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的讲话文化！

　　文_南方朔

　　人们要谈问题，就必须讲话。因此，良好的讲话乃是沟通、自我修正、相互说服、让意见逐渐接近的媒介。

　　然而，今天全世界已几乎公认古代那种良好的“讲话艺术”早已消失了，它让位给了东拉西扯，狡猾的闪避，顾左右而言他，甚至说谎，胡乱扣帽子等。这是一种“讲话的沉沦”，这也是近年来西方社会的“交谈”(conversation)及“说服”(persuasion)为题的著作大增的原因，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姆(David Hume)认为，文明进步的能够发生，乃是我们有一个“可以交流的世界”(conversable world)，当交谈的讨论让位给了胡言乱语，又怎么可能寄望将来的进步呢？

　　当今的胡言乱语已多到不可胜数，在此姑且举例为证：

　　——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饱受国内外批评，布什的标准说法就是“不支持我们，就是支持我们的敌人”。这种类型在谈话上，是一种“二元论的恐吓修辞学”，世界非善即恶，而我是善，不支持我即是恶，听他架出这一招，美国人谁还敢多讲一句话？

　　——有男女名流起争执，女名流逮到一句话，就大声嚷嚷，说是“歧视全国妇女同胞”与“妇女同胞为敌”云云，这是典型的离题与拉扯，就是把话题扯离本题，而后嫁接到另一个不相干的题目上，给对方戴上沉重的帽子。最近台湾因为工业灾害而被居民抗议，官方和资方就架出“反商”的大帽子；鸿海(富士康)出了问题而受到批评，他们就扬言“是不是要逼我们出走？”可以说都是这种“东拉西扯地转移焦点”及“扣帽子”修辞学的具体例证。人间事总是可以做无止境的分类，找到一两个在当时政治正确的分类，然后把自己放在占便宜的一边，即可把坏的那一边当作帽子，不管是否适合，只要帽子对就立于不败之地。

　　——当代更普通的乃是从“动机论”和“阴谋论”的角度来谈问题，批评我的必是某个团体或集团的人，他们必有“阴谋”。当“动机论”或“阴谋论”一出，我原本的问题即消失了，或变得不再重要，另一种“敌我矛盾”已突然跃居首位。会搞“动机论”或“阴谋论”的，已等于是在动员自己这一边的人出来助阵打群架，近代网络文化就很有这种打群架的特性。

　　因此，现在正是“争吵文化”取代了“讨论文化”的时代，前几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在国会被参议员利希(Patrick J. Leahy)质询时，甚至连FUCK这种“4个字母的脏字眼”都夺口而出，第二天他还补充说：“一般我都不会用这么强的字，但当时我骂过觉得很爽口。”对于这种讲话风格，已有学者称之“自我咆哮”(ego shouting)。属于这样的时代，难怪人们要缅怀18世纪那种讲话有礼貌、有机智、能深刻讨论与相互说服的时代了。

　　西方极早即有起源于西西里岛的修辞雄辩演讲术，在罗马帝国时代固然出现过像西塞罗这样的演说家及政治家，但也同样出现许多舌灿莲花的辩士。像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就把罗马帝国时代的辩士那种靠一张嘴颠倒是非黑白的局面特性做了极坏的评价。英国直到17世纪霍布士时，也还对靠着嘴的政治评价相当负面。霍布士就说过，靠着嘴而搞的政治，会造成“演说家的贵族政治”，也会煽动出社会的冲突与混乱。

　　但这种对讲话采负面评价的时代，从18世纪起逐渐改变。一方面因为18世纪起英国经济欣欣向荣，再其次则是卿绅及文人知识分子阶级鼓吹斯文的讲话，希望借此来改善国民素质；另外，则是时机凑巧，18世纪民主发展，人们的公共讨论增多，讲话艺术在沟通讨论及容忍说服上也发挥了极大作用。这也是后来学者认为，18世纪英国动荡少而进步多，讲话艺术扮演了极重要角色的原因。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在他那篇怪异论文《公共空间的结构转换》里，就对18世纪英国的咖啡馆文化及讲话文化做了高度肯定。

　　好的讲话文化，不会搞煽动，也不会讨好群众，而会就事论事讨论问题；好的讲话文化，讲的人有责任心，不会东拉西扯玩语言游戏，它有助于沟通歧见，相互说服而非相互威胁及相互压迫。最近许多学者都在谈18世纪英国的讲话与说服，这种思古幽情里所反映的其实是对当今语言泛滥、但人更无法沟通的不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