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时间长

　　“村里的变成家里的”

　　合肥市纪委在村官腐败调查中指出，个别村干部把“管理权”混同“所有权”，把集体资产当作个人财产，把村办实体当成个人公司，在管理上搞“家长制”，在利益分配上贪、占、卡、要，腐化堕落。

　　“村里的就是家里的”是一些腐败村官最真实的写照。

　　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五里社区居委会干部邵修贵与村主任成立“五利公司”后，无偿从五里社区居委会“借钱”，还将道路征地补偿款75万元转入五利公司；伪造社区居委会集体房屋骗取拆迁补偿费40万元并将款项转入五利公司；社区居委会主任郑文斌利用职权强占辖区两处公共地段，竖立巨幅广告牌，每年获利30多万元。同时，郑文斌还以其侄子的名义非法修建1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出租，每年获利10多万元；在社区居委会的早夜市场内开办建材门市部，将建材强行高价卖给开发商，每年获利数十万元。此外，邵修贵和郑文斌两人对工程建设项目不履行招投标程序，绝大多数建设工程都是由两人的亲戚或朋友承包。

　　据了解，2000年1月至2010年4月，五里社区居委会账面列支的招待费支出高达614万余元，其中2007年、2009年的招待费都在110多万元以上，日均达3200多元，就连社区居委会干部亲属、朋友的吃喝开支都在招待费中予以报销。更为恶劣的是，邵修贵等人经常外出游玩，出入高档娱乐场所和洗浴中心，消费开支全部从社区居委会财务中报销或在征地补偿款、出租房屋租金、“小金库”中冲抵，为此，一次就截留合肥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集体土地补偿费165.6万余元。

　　村官任职时间过长，也为村官家长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合肥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雍成瀚说，从实际情况看，选择村支书的范围很有限，同时，选出来的村支书一般工作时间都很长，经调查，目前合肥市任职最长的村支书在任28年，最短的也有5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村官“隐性权力增大”。综观刘怀寅腐败案件，不难发现，“集体研究”成了“芝麻贪官”们“抱团腐败”的幌子。刘怀寅任村支书25年，利用宗族势力，大权独揽，村干部也为其“一手栽培”，形成盘根错节的“腐败利益共同体”，村里的就是“共同体”的、家里的、自己的。

　　“通过调研发现，一个乡、一个村的工作抓得好不好，关键是看乡村干部特别是村支书的思想作风如何，村(居)干部的选任应引起关注，急需破题。”雍成瀚说。

　　寻根究源

　　庞大资源成滋生腐败温床

　　在剖析刘怀寅受贿千万元大案时，该社区村级资产的庞大令人咋舌。据统计，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居委会有包括8万多平方米门面房在内的近10万平方米房屋资产，5000多万元银行存款，还有投资潜力超强的北方置业园……在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人口仅1600余人的藕塘社区，在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中，其资产已超过10亿元。

　　“很多炙手可热的生产要素，如土地、森林、水利、资金等开发利用权的相当一部分集中掌握在村干部手中，为村官提供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合肥市纪委官员说，这样一来，小村官就会借助手中的资源把自己的权力“放大”。

　　不妨从合肥对村级“三资”清理来看看村官手里握有多大权力。

　　去年8月以来，合肥市委决定由市纪委牵头组织对全市89个乡镇(街道)1209个村(居)集体“三资”开展为期一年的集中清理。目前该项清理基本完成，根据各县区检查验收确认的数据，2006年至2008年，合肥全市村(居)集体总收入51亿元，总支出42.4亿元。截至2008年底，合肥市村(居)集体资产总额42.9亿元，债权总额12.5亿元，债务总额17.8亿元；资源45.9万亩，房产130.7万平方米。通过“三资”清理，合肥市村(居)集体共核减债权0.8亿元，核减债务2.9亿元，增加集体资产3.1亿元。此外，村(居)所属企业拥有资产总额18.2亿元，房产100.6万平方米。

　　另据介绍，2008年年底，合肥市年集体收入达30万元以上的村(居)集体经济总收入为7.05亿元，集体资产总额为30.60亿元；目前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30万元的已有263个村(居)，其中150万元以上的有82个，1000万元以上的有13个，最高的达到8000多万元。

　　从村官犯罪案件可见，村官腐败就寄生在自己掌握的庞大资源上，多与土地、工程有关。长丰县双墩镇花园居委会干部黄梅生受贿130.4万元，不办任何手续将土地转卖给开发商。合肥市包河区淝河镇平塘王村干部刘某在合肥市重点工程——淝河路改造“拆迁安置恢复楼”、“兴平工业区”两个工程建设项目中，在平塘王村工程建设、土地转让、合作开发建房等方面多次为他人谋取利益，涉嫌收受和索取贿赂计81.1万元。刘某案件还牵出望湖街道五里庙社区居委会干部胡某涉嫌受贿问题，经查，胡某在任职期间将五里庙装饰世界一期大部分工程交由其亲属承包，为亲属谋取利益，共涉嫌收受5人贿赂共计22.8万元。

　　“有的村(居)票据管理不严，白条过多，乱发补贴，有的村(居)企业改制程序不规范，导致集体资产流失严重。”合肥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清理中发现，村(居)“三资”管理主要存在村(居)财务管理机制不完善、资产管理责任不明确和资金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目前合肥市农村建设和农村财务管理中一些不规范的具体问题，主要是征地拆迁安置、农村户籍管理、土地管理、农村规划建设和农村建设招投标等方面，存在着相关制度不健全、工作不规范、虚假补登记户口、违规迁居挂户、违法违规审批、评标方式不科学等。

　　“当官不是做生意，绝不能有赚一把就跑的思想。”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在合肥市“三资”清理总结大会上对基层干部发出这样的劝诫。他说，正是在近年来合肥城市快速扩张、县域经济强劲，城市近郊村(居)集体也越来越富裕的背景下，村官腐败开始多发，“在当下社会环境里，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不能只靠干部自律，必须依靠好的制度”。

　　据了解，面对因城市发展诱发的村官腐败问题，合肥市通过开展村居集体资产“三资”清理整治工作，探索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强化了对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监督。目前，合肥市村级资产初步实现了集体资产从村官“保险柜”走上陈列台，资产证照、收支情况无保留公示；财产情况不仅“上了墙”而且“入了网”，实现资产网络化查询，群众只要用手轻轻一点，就可以从便民大厅电脑里翻看社区资产状况；更重要的是，合肥市首创由村干部及其亲属、关系人以外村民组成的村级廉勤监督委员会，作为“三资”监督代言人，动态监管集体资产，有效地解决了对村官的监督缺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