，腿会抽筋，有一次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上厕所还得专门有一个地方，可以躺下来导尿。做节目时会想，我下面该跟他聊什么，虽然他们都说：“桑兰，你可以尽情地问，想问什么就问什么。”让我不要紧张，但我不能漫无目的聊，嘉宾有时间，你得有个框架，有个度。

　　人物周刊：直接用你名字命名节目，压力大吧？

　　桑兰：最初是叫《英雄2008》或者《2008英雄》。我毕竟是个初学者，那么多主持人做到很资深了，才会以名字做节目，像内地甚至都很少有。老板说名字就直接叫《桑兰2008》。我格外珍惜这份工作，这是受伤后的第一份工作，对于生活来说也是一个保障。我自己很认真，总跟编导说：早点把稿子给我。我希望我做好，把人物理解得更透，特别是他的故事、经历。我希望了解之外，还能去感受。我不是一拿来材料就能上的，在许多方面我能力不够，那我就用时间弥补。

　　人物周刊：你信命吗？

　　桑兰：我信命。我觉得你遵循它，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其他东西不要多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