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2010年中国女性影像史

　　哪个年代的女人更好看

　　百年风云变幻，女人始终好看。

　　时代感是女人的造型光，投射在女人的眼神、表情、妆容、衣着、言谈、举止里，令她们与隔代的佳人，那么地不一样。

　　女人努力让自己美丽，是主动照着自己想象中美的定义让自己漂亮，也是潜意识中照着当代对美的定义让自己好看。读女人的美，能读出时代的精气神和那个年代的审美能力。

　　美的标准，各人各时代不同，相同的是：性情、气质、心灵、思想、行动，亦透过外表，散发光辉。

　　女人好不好看，还跟男人有关。两性世界的丰富与融合，绝不止于女为悦己者容。

　　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乱世并不使女人难看；心乱了的时段，女人总是不耐看。

　　相由心生。价值观，才真正决定着女人的相貌。

　　文/侯虹斌

　　曾看到几张上世纪20年代婉容皇后与溥仪的合影。婉容烫着卷发穿着旗袍，与身着西装佩着怀表的皇帝翩翩合影，嫣然百媚。流传最广的那张，便是婉容娇懒地斜坐在太师椅上，旁边年轻的皇帝挟着礼帽端站着，俨然她的侍卫。

　　一张图传递出的信息或许比一座大教堂还多。那个时代，那个最上流社会里，旗袍、烫发就是美，西装领带就是美，甚至男人充当女子的守护者这种做派和风度，也是美，是时髦、可爱。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推翻了帝制，也颠覆了晚清时期的观念和审美。虽然这离真正的平等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但皇帝愿意站着，就证明了观念的改变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的确，由此开始，以“花盆底”为代表的满清女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中国，进入了20世纪。

　　释放时代(1910～1930)

　　不恭敬地说，在上世纪初叶和20年代前后，很多时尚是妓女率先披挂上阵的。比起大家闺秀的拘谨和无趣，名妓逛街看戏跳舞，出入有豪门，往来无贫贱，兼之她们的职业就是穿衣打扮，以色媚人，很快就成为风向标。婉容的时髦打扮，未必就不是由名妓们演化而来的。

　　只不过，在女性普遍获得教育权之后，大街上一水的都是漂亮的女学生，晚清妓女的靓妆艳服很快为更新潮的女学生所刷新，女学生成了引领时代风尚的代表。在画家们的笔下和照相机的眼睛里，她们像西方的女性一样裸露着双腿，旅行、游泳、骑马、射箭、打高尔夫。更有趣的是，在良家妇女学着妓女身姿妖娆、花枝招展的时候，妓女们反倒纷纷穿上学生装，戴上平光镜装纯了。这让人想起《喜剧之王》里那个满口粗话、扮成学生妹的妓女的张柏芝，猥琐男扔出一把钱，拖着哭腔喊：我要初恋呀。别笑，这就是当时的潮流之选。

　　旗袍开始流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它与宽袍大袖的旗装的关系已经很渺茫了，衩高及臀、腰身袅娜，中国女人第一次可以性感。前有“天足运动”，后有“天乳运动”，无外乎就是把女人缠了一千年的足、裹了一千年的胸释放出来。女人往日被紧身褡或小背心强压下去的双乳敢于挺立在旗袍之下。雪花粉、雪花膏成了时髦用品，旁氏、凡士林等西方现代化妆品渐渐走俏。这些商品的流行，使中国第一次与国际流行接上了轨。

　　当然，服饰打扮的变迁是最表层的，不过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里那只试探的鸭子。时代审美变迁的本质是人心变了，妇女解放运动开始深入人心。放天足、自由恋爱都是应有之义。被视为翘楚的时代美人，不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美人，也不是“花榜”上的名妓花魁，而是有独立人格的名媛贵妇和女强人。代表人物，或许当数宋美龄、黄蕙兰和杨步伟。那时，宋美龄刚刚以结婚时的一袭婚纱出尽风头，引发了上海滩上的“婚纱热”，虽然彼时她的手腕或政治能力尚未展露出来，但在婚姻中的自主和掌控能力已足够迷人。外交大使顾维桢的妻子黄蕙兰也是交际场上的红人，据说有一次Vogue杂志评选“最佳着装”中国女性，她还压过宋美龄一头，得了第一。杨步伟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开私营的森仁医院，同时宣扬自己“终身不嫁”，哪一件不是把自己推到极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半农给女人造了一个“她”字，“教我如何不想她”，让女人在文字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奢华时代(1930～1949)

　　这是中国最残酷的战争时代，还奢谈什么美呢，生在乱世，流离颠沛，乡下姑娘恨不得个个脸上都抹上锅底灰，蓬头垢面地逃难去。

　　但显然并非如此。30年代甚至被视为最有“民国范儿”的时代，无非是有了上海，有了这个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大都会，中国就还是世界潮流的重要一环。上海的摩登，就是中国的摩登；上海的美，就是中国的美；她不仅可代表中国的最流行元素，也可以代表世界最时尚的力量。南京路上驶过最新款式的劳斯莱斯，先施百货可与巴黎老佛爷或牛津大道相媲美，世界顶级名牌的广告牌矗立在上海的百货大楼外，霓虹灯亮得足以晃瞎了眼：在这块飞地上，连寂寞都会发光。

