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的烦恼

　　不过王大国也表示，恐怕北京的大多数中年人都没有他收入高，“如果一个家庭月收入在1.5万元以下，即使负担一个不太高的房贷和一个不太花钱的孩子，存款也是很艰难了。”

　　如果把两家父母都接到北京，一家和他们住一起，一家住70多平方米的那处房子，“这样就相当于每个月收入减少3000多。而且孩子现在14岁，10年后就要考虑她结婚的问题，也得准备一处房子。我想那时还是要负担老人的。所以这处房子空不出来。”

　　至于那些在这个城市里还没有一点儿资产的80后，无法想象负担老人的问题。“我们公司刚结婚的80后，家庭月收入七八千。两家凑50万左右，在北京也买不起房。”林晓虹说，即使7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如果没有及时买房，赡养父母也会面临大问题，“2008年夏天是一个坎，如果那以后才买房子，一般就会耗尽两家老人的积蓄，再让子女的家庭每个月背一个五六千的房贷。”

　　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除住房外，一般家庭经历过孩子上大学、结婚等耗费后，已经很难有20万元积蓄。而在北京4环均价2万元的情况下，80平方米首付40万元仍要贷款100万元以上，30年月还贷超过6000元。

　　“第二套房子首付还要高。”王大国说，虽然全国很少有北京同量级的大城市，但是二三线城市工资和房价的比例与大城市不会有太大区别，都面临类似问题。

　　其实对于林晓虹来讲，生活已经不太轻松。“现在不少东西都涨价。”她最近意见比较大的是北京停车位的问题，“原来2元一小时的地方，最高涨到8元，一般是5元，1.5倍。”

　　虽然政府希望通过调整车位收费来调控北京交通拥堵问题，但她认为这仍是变相增加有车者的负担，“我为什么买车呢？因为我买车的时候，北京城里只有两条地铁。现在如果父母到北京住在6环。我还是要用车，因为交通不到那里。”

　　其实以他们的收入已很难察觉到蔬菜、粮食价格的上涨，但林晓虹仍然觉得必须支出项目在最近几年增长了至少三到四成，“我现在很怕孩子长大，上学要更多的钱，买衣服要更多的钱，他的生活用品也需要更多的钱。”她估计，孩子每长大5岁，年支出就要增加50%以上，“如果把父母都接到北京，生活就达到天花板了。一旦出现风吹草动，比如短暂失业，一家老小六七口人就全完蛋了。”

　　不过，在几个人看来，把父母留在老家仍让人担心。张斌说起，他爷爷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出现脑萎缩，“吃饭前说的事情，饭后就忘。我父母兄弟姐妹5个人商量后，二姑放弃工作照顾他，其他四家每家每月给她300块钱生活费，可大姑两口子都下岗了。这还不算老人生活费和看病钱。如果我父母出现类似问题，我们俩谁能辞职？只有花钱嘛！”

　　对于几个人来说，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将老家的房子出卖或出租，把老人安置在北京的养老院。这和所谓的“以房养老”十分相似：关键都要“有房”，而且有足以支持养老的房子。

　　目前北京稍微正规点的养老院每月也要2200元以上。“房子卖15万，或者每月1000块租出去。”这样，卖房的钱可以支撑5年，或者每月补贴1000多元，占他们月收入的十分之一。

　　按照北京市制定的养老规划设想，到2020年，90%的老人应该能够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可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其余4%的老年人则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家庭仍是赡养老年人的主体。

　　林晓虹现在还不敢想两家父母来北京后的医疗和其他生活开支问题，“当然，把北京的房子卖了，然后拿着钱回老家，什么都能解决。可是，谁能那么轻易地离开呢？”她说。

　　谁来顶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

　　“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有自己的养老需求。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质量弱化，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特约撰稿张静 | 北京报道

　　“我发现，现在老年人和中年人中有一种恐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孙义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这种恐慌是因为看到一种伦理道德的弱化。同时，两个人要养四个乃至更多的老人，人们没有看到一种安全的社会养老模式的建立。”他说，缺乏安全感是整个社会对养老问题的普遍感觉。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不同的人们带来各自的挑战。对于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保部的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消失的叔叔和舅舅

　　对于这一代子女本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一直有话说：独生子女因为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导致下一代没有“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而在传统中国家庭伦理中，所有下一代男性家庭成员都必须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

　　他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它所造成的人文生态破坏， 直接关系到家庭养老体制的崩溃。”此外，叶廷芳认为，独生子女一代精神人格的普遍下滑也是目前家庭伦理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

　　“我去年在参加全国妇联和计生委研究机构共同主办的会议上看到一份文件，上面有一个观点，现在的青年人集体意识淡薄、自我意识很强、自私、冷漠、没有感恩的意识。”他说，“虽然不全部是家庭方面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容易自私和孤僻。”

　　不过，家庭成员减少对于父母的最直接影响是：在他们的晚年无法得到那么多支持和支撑。一旦唯一的儿女“不孝”，他们的晚年就会面临巨大的赡养风险。其实，“421”结构的家庭模式中，在赡养父母的问题上，对子女提出了更高的经济要求和道德要求。

