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操归来这个月

　　8月9日，北京市职工恢复做广播体操。这项因用广播播放口令而得名的体操，曾作为中国发动最广泛的体育运动而被称为“国操”。经历了社会的斗转星移，“国操”也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位置。如今，“国操”在北京已经恢复了一个月，无论是运动本身还是做运动的人，似乎都面对着一些尴尬和茫然。

　　本刊记者/张蕾

　　在北京东南二环的龙潭街道办事处小方院儿里，广播操是伴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旋律回归的。歌声起，人们纷纷放下手头上的工作——如果不十分紧要的话——认真的人还会换上运动鞋，推开房门，走出屋子，横平竖直地排好队；歌声毕，奏广播操音乐，公务员们开始用力伸展，极是认真。

　　8月9日，北京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恢复播放第八套广播体操的音乐，标志着在市总工会的领导下，北京市职工全面恢复做操。

　　那天一大早，中央电视台记者给龙潭街道工会主席刘锐打电话，说要来拍做操，刘锐一到单位就挨个办公室通知：从今天开始做操啊。

　　匆忙中上了当天CCTV各档新闻的刘锐和她的同事们对自己的表现还算满意，毕竟“有这个基础”，之前大家断断续续都在做，但还是很遗憾，“(如果早点通知)我们做一个横幅啊，穿个稍微那个(整齐)点的衣服”。

　　伴着东方红，我们做操来

　　对于龙潭街道的工作人员谷建民来说，推行广播操是项再熟悉不过的工作。

　　“这个时代什么最重要？健康！健康靠什么？锻炼啊！”在今年年初的动员会上，谷建民力图让各分会跟他一样热血沸腾。

　　在区划调整之前，这里还属于崇文区。56岁的谷建民原是街道文体科科长，三年前成为虚职干部——根据崇文区的规定，街道的男同志53岁、女同志48岁的科级干部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给年轻人腾位子。但谷建民还有四年才能真正退休享清福。在他被虚职那年，由于奥运宣传的需要，北京体育广播又一次中止了从1983年才开始恢复播放的广播操音乐。

　　虚职后的谷建民现在在工会工作。这次推行第八套广播体操，他被工会主席刘锐指派，作为基层小教员之一参与了区里的培训和本街道辖区的动员活动。

　　“一般虚职啊，去哪哪都不愿意要。……刘主席看得起咱，咱得把这个担子担起来。”谷建民这样表态。这项工作对他来说驾轻就熟，他从文体科转到工会，广播操的推行任务也很巧合地跟着转了过来；然而，操还是那个操嘛。

　　8月9日这天，龙潭街道是跟着102.5兆赫上午10点整的口令集体做的操。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个每天严格固定的时间在实际工作中不实用，后来改成使用网上下载的音乐。“要是10点大家正在开全体会，那么就往后错一小会儿。”刘锐说。

　　然而，还是有问题。广播里，广播操音乐连放两遍，可“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的口令一下子喊出，让埋头工作的公务员们常常来不及准备，等放下手中的工作走到院子里时，第一遍音乐已经播毕。于是工会又想出了新的应对法子——先放《东方红》，相当于一个信号：大家准备，要开始做操啦。至于为什么选《东方红》，刘锐说：“我们就是随便选……(流行歌曲能)选什么？邓丽君？软绵绵的做不起来了。”

　　曲目是当过军人的谷建民想的，另外他还为做操选了结束曲《打靶归来》——“大家上个厕所，就回去了。”谷建民觉得这样安排比较圆满。

　　伴着这半个世纪来中国人都无比熟悉的旋律，这个百十来号人工作的院子里能汇集上三分之一的人——“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每天有好多人外出开会、培训，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做操。其实不是不做，就是工作离不开，现在要一个材料，你写不写？不写就来不及了。比如正跟领导汇报工作呢，就没法出来做操。”刘锐说。

　　跟龙潭街道想出的法子类似，积水潭医院的广播操音乐也是“捆绑销售”的。每周二和周五的院新闻广播之前，会先播放上两遍第八套广播体操的音乐，之所以安排在中午吃饭的当口，是因为“医院的工作岗位不可能每天定时去做，放下手中的工作，手术不做了去做操？”同样不好在上午10点统一听着调频广播、撇下服务对象而去做工间操的还有商场的营业员，诸如西单商场这样有着悠久做操传统的单位，会要求售货员每天做工前操，但这样就意味着他们要比别的商场的售货员早点儿到单位。

