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亿骗贷案背后的低级交易

　　案发后看来，30岁的胡毅不过是聚集了一帮有过案底的混社会的北京人，强化了自己成功商人的形象，轻易从银行骗得7亿多元贷款。而改制后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急于“从农村挺进城市”，在膨胀的房地产贷款业务中分得一杯羹。之前作为由信用社向商业银行转制的全国明星企业，北京农商行的案发，看来并非偶然……

　　主笔◎吴琪   实习记者◎林楠

　　田军的机会

　　律师原伟告诉本刊记者，他第一次见到田军时，年轻的支行行长一个劲儿地后悔：“我不缺钱，真不该收他那点东西。”田军还说，他根本不知道商人胡毅的贷款材料是假的，不知道骗贷的窟窿这么大，“被他害惨了”。从后来北京市检察院的起诉书看，田军收受商人胡毅的宝马、奥迪轿车各一辆，分3次收了人民币360万元，再加上手表、玉石等物品，合计人民币710万余元。原伟告诉本刊记者：“田军的年薪100万元，含金量比普通人高。银行给他配了专车，他有一定额度的签单权，自己平时花不了多少钱。”而奇怪的是，田军家人并未享用过他受贿的钱物，同在北京农商行上班的妻子也不知道丈夫的这些“额外收入”。律师原伟说，在田军受贿后，他家买房时，首付款几十万元还是一家人东拼西凑才付齐的。

　　1970年出生的田军，职业路径与一般科班出身的银行人员不同，有着典型的农村信用社员工特点。能有年薪百万的生活，绝对是他初入此行时不敢奢望的待遇。虽然起诉书上标明田军是大学文化程度，实际上他14岁初中毕业后就在通州区潞城镇(侉店信用社)当了出纳。田军算是接了父辈的班，爷爷田栋在上世纪50年代，是北京农村信用社第一批负责人之一，父亲田照山接田栋的班，曾任胡各庄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

　　对于早期各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筹建情况，第一任北京农商行行长金维虹曾经描述过：“当时一个村一个乡的信用社都是独立法人，结果转制前一算，整个北京农村信用社一共127个法人。一个企业有127个法人都说了算，这是多恐怖的事啊。而且按理说，当年所有给信用社入股的都算股东，50多年了，好多老人都不在了，这笔账可怎么算。”地方色彩浓郁的信用社，主要做农村金融业务，那时北京几大区域简称为“东西文武朝海丰”，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只是在朝阳、海淀、丰台等以市郊区县为主的地方。

　　田军的父亲田照山2000年从信用社内退时，信用社的存贷款业务还非常少。田军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据北京农商行的同事张昭(化名)的描述：“人很聪明，在通州联社的时候做过会计科长，业务上肯钻研。后来在朝阳支行任副行长的时候，大家对他业务能力很肯定，当时田军是全联社非常年轻的副主任。”张昭告诉本刊记者，2005年北京农村信用社改制成商业银行，田军是受到新行长金维虹重用的年轻中层。

　　从2003年就开始酝酿的全国信用社大改制，“从中央来讲是扔掉了一个大包袱，很多农村信用社改革之前资产不良率都超过50%。而地方政府以前手中只有一张牌，就是城市商业银行，像北京市就非常欢迎这种交给地方的金融改革”。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我国的金融资源基本上在中央政府手中控制，各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是中央相关部门或者中央政府管。2003年的改革将农村信用社交给省级政府来管，很多省幅员辽阔，农村信用社改革考虑到支持三农的问题，原则上并不鼓励成立省级的商业银行或者合作银行。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地方属于直辖市，虽然号称也相当于一个省，但是直辖市里边城市业务的范围比较大，农村相对比较少，总共就五六个远郊县，所以这几个地方后来改革都成立了以市为单位的农村商业银行。

　　金维虹“空降”到北京进行信用社改制，在业内曾是个热门的话题。他在了解信用社的情况后，这样形容信用社：“从人员素质、管理构架、产品的品种、服务功能等方面，农信社和现在的商业银行差距太大，只能满足最粗浅的经营需求，是银行系统的弱势群体，属于最末端的金融机构。”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金维虹，是中国较早一批经济学研究者，曾在国家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任职。后来当过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一家深圳上市公司深发展的副行长，后在中国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深圳商业银行任行长。

