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不但引领和推动着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正在成为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先行试验区

　　文/黄卫平

　　9月6日，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就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格局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这是继邓小平、江泽民之后，党中央最高领导再一次对经济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贡献的权威性全面评价。

　　深圳经济特区30年发展，是改革开放决策层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过程。“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从表象看似乎在于“经济”，但本质上却在于政治。因此，邓小平在特区发展上总是强调，他对经济问题的讲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

　　事实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以及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考察深圳时的表述，与邓小平对特区发展上的强调保持了高度一致，进一步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正在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新要求和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对在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经济特区”安排了新任务，提出了新使命。

　　当前和未来深圳的“经济特区”，不再是某种对改革内容和改革地域进行限定的概念，而成为中央授权“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的综合配套改革先行试验区。

　　高层透露深意

　　首先，从政治上高度评价“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作用与贡献。胡锦涛充分肯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带动作用”，不仅高度评价了深圳经济特区“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勇于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从政治上强调了“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成就，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成果，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伟大成就的生动缩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印证”。从而丰富了我们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坚定了全国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向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勃勃生机和光明前景”。

　　其次，重申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胡锦涛通过对深圳经济特区成功实践的高度肯定，再次重申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是完全正确的，中央作出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再次重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

　　从而深刻而智慧地阐发了“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改革开放本质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二位一体”的，这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解放思想，提供了重要指南。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判断与抉择，不仅必将坚定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把特区“办得更好”的决心，也必将进一步坚定全党全国人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信心。

　　其三，赋予“经济特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新使命。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强调“中央将一如既往支持经济特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发挥作用”。同时又要求“经济特区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按照国家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

　　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特区新使命，标志着“经济特区”已经正式完成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进行意识形态“探险”的历史使命后，新的“特区”已经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路先锋的新使命，要成为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排头兵。

　　其四，表明党中央深刻理解人民的新期待，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利益分化与矛盾，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难以遏制的腐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明确表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最近还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

　　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继续重申“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全面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面对目前中国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和矛盾，唯有发展民主法治才能为各个不同社会利益集团或群体提供规范化、制度化的文明博弈机制，也唯有发展民主法治，才能从制度上遏制腐败。

　　“特区”的时代新使命

　　2005年温家宝总理曾指出的“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光辉结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精彩缩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动反映”。为更有利于保护和激励广大特区干部群众的改革积极性，更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经济特区”不仅还要办，而且要办得更好。

　　更重要的是，充分考虑到“经济特区”本来就不是所谓纯“经济”的特区，而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试验田”，因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1994年就提出“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要搞多久，经济特区就要搞多久”。

　　由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特区建设被正式统一起来，经济特区的建设要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始终，这是对经济特区原创时期的经验总结，也表明中央对经济特区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特殊“试验”和“示范”作用寄予厚望。

　　中国经济特区在原创性“特区时代”的历史使命，即“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险”的功能完成后，就开始逐步转换和升级为所谓“新特区时代”的新历史使命，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因此，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深圳“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当然，这种功能不再为少数“经济特区”专有，更不是深圳经济特区所独享。

　　由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史，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史，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是明确的，国家有关部门也已经充分授权了，深圳经济特区还要能够真正有所“特”，就必须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和发扬敢“闯”敢“冒”的创新精神，提出“特”的思路，作出“特”的规划，推出“特”的举措，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不断提升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吸引力、竞争力而作出特别重要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008年就深圳的民主法治建设发表讲话，启发深圳的广大干部群众思考：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曾经独领风骚的深圳人，不仅要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方面走在全省全国的前列，更要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真正走在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前列，才能不辜负党中央对深圳寄予的厚望。

　　深圳经济特区的政治效应

　　深圳经济特区历经30年发展，不仅创造了本市生产总值年均26.4%的高速增长，2009年人均GDP已达约9.3万元人民币(1.38万元美金)，全年本市生产总值8201.23亿元，居中国大中城市的前列。深圳经济特区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政治效应：

　　其一，深圳经济特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的重要证明。江泽民曾盛赞“深圳及其他经济特区的发展变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带来的伟大成就的一个生动反映，是我国二十多年来实现历史性变革的一个很好缩影，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有力印证。”

　　其二，深圳经济特区推动中国政府长期探索行政体制改革。从1981年起至2009年，深圳市经历了七次政府机构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2009年，深圳进行的新一轮的“大部门制”机构改革，再次引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潮流。

　　其三，深圳经济特区涉及国家权力结构体制的政治改革被决策层不断提上议事日程。伴随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早在1983年至1986年就进行了全体职工通过票决来测评、选举，乃至直接竞选领导班子的“民主试验”。1999年初，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又曾进行了有竞争性的“三轮两票”制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探索。