　　无论工前还是工间，都是允许的做操时段，市总工会和各个单位都觉得，做了就比不做好，时间并不拘泥；甚至形式也不那么刻板，上了年纪的可以打太极操，年轻活泼的可以跳青春韵律操，反正“我运动，我快乐；我健康，我幸福”就好。

　　“关键在组织”

　　第一天做完操，刘锐的胳膊腿酸疼了一星期。从1998年来街道工作，刘锐就没这么认真做过广播操，一是觉得年轻，不需要以此锻炼；二是“不是我部门组织主办的”。直到这次才真正用了心。

　　跟以前文卫科组织“居民”不同，工会组织的对象是“职工”。

　　在刘锐看来，由文卫科和工会组织，区别在于“工会组织比较有亲和力”，“角度不一样，文卫科可能更专业一些，从工会的口推可能面更广一些，因为工会管非公企业、商务楼宇和社区里的小企业，通过工会这层组织，覆盖面更大一些。”

　　然而，“漏网”的是没有单位归属的居民。时至今日，谷建民还能用洪亮的声音喊出“精神健康美操”的口诀：“锻炼身体早日康复走向岗位回归社会，立定。抬双手，深呼吸，生活节奏别着急。向上望，向下望，放开眼界人开朗。左转头，右转头，转转脑袋不忧愁。”这种操练针对的是在家调养的轻度精神疾患居民，他们不在这次推广广播操的受众之列。

　　北京市总工会要求：在2011年，全市职工参与健身活动的比例将达到60%以上；其中，国有企业参与工间(前)操活动要达到100%；机关事业单位要达到70%，市总工会将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抽查，并且将之作为各单位领导的考核指标之一。

　　“我听说这个要从工会的角度考核党政一把手呢。所以我们也考核下面单位的工会。”刘锐说。区里验收街道的办法是通过10月底到11月初的工间操比赛，每街道要出30个职工。

　　而街道工会考核基层分会的办法，刘锐说是打分：“这个作为工会全年考核的内容之一，要评分，百分制里占5分。”这对于连找对象和介绍职业都涵盖在内的工会工作内容来说，5分也属于千头万绪中比较重的分量了。

　　根据2009年“崇文区直属基层工会重点工作考核标准(街道工会工作委员会)”，22个项目构成了满分100分，最重的工作——“按时、保质完成会员信息采集工作”并上报、做好京卡以及保障12351信息服务平台的运转——占7分，与今年的广播操推广工作同属一个范畴的“组织辖区内非公企业职工开始‘五月的鲜花’、职工书画和体育等文体活动”等工作占3分。

　　因此，街道工会对这项工作也很重视。

　　“年初的时候硬性布置的，必须得做工间操。”刘锐说，他们还准备去基层检查落实情况，“但风声大雨点小”。

　　“今年全年的工作比较多，工资协商试点工作今年要重点开展，所以还没来得及去检查……”

　　至于评分的标准，刘锐觉得，“首先要重视，比如第一时间给我们报信息的，发来做操样子的照片了，就是比较重视。”除此之外就是“看他发动群众的多少”。当然，考核也要人性化，“不能跟运动员似的，动作不能错啊之类的，关键是在于敦促你把这事完成了。动作改了也没事。”刘锐自己就在体转运动里加入了翻手腕的动作，以调节自己经常伏案工作带来的手腕僵硬。

　　“这个要是完全跟命令似的……也不是特别合理。每个单位有每个单位的情况，上到政府机关，下到夫妻店，什么单位都有，怎么让它完全统一啊？”刘锐说，现在的组织形式不像以前那么单纯了，机关还有统一做操的条件，但更广泛的社会就不行了。

　　在龙潭街道的社区，蛋糕坊的小帮工没听说过做广播操的事情；发廊小妹揉着下午惺忪的睡眼也是一脸疑惑；文具店老板脚跛，从小就“免体”，对广播操的事丝毫不关心；修鞋匠说“这事得问居委会”“没告诉过我”。