　　一位银行业人士向本刊记者回忆说，不喜欢平庸的金维虹当时将接手信用合作社看做一大挑战。他还记得2005年10月，整合半年左右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在人民大会堂高调开业。金维虹曾说：“就像排球里的高举高打战术一样，我们就是要告诉社会这家银行是来做事的，是要参与竞争的。过去没人看得起农信社，或者是从门缝里瞧，这都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就是弱，可是我们翻牌叫做商业银行就不一样了，从一开始就要人刮目相看。”

　　金维虹在会中提出北京农商行3年发展规划，让业内人不太相信：3年资产规模翻一番、不良资产也降到同业平均水平、效益达到同业平均水平。“3年规模翻一番，这意味这什么？农信社54年的历史做出的1000亿元的资产，金维虹要在3年内再做出1000亿元；2005年农商行资产质量，报表上反映的是23%不良贷款，这在全国的银行业中不仅是倒数第一，而且还跟倒数第二相差很多；3年后达到全国银行业的中等水平是什么概念？3年起码要超过一半以上的银行。当时全国有120家左右，就意味着至少超过60家银行。”

　　在信用社向商业银行急切转型的大背景下，田军作为北京农村信用社一位年纪轻却资历老的中层干部，迎来了他的机会。一种说法是，早年算盘打得特别好的田军，业务能力突出，在全社几千人中业务能力排名第三。

　　支行行长的权力

　　同田军一样经历了体制改革的童天(化名)告诉本刊记者，北京市农村信用社下辖18家区县级联社，是信用社、区联社、市联社三级法人管理体制，各家信用社有比较大的自主权。这也就是金维虹在调查清楚情况后，发现“北京农村信用社127家法人信用社参差不齐，就连分配体制也是各不相同，有的盈利好，但员工分配的并不多；有的盈利差，员工待遇却好得出奇”。

　　改制前田军曾任朝阳联社的副主任。2005年10月北京市农村信用社改制为一级法人体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金维虹进行了扁平化改革，把区县联社改成了多家管辖支行，其中朝阳联社被分成了朝阳支行、商务中心区支行、亚运村支行和太阳宫支行4家管辖支行。

　　原来的北京市农村信用社地方色彩重，“有些一家十几二十口人都在里边工作，文化底子也不好”。金维虹曾讲到过他刚开始工作的困难，他第一次给管理人员做工作报道的时候，底下人就反映“金行长，你刚才说什么，我们听不懂”。金维虹说，听不懂很正常，因为那个时候在农商行本科学历的员工还不到10%，大部分都是高中以下的学历，没学历的人将近30%。与之相对应，北京银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四大国有银行总行身处于此，所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北京都有分支机构，还有众多的外资银行。“不管是法人还是非法人，我们的竞争对手没有一个是差的。”张昭说，金维虹在培养员工上花了不少工夫，2007年全行所有中层，每月要有两天参加培训，听学者专家的讲座。

　　北京农商行进驻城区，成为改制后的一个工作重点。在该行工作的张昭告诉记者，改制后商务中心区支行因其地理位置和潜在客户资源，变得非常重要，总行的行长助理姜应祥兼任行长，田军任副行长，直到2007年姜不再兼任，田军扶正。

　　把业务重点放到北京城区，抢占市场份额成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向本刊记者分析说，农村信用社改成农商行后，有一种鸟枪换炮的感觉，但是真要去抢占国有银行和成熟商业银行的业务，很不容易。“首先公司业务这块，农商行就处在弱势。北京市大型国有企业、中央企业那么多，哪有到农村银行去开户的？农商行跨个省都没点，因为你机构小，我汇个款，办个承兑汇票，这些业务，那些大行都做得很成熟了，你想挖大的企业到你这里开户非常难。去抢占个人客户，比如房贷，对方挑剔可能还不太大。它既要注重贷款过程，又要去扩大市场占有量，不能因为控制风险就畏缩不前。新银行想在北京发展，市场份额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得不去挖客户，‘挖’，有时候就要降低贷款条件。”存贷款利息差显然是农商行最重要的盈利方式，虽然放贷有风险，但“有肉吃谁也不愿啃骨头去，放贷款盈利那么高谁不去放贷款？”

