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能救中国的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文化——马未都专访

　　我最近的讲演最后一定说一句话——如果中国有一天重新成为世界最强国，我们依赖的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不是其他的东西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 | 北京报道

　　“如果有一天，中国重新成为世界最强国，依赖的一定是我们的文化，而不是其他。”日前，在嘉兴“南湖文化论坛”上，马未都在题为“文明的坐标”演讲中，用这句话作为结语，略显激动的语气透露出这位“中国收藏第一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心和热爱。

　　2010年初夏，观复文化基金会在北京成立。这是55岁的马未都为让自己苦心经营14年的观复博物馆长久存续下去，迈出的重要一步。

　　观复基金会的口号是“与文化共同远行”。收藏之外，马未都与文化的渊源的确颇深。

　　1981年，《中国青年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他的小说《今夜月儿圆》，让他从工人变成了《青年文学》的编辑。其后，他和王朔等朋友组建了“海马影视工作室”，参与了《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影视作品的创作。真正让马未都领悟到中国文化之深邃的则是收藏。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文物包含了中国文化几乎所有的信息。

　　1997年，收藏已颇具规模的马未都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  这个马未都为博物馆起的名字，语出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意思是，万物同时都在生长，我看着你们轮回。

　　“观是看，复是重复，一个东西，你反复地看，就有喜爱、研究的意思。”马未都说。

　　已几易其址的观复博物馆，如今位于北京东北五环外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上。那是藏身于低调的竹制大门之后的一个精致院落——  仿古的石砖铺地，精心栽种的各类植物和盆景点缀其间，正对大门的一面墙上书写着老子《道德经》第十六章的内容，说明了“观复”二字的出处。

　　2010年7月的一个午后，马未都在观复博物馆内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坐在会客厅的藤椅上，面前一杯清茶，马未都以一口标准的“京片子”拉开了话匣，从观复基金会的成立和观复博物馆的未来谈起，延伸到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种种话题。

　　不可复制的“观复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你最近成立了观复基金会，决定把你的藏品全部捐献给基金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马未都：做观复博物馆是我个人的一个兴趣，最早就是生活中的一个支点。做到一定程度后，它就变成了我一个责任，不是个人的事，变成了一种社会责任，我得扛着。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都是国家在办。1992年我去申请的时候，文物局的人说，这都是国家的事，你在这捣什么乱？1996年批下来，算是非常荣幸，成为中国第一个私立博物馆。其实，旧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就是个人办的。那是1905年，光绪末年，南通人张謇办了个南通博物院，在它之后20年故宫博物院才宣布成立。

　　对我来说，我们是新中国，新中国的一个概念就是公有制的国家，所以博物馆可能不是私人做的。但是历史给了我一个机会，我申请做博物馆时37岁，申请下来41岁，正是一个人最好的时间段，既有经历也有经验。我是正好卡在这个时间段里了，比我年长10岁或年轻1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机会。年长的人看见过我们以前对文化的破坏，心有余悸；年轻的人，当他有这根弦的时候又没有经济能力。今天，即便有经济能力的人，他还要有经验，另外还需要具备文化素养，这些差一个都不行。

　　我希望未来能有退休的生活，而不是永远把着这个博物馆。我要想这个博物馆的后事，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希望博物馆将来能继续完整而有效地留给社会，所以我就想把博物馆的机制做好。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的“完整”和“有效”具体指什么？

　　马未都：“完整”是使博物馆不断扩大，不能拆分。“有效”指博物馆离开我个人依然能有效地生存，甚至生存得更好。西方有很多例子。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私立大学，比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这些由个人创办的大学不因个人的离去而解体，反而变得越来越好。由于它们的机制好，所以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逊于任何一个公立大学。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说到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那你认为什么样的机制最有效？

　　马未都：我们也参考了一些国外的经验，比如西方大学的董事会制、理事会制，我们也搞了理事会制。因为我早晚要下车，你不能说这么庞大的车一直是我自己开着，我一停车就停了。我希望这个博物馆有很多理事，所有人都是司机。我下车别人可以开，这就需要磨合出一个运营的机制。

　　我希望这个博物馆变成一个真正的公共财富，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天，希望最后这个博物馆根本不依赖于我。所以开始谋求第一步，成立理事会；第二步，成立基金会。现在两步都迈出了，只不过现在理事会和基金会都还弱小，目前还不能完全承担一切责任。

　　基金会希望能给博物馆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博物馆很难运作，很难生钱，基金会则是可以运作的。现在全国2000多个博物馆，我是唯一(收支)持平的博物馆。剩下那些不是财政拨款就是企业拨款。我们没有，照样经营得很好。

