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领导人不好当

　　文_陶  杰

　　2010年8月23日，菲律宾马尼拉香港旅行团大屠杀，又一次证实了中国人的基因：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香港特首曾荫权，在人质被绑架在旅游巴士上的时候，给菲律宾总统打了两次电话，两次都吃了闭门羹。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没接电话，总统府称，不知道特首曾荫权是谁。

　　香港特首有没有权给菲律宾总统打电话？某卫星电视台大受愤青欢迎的一位光头节目主持人，向曾荫权问罪，认为按国际对等关系，香港的特首只是一个地方领导，《基本法》第十三条规定，香港的国防和外交事务，归中央人民政府管辖，曾荫权没先向上请示，就打电话给菲律宾总统，违反了国家主权。

　　这位时事评论主持人，一向魅力非凡，在形象上是21世纪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据说还曾留学纽约，有美国国籍，对于广大中国人，自然一言九鼎，说话有权威。加上讲话的平台，有官方背景，光头主持人在批判香港特首时，面露冷笑，一副“你给人家总统打电话，凭什么呀你，也不撒泡尿照照”的骄傲和自信，而且把曾荫权的行为，上纲上线为“反映了香港人当英国殖民地太久，没有国家主权观念”的离心异端，眼看香港特首意图“分裂祖国”的罪名，在愤青公众附和公审的社会气氛下，马上就成立。

　　看见这场内战，我向家里那个叫露薏莎的菲律宾保姆汇报：请你转告贵国政府：对于马尼拉“事件”(为免刺激菲律宾人民的友谊，我使用了“8·23马尼拉事件”或“8·23马尼拉风波”一词，而不叫“8·23马尼拉屠杀”，较为客观中性)，要顶住中国人的压力，中国人的内斗，很快就自顾不暇了，香港特首因为没经请示打电话给贵国总统，犯了类似大逆不道的大清律例，随时能超越了旅游巴士上那个杀了8个香港游客的杀手，成为人民公敌。

　　但香港游客在马尼拉被杀，是治安的罪行，与国防外交无关，香港特首没有犯法。特首有资格给外国总统打电话，然而另有一些反对特区政府的文人，在《基本法》中找到了依据：《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香港特区政府只能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名义单独与各国“发展关系”。这一系列事务，没有包括“治安”，香港特首还是越权。

　　看见这些大批判的罪名，令人愤慨。今天是什么时代？香港的特首，由香港800名精英合法选举产生，经中央政府委托，香港特首充分得到国家的信任，在香港的人质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特首亲自打电话给菲律宾总统，这是真情流露的一刻，生死关头，像温总理在救灾时说的：“人命关天”，还来一通文山会海的盖章批示，这不是把我们香港同胞的生命往死里送？

　　民族的内斗基因，往往在生死关头时发酵。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迎接人质归来，亲自上飞机，拥抱九死一生的死者亲属，流下了热泪，也被香港一些评论人指为做秀，是演技精湛的影帝。在西方民主社会，即使对总统平时的执政有很大的不满，爆发战乱的时候，不同的政党往往能捐弃成见，枪口一致对外。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当年的政府大楼被恐怖分子炸掉了，死难逾百，总统克林顿亲自出席悼念仪式，与美国民众坐在广场，是不是做秀，是不是博取选票争取连任？或许有这样的动机，但在历史的关头，美国没有人会计较，只把总统当作一个人。

　　对于中国国民的心理素质，鲁迅甚为了解，他说：对于中国人，他往往从最坏处衡量他的动机。中国文化虽有儒家的性善之说，但“历代都行秦代法”，法家当道，盛行的都是性恶论，在马路上，如果看见一个老太太跌倒了，你会发扬孟子恻隐之心，前去扶她一把，还是先要“理性”地思考一番：你是什么身份？是不是她的家人儿子？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该先打电话给老太太的老公请示批准？一个社会，寡恩薄义，集体麻木凉血，倒也不是没有原因。

　　特首曾荫权打电话给菲律宾总统，没有违反国家主权。因为香港的游客在马尼拉被绑架，属于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旅游事务”，特首可以不必请示，自行向菲国交涉。明明很简单的一件事，非要搞得错综复杂不可，是中国人社会的共性。或许，一个地方的坏人和骗子太多，任何反常的义举，都一律被视为出于坏的动机。所谓“居心叵测”、“别有用心”、“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语文里诛心之论的词汇，随便抓就是一大堆。这种社会，又怎能不源源产生冤案？岳飞、于谦、袁崇焕等人之死，多少都死于“没有向上请示”，香港的特首，也差点在这条队上挂上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