　　由于北京市农商行不设分行，总行下边只有管辖行和直属支行。律师原伟说，田军任行长的商务中心区支行属于管辖行，对个人二手房贷款的审批权限为：贷款总额200万元以下的由下属支行审批；200万元以上的报商务中心区支行审批。商人胡毅由总行的一位副行长介绍给田军认识，说有一位企业老板，可以给你们带来业务。田军和胡毅有了交往，又把胡毅介绍给了下边几个支行的行长。田军提到，新设立的大郊亭支行和十八里店支行业务不多，他希望给下边多介绍点业务。改制后的农商行刚刚涉及个人房贷业务，对“大老板”胡毅非常看重。

　　本刊记者拿到的起诉书称，胡毅等人从2007年12月至2008年12月间，虚构二手房交易的事实，采取冒用借款人员身份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等方法，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大郊亭支行、十八里店支行骗取贷款250余笔，共计人民币4.47亿元。对于田军是否知情，律师原伟查看了胡毅向公安机关做的笔录，说胡毅提到过“他应该不知情”。

　　张昭说，按照农商行的放贷程序，客户经理找项目，部门经理审查后报告给支行审贷会，审贷会同意后才能发放贷款。“也就是说，在支行里至少要走三个程序。”张昭自己2008年4月在农商行买房贷款，“虽然我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大家都是熟人，可是我们还是得按照程序，同事给我面签，拍照片存档。申请贷款时申请人面签的制度，不会因为客户大小而有所不同。”

　　对管辖行的行长田军来说，200万元以上的二手房贷款项目他有审批职责。田军并不是审贷会成员，这也是在制度设置上刻意回避了权力最大的行长，但是审贷会过后他有一票否决权。田军曾打电话催促下边支行快点办理胡毅的贷款，律师原伟说：“田军只是催促他们时间上快点办，并没有明知胡毅做假，而要大家违规去放贷的事情。”原伟认为，那些200万元以下的贷款并没有经过田军之手，不应该算作田军的违法放贷事实。

　　但是对于田军所说的不知情，作为农商行职工的张昭和童天都感到难以理解。胡毅从2007年12月骗贷以来，直到2008年底有人发现自己的个人资料被冒用，根本没有买房贷款却在北京农商行有贷款记录。北京市银监局和农商行总行在接到举报后，分管稽核的副行长付东升安排稽核部和风险部调查了田军所在的CBD支行。当时查出了胡毅的15笔假冒信息贷款，田军向律师提到，他这才知道胡毅做过假，但是“胡毅在催促之下把这15笔贷款补上了，还赔偿了当事人”，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律师原伟说，此时的胡毅，还是给田军留下了手头上有钱，只是周转有些问题的印象。农商行的童天说，由于过去信用合作社的不良贷款率比较高，一些是支农的任务，一些是上级领导指派下面信用社发的，事情查出来后，处理结果往往并不严重。

　　低级骗子胡毅

　　1979年出生的北京人胡毅，高中文化，实在没多少过人之处。2002年，胡毅作为两位股东之一，成立了北京九鼎泰和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先后设立了拍卖行、房地产经纪、投资公司等机构，从事担保、拍卖、投资、不良资产处置、证券等多个领域的业务经营。据说，截至2005年底，公司累计担保总额已达到10亿元。

　　2007年2月，这家拍卖担保公司更名为华鼎担保，法人代表也变更为安冬，胡毅同时转让出手里所有的股份。早年经营过房地产，后来开办了华鼎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从事个人房贷的信用担保业务。在今年8月底的庭审中，胡毅提到，最早他选择与建行合作，“一开始都是正规的，贷款资料都是真实的。我们靠收取2%的担保费盈利”。胡毅看到有一些买房者用假的购房资料申请，也能通过银行审批。看到机会，他向建行贷款时提供虚假客户信息，贷出数千万元。

