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的人与事

　　那些如雷贯耳的人物不再是历史书上简单的人名，而是活生生的人，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愁，有对爱情的执著，有对革命的向往，也有私下的牢骚和对命运的悲愤

　　文　李占芾

　　回忆录总是很有点看头的。尤其是那些经历了大风大浪还能顽强活下来的老人的回忆录。

　　九十岁老人任均同志的回忆录《我这九十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在这位曾经的“延安朝圣者”的回忆里，那些如雷贯耳的人物不再是历史书上简单的人名，而是活生生的人，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愁，有对爱情的执著，有对革命的向往，也有私下的牢骚和对命运的悲愤。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治人者总希望百姓像蒙着眼睛的毛驴，只知低头拉磨，这样也就天下“大同”，一世二世乃至万世了。可他们也明白，光有毛驴还不够，还得培养驱赶毛驴的人。而这些培养出来的赶驴人，因为比一般人更了解治术的阴暗和肮脏，所以也容易成为鲁迅先生所谓的“反戈一击”的先锋。

　　任均老人的父亲任芝铭是前清举人，就是这样一位“反戈一击”的先锋。任芝铭先生似乎天生就是个反抗者，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到了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经九十高龄的老先生还是忍不住用那浓重的河南口音抗争，“这不中，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

　　经历过“文革”的人，不会不知道孙维世，仅仅因为“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就被“文革”专案组定为“现行反革命”，终于惨死狱中，不见尸首。

　　关于孙维世的悲剧人生，曾经与孙维世无话不谈的同龄人、她的六姨任均，自然更有发言权。孙维世为何被养父周恩来亲自下令批捕？批捕前的那段时间她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在监狱里又是怎样被非人折磨？在苏联期间，林彪又是怎样苦苦追求孙维世的？孙维世丈夫，著名导演金山在朝战时期访朝时的错误曾经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

　　在这本回忆录里，回忆孙维世的文章具有很大分量。这种沉甸甸的分量，不仅来自一个追求幸福抗争到底的女子，更来自那不寻常的“革命年代”。

　　九十高龄的老人，回忆起往昔的岁月，没有丝毫的含糊，一切恍如昨日，历历在目，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历史的真面目：周恩来和朱德的密友，很被孙中山看重的革命志士孙炳文会在妻子睡熟的时候，偷偷地给她戴上新买的手镯，好让她醒来时收获惊喜；“文革”中，冯友兰出去挨斗，他的妻子(任均的姐姐)拿个板凳坐在门后等他回来；延安时期，大家都不怎么喜欢江青，一见江青，本来有说有笑的热闹场面顿时了然无趣⋯⋯

　　任均老人对这本书的第一标准，也是第一要求，是实事求是。对回忆录而言，这确实是最重要的品质。读毕全书，笔者以为，老人做到了。■

　　《我这九十年》　任均 口述 王克明 撰写　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