　　由是，上海摩登女郎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从旁氏雪花霜到力士香皂，从古龙香水到双妹粉盒，甚至妖娆的美丽牌香烟，美女倚靠着这些消费品登上了广告牌，成了月份牌小姐，成了时尚代言人。月份牌小姐开始尚以妓女为原型，很快，主角就换成了丰满性感的摩登太太，因为她们更有消费力。郑曼陀、杭穉英等名家把笔下的月份牌美女画得鲜明柔和，细腻可触，和这座都市的声光色影正相得益彰。

　　另一件值得铭记的事，是1926年作为中产和流行代表的《良友》画报创刊了。《良友》内容丰富，印刷精良，每期以电影女明星、名媛名太等摩登女性作为封面女郎，把“名媛”这个美妙的称谓，连同一种新的社会认同和期望的女性形象包揽下来，推销出去。现代商业文明包裹下的中产阶级女性显然成为值得效尤的佼佼者：她们知情识趣，落落大方，注重时尚和生活质量。

　　作为这种潮流的呼应，1930年，名媛选举在上海应运而生，又被称为“上海小姐”选举。早年流行的评选妓女、月旦人物的“花国选举”，所评选的“花榜”散发的是旧文人的酸腐气息，上海小姐的选举则带有了更多都会摩登的色彩。入选的名媛身世清白，甚至出身名门，比如当年夺冠的就是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大小姐。

　　如果把视线拉远，就会发现，中国影坛正是30年代的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倒影。好莱坞巨星闪烁，星光熠熠，中国的阮玲玉、胡蝶、周璇等大明星也成了这个时代最高的审美标准，她们的明星气质有了强烈的示范意义。

　　当然，那个时代还有一些真正的名媛，例如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张允和诸姐妹等，她们是出色的沙龙女主人，更是男人爱慕、女人羡慕的对象，是时代偶像。只是，并非有才有貌的名女人都可以充作名媛，比如同时代的张爱玲、冰心、丁玲、萧红等人就无法进入大众偶像这个名册，哪怕有姿色有身份也不行。要言之，众人仰慕的对象关键还须嫁得好。

　　所谓时代的审美观，借用的就是当时中产阶级的眼光：如何才算完美女人？父慈子孝夫妻和美生活富足，还要美貌多金和适度的风流。别抱怨，时尚一定是势利眼的。

　　禁锢时代(1950～1976)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丽的旗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仍然摇曳在中国的大地上。但很快，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彻底地把它们打蔫了，摩登女郎也只得换上了列宁装。50年代初，张爱玲身着羊毛开衫加旗袍出席文代会时，反倒成了另类，鹤立鸡群，只落得个浑身不自在。

　　爱与美总是相辅相生的，当爱情在大众生活中绝迹的时候，美也就变成了邪恶。教育家陶行知说过，中国生活中的道德程度过低，与它的日用人文太缺少美感有直接的关系：“美的良知一旦焕发出来，比之道德自觉与发现功效是强得太多了，美就是一步到位的道德。”

　　显然，禁止美，就是没有道德的一种体现。

　　领袖曾经发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号召，号召的结果，就是让大家变得男女穿得一样，长得一样，干得一样。1958年，城市姑娘邢燕子去农村参加劳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突击队事迹名扬全国，而邢燕子本人也因其“铁姑娘”形象成为60年代初青年的偶像。

　　不允许在乎容貌和个人感情的时代里，那么多美好的青春干什么用呢？都用来奉献了。当时中国拥有工作的女性也许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了。很多女大学生都自愿不自愿地嫁给了素不相识的军人、工人或者农民，不计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工作环境和个人志趣；这也被当作时代的美丽形象，宣传之、歌颂之、强化之。赵树理在小说《小二黑结婚记》里头写，婚姻登记处会询问：你为什么要跟她/他结婚？提供的标准答案就是：“因为她/他能劳动！”

　　中国女性的社会化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但外形服饰打扮的粗鄙化程度也越来越严重。其实， 50年代的时候，倒是产生过喀秋莎那样健康美丽的优质偶像(虽然人家是苏联的)，可惜很快就被粗糙乃至丑陋的形象所替代，中性化、无性化是女人唯一的选择。这个阶段，也是政治宣传画最兴旺蓬勃的阶段，宣传画上的女孩子个个都是邢燕子，满脸红光，斗志昂扬，脸上的表情要么就是对同志春天般的温暖和热情，要么就是对敌人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还配合着拳头，像是随时准备揍人。

　　实际上，并不能说这个时代就没有时尚，这几十年间的时髦货，就是革命和斗争。列宁装、人民装、中山装成为当时最时髦的三种服装，她们的确认为这很神气。进步女性喜穿列宁装，剪短发、直发梳辫、不施脂粉，脚蹬布鞋及上胶的解放鞋。到了“文革”期间，红卫兵装成为最革命的服装，是紧跟潮流的标志，标准配置为：旧军装、旧军帽、武装皮带、解放鞋、红袖章、军挎包，挎包盖上绣有鲜红的“为人民服务”字样。

　　爱美之心就像草籽一样，总是能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发芽。就算穿着统一的军装，年轻的姑娘也会想办法给毫无腰身的军服系上皮带，挺起她们骄傲的胸脯；在军服上翻出一道整洁的白衣领，令人在一片灰绿中眼前一亮；再把裤管缝上几针，突出身体的线条……

　　好在，这样的日子总算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