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记者发现，基金会之间对于信息透明的认识差距较大。30多家作为中心网发起机构的基金会，更为积极地提供了财务报表。但就算是这些认同透明的基金会，能够及时提供项目信息也较少。而捐款人最想看到的，恰恰是能直观看出“善款是怎么使用”的项目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从事公益还是慈善，基金会都只是一个平台而已。善款通过基金会的安排进入不同的公益慈善项目，扶助不同的人群，并不表示基金会就能对善款拥有百分之百的使用权。将相关信息公开是确保善款正确使用的第一步，可为什么这一步迈出去却这么艰难呢？

　　前面我们看到，作为业内的风云人物，徐永光和他的团队希望通过建立基金会中心网，让公益慈善事业走向公开和透明，一方面规范公益慈善组织的行为，打消公众的顾虑，另一方面树立社会公信力，也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公益慈善事业。然而，编制一个透明口袋，这样的愿望能不能获得同行的认可呢？

　　徐永光和中心网的同事们决定到信息公开较好的几家基金会走访一下，看看做一个透明口袋到底还有哪些难处。而对此，基金会也非常坦率。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顾晓今

　　顾晓今：学生就有好几万，光是中国青金会建的希望小学一年也在300多个。所以呢，如果要是每一个项目做一个描述，那我们有大量的那种，就那种基础工作需要做，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提供出来的，那要专门有一个团队来去做项目的这个描述，这是一个工作量是海量的巨大的。

　　徐永光：基金会中心网是一个机制。你可以知难而上，你也可以知难而退，你甚至可以拒绝。因为信息披露是自愿的，只有那些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更多捐款人的支持，他就会好好的去认真提高自己，去披露。如果说你知难而退，那你实际上放弃了你的机会。

　　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在公开本身上来讲是没有障碍，现在的唯一障碍就是我们现在的信息系统跟不上。

　　在青基会，记者注意到，关于希望小学以及困难学生等资助资料 虽然没有全部输入电脑，但都已装订成册，而且对公众敞开，可以随时查阅。但是，在徐永光看来，做到了点对点的透明还不够，还需提升到面对面。

　　徐永光：对个人披露是畅通的，现在要求就畅通到你全面的东西都要搬出来，这全机构的信息，全都搬出来，然后搬给全社会，就是这个确实是一个有一个挑战。

　　从青基会出来，徐永光坦言，这些数据的整理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小的基金会项目少，做个透明的玻璃口袋而会更加容易，越是大的基金会，项目多、资金流量大，信息整理起来肯定会耗时耗力。

　　就是觉得这个挑战不是坏事，对一个机构，有压力，但这种压力它确实能够提升一个机构。

　　9月7日，徐永光和同事来到残疾人基金会，这里并非中心网的发起机构，对于信息透明的沟通也较少。如果做一个玻璃口袋，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基金会中心网的CEO程刚 决定先介绍一下网站的主要功能。

　　基金会中心网的CEO  程刚

　　陈刚：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五六七八九(2005—2009年)我个年度(数据)全有了。其他的还没有，还在陆续采集当中。要查询某一个年度的工作报告，我们可以看，可以读，也可以下载。

　　徐永光：就像一个巨大的公益超市，你看谁的公益项目在摆摊，你的公益项目摆摊摆在那里，大家来一看一目了然，大家来选，他就有选择性，这个摊子里面哪个产品满足我的需求，我就买哪个产品，就这个概念。

　　在交谈之中，我们注意到，残基会对于推动透明的紧迫性有着切身体会，在启明行动中，几位捐款人就曾亲自核实善款的使用情况。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 费薇

　　费薇：福利基金会来说，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基金会没有秘密，这是必须的，我们基金会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想做到什么呢，要有质量的透明，这个还是现在我们特别不足够得。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改造我们的网站。从我们的网站上，你现在可以看出来，我们安安静静的，是一个静态的，是一个栏目分割的很碎的，是一个看不太清楚我们每一个项目面目及执行情况、执行效果的。这个现在是我们的弱项，也正是我们正在改造的。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  刑建结

　　刑建结：如果说有难点的话，我现在想可能就是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就是说比如说我设计了5个公益项目，有的公益项目可能很成功，有的公益项目可能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有的公益项目可能做到一定程度，效果不是像原来设想的那么好，这都完全有可能。