　　孙义群则认为，造成目前养老困境的不仅是独生子女问题，事实上这一危机在中国于改革开放后就已经开始显现：是工业化大潮动摇了“养儿防老”的观念基础。

　　工业社会的生产特点对老年人的地位造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家庭或者说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老年人从年轻时开始积累的农业生产技能，会不断传给下一辈。作为一家之长的老年人往往也是家庭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拥有很高的权威地位。

　　在工业社会，老人的优势似乎不存在了。在广大农村，孩子们到大城市打工，老人们留守在家里，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

　　即使对于那些和父母身处同一城市的子女来讲，如何照看家长的生活也是一个问题。这也往往需要钱来解决。

　　无论如何，让老人们快乐生活、体面离世，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原来一直是家庭养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有自己的养老需求。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弱化，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姚远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的社会化养老自1949年就开始了，并不是一个新鲜词。

　　“五保户、荣誉军人、特别贫困的残障人等特殊人群都是由国家承担赡养责任的。只不过原来局限于特定的老年群体，现在的社会化养老是要面对全社会的老年人。”姚远说，在过去的社会养老中，既包括经济保障，又包括生活服务，“现在的政策把这两部分分开了，经济保障叫养老保障，社会服务叫养老服务。”

　　总体来说，自1949年以来，社会养老在制度建设上不断完善并向系统化发展。改革开放是一个分水岭。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保障水平比较低，国家将建立养老退休金制度作为社会养老的基本目标。80年代以来，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过去现收现付的制度开始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现收现付制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来赡养老年人。但是改革所实行的基金积累制，是一个人从工作开始自己积累，到老了返还养老金供他养活自己，这种改革能大大减少政府的负担。” 他分析说。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是过渡期的典型：他们在工作时处于老的制度下，没有为自己进行积累；进入晚年后，又无法享受原有制度的保障。这一人群的范围，至少还涉及上下10年内的父母们。

　　不过孙义群认为，拥有超过2亿老人的中国，恐怕无法完全转变为社会养老，“未来老人数量会更大，光靠社会养老是根本不行的。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社会承受能力和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那么高水平的时候。”

　　姚远也认为，在养老问题上，中国不适合照搬西方的社会养老模式。

　　“中国有家庭养老的传统，有些国家没有这个传统。从家庭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不只是时间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是老年人的养老观念；第二是老年人养老的经济水平；第三是社会所能提供的养老环境。”他说，“从现在看，我们的社会养老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所以还是应该基本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化养老制度还在建设和完善中，这需要一个过程。”

　　孙义群认为，现在中国的养老模式中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养老费用的问题，第二是抚养人的问题。“现在对养老金需求这么高，但是钱不够，很多地方面临社保基金支付危机。现在社会养老待遇在不断提高，而资金入口相对固定。曾有人大代表呼吁国有企业来定向补充社保基金的不足，我觉得是个好办法。”他说。

　　其实在西方国家，社会养老账户也在出现亏损。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2009年的报告显示，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养老金短缺困难。这几乎是社会养老不可避免的问题。

　　姚远强调，社会养老的中西部差距也不可忽视。据他了解，在西部的铁路分局里，一个局长每月退休金才1000多元，不到北京同职位干部的五分之一。“从全国来讲，还是要通过制度和政策进行适当平衡。”

　　姚远告诉本刊记者，国家计生部门曾经提出，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支撑、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但是三者的具体内容和比例并没有进行细化。

　　无论如何调整比例，家庭养老的基础不可动摇，“这是非常明确的。在中国，把养老完全推给社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强调说。

　　从这一角度讲，短期内还没有人能顶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们。只有子女自己，承担起全部赡养义务。

　　如何借鉴国外经验

　　其实，孙义群对国外的养老模式感受非常深刻。他曾经专门访问过美国的各级养老机构。

　　“分成很多层次：有社区养老院、私人开的高级养老院，还有服务于贫困人群的养老院等等。各种人群都能得到照顾。另外，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服务设施，比如社区食堂。”孙义群说，在美国普通的社区食堂，老年人每天中午吃饭只需要交1元钱，饭后还可以带走一个面包当晚餐。这些食堂大部分是当地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赞助的。他认为，这些办法可以在中国逐步普及。

　　姚远对国外养老制度的先进经验归纳说：“一些国家实行了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和制度政策，他们既有全面的法规政策，同时还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专项法规。比如，有关养老的经济法规、有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法规，英国还有一个法规鼓励老年人走出家门去工作，政府给奖金。”他认为，相关法规建设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另外，一些国家的社会养老模式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甚至可以说是以社会参与为主要力量。”姚远举例说，中国养老机构以公办为主，国外以民办为主，由政府批准和统一监管。

　　姚远认为，随着生于建国之后的新中国人一代一代地步入老年，他们的资历、阅历和期望与过去的老年人会有很大差别，“精神需要应该会比过去的老人更多”。

　　“在传统家庭伦理模式已经发生断层的今天，解决养老问题不光是钱的问题，体制、观念等等都要综合考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