　　胡毅把从建行弄到的虚假贷款，用于收购、倒卖一些二手房，后因经济形势亏损，形成四五千万元的资金亏空。2007年，胡毅“看好”了北京农商行，由于曾从事二手房贷担保业务，胡毅掌握大量个人客户贷款资料。他们利用这些旧资料，编造虚假购房事实骗贷。据检察官刘中介绍，胡毅重金收买农商行的人，从上到下，一条线上的人通吃。“当时胡毅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大老板，做生意都是大手笔。”而能言善辩是胡毅的一大特点，田军后来回想，认为胡毅在人际关系上很会出牌，借着田军的名声和下边支行的人搞好关系，又利用了支行的人来欺骗田军。

　　至于为何选择二手房骗贷，银行职员张昭的反应是，“一手房还需要开发商配合，二手房多省事”。而胡毅以担保公司的名义来贷款，获得了不少便利。中易安房地产担保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时今强向本刊记者介绍到，北京范围要求担保公司至少要有1000万元人民币的资本金，但是很多这种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是两个概念。很多情况是找一家垫资公司，号称资本金1000万元，随时抽回900万元就完事了。

　　“国内有很多担保公司成立起来的目的是行业互保联保性质。比如我是钢材企业，从事钢贸，30多家钢厂，在银行肯定需要贷款吧，那不能企业互保的话，大家责任都很大，所以30多家钢厂每家投资100万元，成立一个担保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和担保额度。”时今强说，2005年之后由于房地产业兴起，贷款担保公司能占一半左右，成为主流。

　　胡毅为人给人留下胆大的印象，对人非常横，一般人不敢惹他。他的华鼎信用担保公司以山西人安东为法人代表，在法院开庭中，安东提到他开始并不知道胡毅骗贷的情况，等他慢慢感觉不对劲，向胡毅提出要求去掉法人代表的身份，胡毅则一直拖延。胡毅担保公司的两名职员北京人许克昌和常浩，都曾因强奸罪和贩卖毒品罪坐牢10年以上。有意思的是，蛮横的胡毅却自称喜欢书画，专门有一个画室收藏书画。当公诉人提到查出他用骗贷款购得的多幅书画时，胡毅辩称：“这其中有100多幅是我自己写的画的。”

　　原伟说，田军之所以很久都没识破胡毅，是因为“胡毅并不是那种拿到贷款就跑掉的骗子”。他把新近贷出来的钱，一部分去还旧贷款，“就好比他有八个锅，七个盖，来回倒腾”。待到2008年下半年，已经与胡毅成为一条绳上蚱蜢的农商行支行人员，点拨胡毅可以以小企业身份来贷款，因为此时农商行把贷款重点转为了中小企业。

　　从2008年9月至2009年2月间，胡毅等指使人从社会上购买无真实经营背景的40多家公司营业执照或借用其他公司的营业执照，使用上述公司营业执照，虚构公司需要流动资金等事实，采取虚假担保等手段，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十八里店支行骗取贷款45笔，共计人民币2.61亿元。

　　按照专业人士时今强的说法，中小企业担保实际上比较复杂。因为涉及相当多的行业，“那些给中小企业做担保的，它必须对涉及的企业的所有行业都要有了解，比如给担保的企业是做建材的，那它必须对建材的下一步的走势和未来有一定了解，还有企业运营能力、运营方式、盈利模式，根据企业财务报表和整个行业发展都需要深入了解。每个行业都是很难钻的，所以对他们来讲，风险可能更大”。但是胡毅等人的骗贷手法简单直接，其中北京农商行支行有工作人员参与了材料造假。而相比于金维虹对市场份额的强调，银行内部的审查并不算严格。律师原伟说：“田军唯一幸运的地方，是农商行不是国有银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没有死刑。”

　　按照银监会2008年明确的大型银行案件责任追究标准：一级分行辖内发生一起千万元以上案件或两起500万元以上案件的，首先要追究省行行长的责任，并追究上级行分管领导的责任。2009年5月田军案发后，胡毅的骗贷金额超过7亿元，虽然大部分资金被追回，北京农商行行长金维虹和副行长姜朝依然被免去了职务。

　　张昭告诉本刊记者，田军出事后，农商行内部开始了全行信贷大检查，组织了100多人每天发工作日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带头检查的张珍是农商行银行工商企业授信审批部总经理，却在不久后因经济问题被司法部门带走。张昭说：“她和企业关系太深，敛财数额非常巨大。”一个急于在城市金融竞争中突围的银行，和一些越过职业边界的个人，使得田军案并非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