　　老邢的这些顾虑，徐永光认为很正常，首先能够尽可能地披露，就已经为玻璃口袋勾画出了大体的模样，而随后中心网的机制会推动大家进一步公开，直至彻底透明。

　　9月6日下午，当来到扶贫基金会时，徐永光直接询问的就是，过去的管理和现在的要求对接有没有什么问题。

　　A：我们信息，其实我们的要求，现在也在做信息化建设，我们的要求其实比这个基金会中心网要求的还要严格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王行最

　　王行最：因为我的信息全是电子化的，已经存在了，每年都有。你比方爱心包裹项目，去年捐助人是个人的70多万，机构的大概5万左右，这个他的名单都有的。

　　徐永光：70多万个人？

　　王行最：个人。

　　徐永光：这个量很大。

　　王行最：然后受益的人多少个，多少所学校，多少人，大概将近120万人，这名单他全都有，都已经有了，你要我就给你，你直接到这来就可以。

　　为什么扶贫基金会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把信息透明的工作做在了前头呢？秘书长王行最告诉我们，他们是尝到了透明的甜头。

　　王行最：去年我们做的那个三千万，我们资助了1.3万多人，那么这个把我们1.3万多人把全部的名单都打印成册，把原始件装订成册，交给了委托方，他就很感动。后来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就是说你除了给我来反馈以外，你还有没有可能向社会去公示，所以我们就公示了。

　　王行最提到的名单就是这些本厚厚的记录，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捐款人的钱是经过怎样的程序，用到了哪些人身上，一个个接受帮助的人签字、按手印，经过了层层核对，并上网公示，就像是一个玻璃口袋的样本。

　　王行最告诉我们，他们能这样做还有一个内在动力，这就是扶贫基金会早在1999年，就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主动放弃了行政级别和事业编制。

　　王行最：当然把级别取消完了以后，大家知道，来之前就知道我到这里是当不了官，那你就是对于每个人进入基金会的动机，他就有个筛选，来了以后知道当不了官，所以我就是要喜欢这个时候才可能到这来做。

　　在对扶贫基金会的走访中，中心网的几位负责人都说感到振奋，徐永光也似乎有些感慨。

　　徐永光：通过大家这个透明意识的提高吧，我相信扶贫基金会它所代表的公开透明的这个方向，会被越来越多的基金会接受，但是这个过程还比较漫长，可能要三年，可能要五年。

　　走访回来，我们跟随徐永光来到了他的办公室，穿过那些记录了20多年公益历程的奖杯，我们的注意到，摆放在徐永光座位旁边的，是一幅他身站悬崖之上的照片。

　　徐永光：这个就是我在登泰山的时候，站在这个石头上，下面是万丈深渊。你看这个手，一阴一阳很有意思，如果是我要是一失足，那我就是粉身碎骨，风险很大的，做公益风险非常大。

　　在徐永光看来，管理疏误、道德风险，这些隐患随时都可能给公益行业带来灭顶之灾，只有引入良性的机制，做成公众监督的玻璃口袋，才是对行业自己的保护。

　　尽管这几天都在四处走访，可61岁的徐永光身上看不到疲惫。在大会议室里，他和校长们已经开始讨论新公民学校——这个面向打工子弟的慈善学校 怎样公开自己的财务，做成一个标准化的玻璃口袋。

　　徐永光：我现在感觉，并不是我在推动，已经成为一批优秀基金会的共识。这些优秀的基金会现在已经看到了基金会中心网的价值。

　　2010年9月10日，新公民学校在“助校行动”启动仪式上，向公众详细公布了自己收支状况，并接到了第一笔社会捐款。

　　半小时观察

　　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公众意识的进步，公益慈善事业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积极作用越来越明显，特别在汶川、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这些危急关头，公益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达到天文数字，汇聚了大家的爱心和援手，还有越来越多的富豪捐出自己的资产，甚至达到裸捐的程度。但是，健康的慈善生态从来就不是与生俱来，更不会靠个人善心大发，就骤然改观，公益慈善的种子必须仰仗良好的制度环境，才能更好地孕育催生。不可否认，公益和慈善的原始动力来自于道德和文化的力量，但它毕竟不是少数富人的私事，而是一项需要严肃对待的社会工程。不管是一亿元还是一元钱的善款，只有依靠制度和组织保证，才能真正输送到最需要帮助的人手中，发挥出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