　　我们是非常孤立地做博物馆，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也几乎没有，非常难。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的“孤立”是什么意思？

　　马未都：就是没有经济来源。你看古根海姆、日本的MIHO等，这些美术馆背后都有财团支持。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是栽了一颗豆，长出一棵苗，再长成一棵大树，是这样的模式。人家都是移植来的。理论上讲，我这样的成功方式是不能复制的。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

　　马未都：因为必须经历一个历史的低谷，而且这个低谷得有一定的时间谷底是平的。如果谷底是尖的，就是一下去又上来也不成。80年代，那时谷底是平的，没有起伏。我能承受，随便捡(文物)，我觉得这是历史给我的机遇。大众对于文物真正开始有认识还是90年代中期，就是拍卖行成立。此前，大部分人对(文物)没有感受，都不知道它的(价值)。

　　所以，在那之前买东西在今天看都是白拿。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大买东西，都出门了，那个教授还追着我说，你回来，我还有个东西你要不要。我问多少钱，他想了半天说，你给50块吧。都这态度，追着你把他们家的国宝卖给你，他觉得这东西是个累赘，没用。我还碰到过，就是有人查抄退赔一大堆东西，那人拿着退赔清单和我说，他想买一冰箱和彩电，只要我给他的钱够买这两样东西，这张纸就给我，我去把东西领了。

　　这个历史时期是没有了，所以不可以复制。

　　西方的美术馆、博物馆，但凡有一定影响力的，也没有我这么干成的。那时我是一个只有点小钱的人，也就比别人生活好点而已，只不过就是别人拿工资，我有点稿费。那稿费在今天看那都不叫钱，在报纸上发满一个版，才给你65块钱。可是那个时候65块钱买5块钱一件的官窑能买13件。今天倒是稿费给得高，可是你买不着(官窑)了，连个瓷片都买不着了。这个历史机遇我们不可能再获得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这种基金会制度会是以后私立博物馆发展的趋势吗？

　　马未都：我不敢说是趋势，起码觉得我们只能看到这一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永远寄希望于人而不寄希望于制度，我们要寄希望于制度而不是寄希望于人。一个馆长不行了，董事会一开会，你就走人，换一个不就完了嘛。只要制度好，有能力的人永远有。苏富比和佳士得，这两个拍卖行都有250年以上的历史了，它依靠的是什么？是制度。

　　只有传统文化能救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多年从事收藏，你对传统文化的感情应该超出常人。那你怎么看待近现代史上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去年是“五四”90周年，明年又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于传统文化大都持批判态度，对此你怎么看？

　　马未都：我认为，最终能救中国的，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在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对文化的伤害只是一段，并不是全部，前后都有：第一次伤害是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伤害就是辛亥革命，第三次伤害，也是终点，是文化大革命，前后长达110年。这一个多世纪，是长时期的，有强度地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进行一种绞杀式的破坏。但是绞杀不掉，怎么弄也没把这文化弄死。反而是引进的东西到中国一定是不伦不类。

　　《瞭望东方周刊》：你为什么觉得只有传统文化能救中国？

　　马未都：这很简单，文化是第一创造力，是第一生产力。简单地说，你沟通了所有的系统都是文化造成的。中国人是用中国话沟通的，怎么可能依赖于别人生成的文化，这太不适应国情了。所以我最近的讲演最后一定说一句话 —— 如果中国有一天重新成为世界最强国，我们依赖的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不是其他的东西。

　　《瞭望东方周刊》：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

　　马未都：那我们就利用精华，摈弃糟粕。科学中也有很多糟粕的东西。科学发明了原子弹，它是不是一种糟粕？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对文化的存在天生有一种破坏感。为什么这么说？

　　马未都：因为我们是各种文化交替执政的历史。

　　《瞭望东方周刊》：这就要求他们把前一个政权建立起来的文化破坏掉？

　　马未都：对。因为他们的文化是冲突的。过去我们说分为陆地文化和海洋文化，其实陆地文化本身又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游牧文化又分为游牧和渔猎文化。文化之间都是有差异的，就是它基于什么生存是不同的。比如农耕文化基于种和养而生存，得把粮食种在地里，养鸡养猪，所以有了小农意识。要储备，万一不下雨，不长粮食，我要储备一些。而游牧民族就没有储备的意识。所以文化的形成都基于他们最初的生存状态。

　　《瞭望东方周刊》：那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破坏后还能延续到现在？

　　马未都：就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特别强大，(这个基因)就是文字。中国人创造的文字，5000年来几乎没有更改太多，甲骨文中的很多字我们都认得，延续性特别好。而很多古老的文字，如古埃及的楔形文字早就断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