　　而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也曾经在地方政府中罕见地两次尝试为深圳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路线图”和“时间表”。先是在2000年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领衔，以省市联合课题组的形式，在《跨世纪发展的历史使命——深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示范市研究》中，规划了未来十年“深圳市率先实现直选镇长”，甚至“有可能在个别的区实现直选区长”。

　　后又在2008年通过互联网公布了《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和《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前所未有地提出要将“民主法治建设”置于其他各项改革之首，并规划了在未来三年内“创新人大工作体制和机制”，“探索试行区级人大代表直接竞选制度”，“在党内选举中引进竞争机制，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范围，完善市、区两级党委差额选举制度”，以及“力争在全国率先实行市区党政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等改革设想，可以说是准备提出一项中国地方性的政治体制综合改革方案。

　　虽然，由于复杂而敏感的政治原因，蛇口工业区“试管”里的“民主尝试”在探索了近十个年头后淡出；大鹏镇的选举改革也在三年后悄然回归传统体制。而深圳市两次试图为政治体制改革制订“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尝试，也均最终未被决策层正式采纳。但深圳市有关方面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直在中央关于发展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宏观精神指引下，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试图主动引导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良苦用心依稀可见。

　　其四，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意识逐步觉醒，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发展。

　　深圳率先进行了居民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使深圳成为全国范围内住房市场化程度和商业化物业管理覆盖率最高的城市，房产往往成为很多深圳人倾其一生的积蓄、甚至透支未来而拥有的主要财产和核心利益所在。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最早自发地组织起来，中国城市住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应运而生。这种在契约化的市场机制基础上，要求自主治理和维护自己私有产权的维权活动很快风靡全国的大中城市，对传统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形成强力冲击，于是社区治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出现了如下三种趋势：

　　公民自主推动。在2003年深圳市的区级人大代表选举时，就曾出现了高频度、多发性的业主为“维权”而主动参与“竞选”基层人大代表的政治现象。

　　政府主动推动。盐田区政府主动推进居委会的“去行政化”的改革尝试，试图还原居委会的法定“群众自治组织”的地位；南山区政府则主动推进和谐社区建设，以“嵌入”与“吸纳”的双重变奏，努力将体制外公民自发政治参与的冲动尽可能纳入体制内来有序释放，并更积极地将体制内的政治资源想方设法嵌入到体制外去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领社会。

　　公民与政府互动。典型案例是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片区的人大代表工作站。最初就是在业主维权中，业主委员会某主任在长期与政府的博弈中，发现借助体制内的渠道，更有助于解决问题，就主动创建人大代表工作站，通过向人大代表提出利益诉求，来引起政府的关注。而基层政府也发现，让在业主中有重要影响和很有代表性的意见领袖某主任及其所创建的人大代表工作站纳入体制，是有效的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因此，人大代表工作站就在深圳被政府逐步推广，这是对现行人大制度的重要改革举措。

　　“公推直选”党代会代表的探索

　　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年4月，在迎接特区建立30周年、正筹备召开中共深圳市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之际，首次在部分基层党委探索我国副省级以上城市党代会代表的“公推直选”。也就是“先公开推荐候选人，然后直接差额选举”，即通过在基层党员群众中公开推荐初步候选人，经基层党委审核、考察后，在党委或党委扩大会议上差额票决出正式候选人，然后提交基层党委的全体党员大会进行无记名差额票决，并在正式投票选举前，由正式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表达希望当选的愿望和准备履职的设想，当场回答党员群众提出的问题。

　　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推直选”形式的民主选举模式在更高层次的延伸，表明了中共深圳市委在庆祝经济特区建设30周年时，继续保持着旺盛的改革热情，以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在成功完成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险”的历史重任后，继续发扬敢“闯”敢“冒”的精神，保持“特”的意识、作出“特”的思考，提出“特”的举措，再一次主动承担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开路”的艰巨使命。

　　这对深圳市的政治发展而言，不仅将直接推进党内民主的实践，也将间接地推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如果说副省级城市的党代会代表已可以部分探索由基层全体党员“公推直选”，那么，区一级乃至更基层的党代会代表和基层党委选举的改革步伐，就更可以沿着“公推直选”的模式继续扩大探索的范围。如果说党内的“公推直选”选举模式能够全面协调可持续地不断发展和完善，那么，就会给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方式改革，提供示范和经验。

　　对于“公推直选”这样一种植根于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民主选举模式，如果在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和人民基层政治生活中不断完善、反复实践，逐步普及，使广大党员干部和公民在长期的基层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知识，熟悉民主程序、养成民主习惯，就将为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奠定坚实的基础。而深圳对于此次第五次市党代会部分代表的“公推直选”改革尝试，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党对循序渐进地逐步探索和发展党内民主的决心，因此，也将有助于坚定人民群众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信心。□(作者为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