　　谷建民觉得，推行广播操，困难肯定会有，但“关键在组织”。

　　他的经验是以前搞的千人环龙潭湖健走活动。

　　“围着湖走一圈。快的20分钟，慢的半小时，转完一圈给一双袜子，因为你支持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发袜子)以兹鼓励。”虽然这是为了群众的身体健康着想，但发袜子的小恩惠是“必须的”：“这就有向心力，(让人家)愿意参加你的活动，其实一双袜子也算不了什么，但他们会想‘党和政府在关心着我们’。”

　　北京体育广播电台的台长陈晖也觉得，“这次(组织推广广播操跟以前)不一样，是总工会发起了倡议，和卫生局体育局还有体育广播，等于是政府的力量来推动这件事情”，能够改善以前“大家对广播体操的认识和喜爱程度不是很强烈”“我们只是一厢情愿在播，有多少人在做不知道，好像就我们的导播在做”的尴尬状况。他期待着拿出10：00～10:08和15:00～15:08两个黄金时间段播放广播操音乐而扩大本台的影响力，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据《人民日报》报道，“自恢复工间操以来，第八套广播体操的2万套挂图和光盘已经售罄，相关部门正在考虑制作更多的挂图和光盘”，“北京的工间操热正在逐渐升温”。

　　还挺花钱的

　　在售罄的2万套光盘和图解里，刘锐他们“抢到”了50套。

　　“我没想到，光盘、图解挺贵的呢，一套三四十。”广播体操VCD正价30元，图解正价12元。刘锐觉得“有点贵”，“本来当时想说找个网上便宜的，或者是刻录一下，后来一想让大家重视一点，花点钱就花点吧，买这点东西也花了1000多块钱。”

　　中国的第一套广播操是在1951年诞生的，一直以来它都被认为是极其省钱的体育活动，不需要器械，对服装装备也没有特殊要求，场地也没有限制——万人汇操表演需要的广阔场地除外——在中国人体质急需加强的百废待兴年代，广播操这种性价比极高的锻炼方式受到了最广泛的青睐。

　　可这1000多块钱，在今天龙潭街道工会的活动经费里，成了一笔不大不小的开支。工会没有什么收入来源，职工的会费基本不交，收取企业的经费(按照规定是职工工资的2%)，街道工会也是慎之又慎。为了维持刚成立的企业工会的积极性，街道一般都不提交经费的事，“过段时间等运转非常好了，我们会谈一谈：‘是不是交点钱？’也不是严格按职工工资的2%，商量着来，这块也没有特别硬性的指标。”

　　企业经费加上区里给的每年5万块拨款，街道工会的活动经费还是紧巴。一台“五月鲜花”的红歌演出活动每年必搞，“每年都要投几万块钱，今年投了十几万，”幸好是跟组织部门、宣传部门联合搞，钱“都是行政来给掏”；前阵子搞单身联谊活动，还花了两万多元。

　　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刘锐的工作账不得不算得仔细。刚刚组织的职工安全生产答题，发放了900份问卷，还得搭上900份小纪念品：“赶紧从超市的海报里找信息，一看牙膏还不算贵，两块九的，买了900个”。

　　同样“赔钱”的还有北京体育广播电台。陈晖说，黄金时段共计16分的、不插一秒钟广告的广播操时间，算下来台里要“损失20万”，但是呢，“这个事情不能谈钱，谈钱就俗了。”“在播出广播操期间，有多少钱(广告费)我们也不会要的。……如果我们做着做着操突然出现一个商业广告，他心里是什么感觉？这个不是算经济账”，“是个特别公益的事情”。

　　基层工会推广广播操，除了培训小教员和发放光盘图解，有条件的单位还组织了广播操比赛和汇演——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广播操在大众中最有力度的存在方式。组织比赛更是项花钱又费力的活。

　　9月3日这天，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工会主席、同时也是名妇产科医生的孙丽芳至少听了28遍广播操音乐，因为这天她的单位举行了广播操比赛，共计28个分会代表队参赛，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各1、3、5、7名，对获胜者工会发放了“物质奖励”——装着钞票的信封。

