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宝马撞童的时代隐喻

　　文/汤耀国

　　唐朝叛将张光晟“反正”归顺朝廷后，不料仍被处死，临死传语后人，“第一莫做，第二莫休。”

　　2007年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建议国人：“第一，不要撞伤，最好不要撞上。第二，更不能撞死。”

　　今年9月，江苏新沂发生“宝马四次碾压男童致死”惨剧。“一不做二不休”、“撞伤不如撞死”之说再度盛传。

　　车在人亡，交通肇事自无疑义，但是否属故意杀人还是过失致人死亡，尚需根据具体案情定性。男童家长和大量市民、网友要求严惩“凶手”。亦有笔名为“太子灵魂”的人出来反击，担心“失去理智的暴民和新闻媒体”、“没有开过SUV以上车型及更高档车”的“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以及“仇富心理”错杀了司机。委实，网民和媒体不能审判，此案就此打住。

　　谈谈其他。去年的孙伟铭醉驾致死案，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一审判了死刑，终审判了无期，成了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判例。今年8月，提交最高立法机关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拟将醉驾、飙车行为入罪，引起社会激辩。

　　交通乱象不止，相关立法、司法争论不已。汽车与行人的纠葛，正是这个时代矛盾的隐喻。
过去多年，我们为汽车拓宽了马路，翻新了城市。去年，中国的汽车生产与消费量跃升为世界第一。今年，中国的GDP很可能是世界第二。“汽车”，俨然象征着这个时代前行的动力。当下的中国，正如一部疾行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现代化道路上的汽车，冒险家与试验者不难从中找到乐园，人可以横着走，车可以飙着开，催生着他们的快感，也给许多人带来危险。

　　世故的人们早已打破对道德良心的迷信，在道德守不住的领域，法律不得不出来兜底，用确定的规则限制速度、防范风险。为什么会“仇富”、“仇宝马”？因为规则对开不起好车的群众还不够有利，还做不到让人不敢做、做了不得不休。

　　近年一些城市，如北京，明显加大对交通违规的处罚力度，交通事故频率下降，立竿见影。在其他领域，以疑似“前现代”的“严打”来对付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因切中这个特定阶段的乱局，亦能屡获民心。如果连最起码的生命权都有朝夕不测之虞，人们怎能不希望从严？“严打”之所以也会被质疑，则往往是因为不能全阶段始终如一，或失之随意。

　　在规则的牢笼里培养敬畏之心后，宽容才有可能生效。没有人愿意看到一个只剩下“太子”和“暴民”的撕裂社会，否则，那枉死在轮胎下的灵魂，将不得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