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

　　为金融危机寻找“伦理药方”

　　9月13日至9月15日，世界经济论坛2010新领军者年会即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行。将会有88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代表参加此次盛会。达沃斯论坛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世界经济会议，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变成一个各国协力抗击金融海啸的舞台，在2009年它则变成探讨后危机时代重振增长的契机，它提供的思想资源其中一部分已经变为未来行动的指南。

　　此次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推动可持续发展”，这既是后危机时代增长之道的“再升级”，又包含着对金融危机更深度的反思。如果说2009年大连达沃斯论坛主要讨论“金融危机发生学”：不受管辖的资本意志、虚假的金融推销和协议、复杂而暗藏陷阱的金融衍生品设计、没有监管的“丛林法则”市场……那么我们认为，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将要为“金融危机发生学”寻找“伦理药方”，要对金融危机进行精确的道德审视，要为后危机时代提供“精神支撑”，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呼吁道德的“入场”和“重构”。

　　这是一个大时代的错乱入口，人们都心知肚明，但又心照不宣。美式资本主义随着一场金融危机，展现出新经济盛世的老迈，濒临绝境要求拯救的华尔街，静脉除了被注入金钱外，并未注入道德因子。中国经济依旧强势，但人心却变得微妙，楼市股市超市，泡沫扩散汇聚财富，物价膨胀变成负担。老百姓以微薄收入为网，精准的开销来规束方寸的生活；资本家未洗脱原罪，又畏惧国进民退的情境；企业家不留守实业，却踌躇虚拟经济的虚实。慈善家似为己正名，但陷入另有所图的非议。

　　此刻，我们呼唤道德入场，构建“发展新伦理”，强调增长的正义。

　　于是，重建道德星空变得迫切。

　　上世纪70年代对增长的反思，促生了一种消极的发展伦理。罗马俱乐部提出了极限增长理论，核心命题是对增长的渴望导致增长的陷阱，自然资源的枯竭和分配关系的恶化，最终将使增长所获得的在瞬间又失去。零增长变成了一种幸福观，北欧主义的生活态度变成了拯救人类的处方。

　　我们的倡议有所不同。我们并不认同GDP数字同幸福指数是绝对冲突的，不相互兼容的。我们认为，增长是个矢量，人们需要建构它的方向。增长是艘航船，道德是它的罗盘。增长的迷宫是古怪的语法，找到正义才会说话。

　　我们是乐观的。我们希望你的加入，同我们一起由衷地发出承诺：我们珍视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路径，珍视理性和个人权利的价值基点作用，从而演化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普适规则；我们珍惜人与人之间的诚实取信；我们珍重不同人群形成“共同体”所分享的价值和记忆；我们渴望可持续的、环保型的经济增长；我们认同企业应有“利润原则”和“社会责任”两种视角；我们认为员工并非企业的雇员，而是平等的利益相关者，他的命运左右着企业的存续；我们相信道德力量可以让人变成内心的快乐囚徒；我们相信正义虽然时常磨损，但却有着直逼人心的完整。

　　这一切似乎有些沉重，只不过我们一直在财富压住舌头的世界寻找合适的诉说机会，它早就整装待发，它早就旌旗飘扬，它是一个神圣的时刻，谁校对时间，谁就会突然不朽。它是一个皈依的瞬间，不仅兼及诸学，又能达到朴素。从而——被记住的财富，不是萎靡的终结。被找寻的道德，创造生存的边境。

　　建设合理制度，推动可持续增长

　　资源的有限性，总是让不少人质疑“可持续增长”的可行性，并认为无论如何经济增长终将损害他人或后代享用资源的机会，并进而有损社会道德。

　　不过，哈佛大学 William Joseph Maier政治经济学教授、《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作者Benjamin M. Friedman并不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道德在本质上无法调和。

　　在他看来，“可持续增长”意味着每一代人都将为下一代人留下可靠的资源禀赋。“可持续增长”跨越多个维度，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将帮助人们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找到道德和增长的平衡。

　　现实世界中的金融危机，夸大了资源和增长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围绕发展模式和发展权力展开的斗争。在气候变化、国际经济再平衡等诸多问题上，以邻为壑的简单做法主导了不少国家的政治、经济思维。

　　对此，Benjamin M. Friedman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识到气候等问题的全球性界外效应，发展有效的国际治理机制来应对类似问题。

　　《21世纪》：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国际社会应当推动“可持续增长”。现在对“可持续增长”的理解大多是从基础角度出发的，集中在对低碳经济、技术的讨论上，要求发展低碳经济。请问在技术维度之外，你将如何定义“可持续增长”的道德特点？

　　Benjamin Friedman：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中，我将“可持续增长”定义为一种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人留下可靠的资源禀赋，每一代人都能像其上一代人那样享受资源禀赋的增长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资源都必须保持完整，在所有维度上人们都无需作出牺牲。事实上，我在意的是，每一代人为未来留下的整体资源禀赋。在经济学中，“可持续增长” 通常是跨越多个维度的。而且，正如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Solow所指出的那样，一个重要的、需要被考虑到的维度是社会的人性制度安排。

　　比起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恶化，或者某些关键资源消耗殆尽的危险，碳排放更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认为人们应当在界外效应的地理范围内应对界外效应。碳排放的特殊性在于，无论排放发生在中国、美国或巴西，它产生的界外效应是全球范围的，而世界缺乏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人们在京都和哥本哈根所做的努力，就是想克服这一矛盾。

　　《21世纪》：本次危机的另一大根源是市场里的投资行为变成了投机行为。你认为，奥巴马政府新的金融监管政策能够避免华尔街再度因贪婪陷入投机的陷阱么？

　　Benjamin Friedman：《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带来了很多有用的变化。它强化了对美国银行和金融公司的监管。但这一法案还是很不够的。法案没有覆盖到的东西很多。如果我们把这一法案当作持续的金融改革的开端，那么它是富有成效的第一步。但如果我们把这一法案当作美国金融改革的终结——直到发生下一次金融危机，那么这会很令人失望。

　　《21世纪》：在经济人假设中，利润是经济人的唯一目的。请问如何调和这一假设和经济增长的道德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