　　孙丽芳觉得，各个分会为了比赛投入了人力，占用了休息时间练习，“平时做做操并不耽误时间，但是参加比赛不占用时间不可能，所以参赛的都是工作要求不是特别高的人，护士要更多一些，医生一些做手术下不来的就练不了。而主任啊书记啊包括工会主席都积极参加，起到带头作用。”另外分会也要投入一些经费花钱购置统一的服装。因此，对他们实行奖励是应该的，“物质奖励的目的实际上是补偿”。

　　比赛结束后，一支获得二等奖的队伍嬉闹着举着他们获得的信封，这时，队伍里有人也不合时宜地悲观了一句：“这钱可能还不够大家‘撮’一顿的吧。”当场开封，一见600元，大家的表情有点失落——毕竟，参赛的“运动员”有30号人之多。

　　看不到大场面了

　　积水潭医院举行广播操比赛的地点在职工食堂——这里的条件好过停车场，后者是他们通常举行拔河比赛的地方，一般会占用五六个车位。

　　随着楼房、车辆的扩张，能铺开来运动的场地越来越少。龙潭街道的场地条件就算不错的，有个百十平米的院子，西单商场的职员们只能在柜台旁边比划着做操。

　　50年代来访的苏联诗人吉洪诺夫曾在一首诗中描述：“……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1979年前后，法国、埃及、伊朗三个国家的代表团专门来中国考察工人做广播体操的情况……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步调一致地做广播体操，他们被感动了，称广播体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育”。

　　如今各单位举行广播操比赛，除了学校有大型场地之外，千人、万人共做操的情形很难再在其他单位出现了。这可愁坏了想拍壮观场面的摄影记者们，对于“北京恢复广播操”这条新闻，很多记者找到首钢公司新闻处处长吴建新，希望拍摄首钢万名工人齐做广播操的盛况，重现当年风采。

　　但询问的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他们想象的就是首钢这么多人，做操一定很壮观。但实际是没有的。”吴建新说。

　　在吴建新看来，首钢工人不可能做操，这是由“钢铁连续生产，岗位上不能离开人”的特殊性决定的。

　　“首钢是8小时工作制，三班倒。吃饭就是15分钟，别人帮顶一下，换班去吃，甚至有时候要把饭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出去做操呢。”

　　吴建新说，在首钢，真正做操的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在机关里头，每天光放音乐，没人做，就两三个人在做操”。

　　记者们在首钢找不到做操的场面，跑来跟吴建新抱怨，吴建新也没法：“首钢这个情况，不是不重视，工作条件特殊性决定了没法办”；可是如果记者说要退一步，去采访办公室或者后勤人员做操，吴建新又觉得“这个不典型啊，工厂里(推行)做操，怎么能工人不做机关来做……”所以再有记者找上门来，他都好心劝告记者赶紧去找更典型的单位。

　　据报道，从去年12月起，陆续有单位开展了“恢复工间(前)操健身示范活动”，首钢公司便是其中之一。而总工会领导在接受采访时也愿意将“首钢运动会开幕式以广播体操比赛为主要内容”作为基层较好落实的典型表现。

　　“首钢有些专业团体，专业的艺术团体、运动队，这就说明首钢在这方面很重视。一般职工，就那么回事，你组织他他也不一定去，下班他想赶紧回家……”吴建新说，即使在政治情绪高涨的年代，在各行各业高喊着“为革命锻炼身体”的年代，首钢也不是以健身的方式为国家做贡献，而是“为革命多炼钢炼好钢。我要是健身就练不出好钢来了，反而影响了国家(建设)了。”

　　摄影记者的镜头想留下千人齐做操的画面，只能去定格8月10日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广场了。那天，市总工会举办“首都职工宣传示范工(前)间操统一行动日”活动，“有近3000名职工表演团队和各基层单位代表，在现场开展工间(前)操创编展示和第八套广播体操表演”。那天，第七套广播操的示范员、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被聘为形象大使之一，同群众们一起做了第八套广播体操，只是由于“动作不熟练”，他的“动作总是慢半拍，做着做着明显就跟不上节奏了，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一边做一边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