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融水苗族民族认同的变化

　　作者：袁同凯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27 期 18 版“区域”文章之一。

　　红水乡苗民族源认同与族属认同的例子也证明，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虽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两者关系极为密切：“前者是后者的基石，后者则是前者的胶合剂。”

　　近期，笔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的融水苗族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族属问题上，当地有不少苗族人的客观标示与主观认同不一致。也就是说，尽管在族属上他们贴着“苗族”的标签，但实际上他们的血管里却流着侗、汉等其他民族的血液，而他们自己也认同其祖先源自于这些族群。

　　凭“历史记忆与想象”追溯“族源”

　　融水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与贵州南部接壤。笔者去调查的那个乡叫红水乡，位于融水县境内北部，乡政府驻地红水村距县城100公里左右。境内居住有苗、瑶、汉等民族。据乡政府统计，苗族占全乡人口的97.4%。

　　据当地民间相传，他们的祖先分别由湖南、贵州、四川、广东、浙江、河南、内蒙古等地先后迁入红水乡。其中部分苗族人认为，他们在祖先迁入红水时并不是苗族，因长期与当地苗族人交往、通婚，他们在语言、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均受到深度同化，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与传统乃至姓氏，并逐渐融入当地苗民的族体。现在，他们虽然在族属上被划归为苗族，但是在主观意识上，他们依旧认同其祖先的族属。

　　有学者认为，“由于‘族群’是由血统、遗传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自由选择，但文化则是可以选择与改变的，所以文化认同比族群认同更为复杂。”笔者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某些边缘“族群”并不是基于血统和遗传而形成的，而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与情景中逐步建构起来的，是人们现实生存抉择的产物。

　　大苗山是苗族世代聚居的地区，当人数较少的部分外族因某些原因迁入时，他们在新的族群关系中，为了争取生存资源，逐渐遗忘了母居地的祖源与语言以适应新的族群环境、获得新的族群认同，从而造成语言、基因与历史记忆的断裂。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情景下，由血缘、遗传决定的“族群”同样可以选择与改变，而过去那种仅以共同语言、血缘与文化关系来界定“民族”或“族群”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部分在族属上认同苗族的群体，在民间依然保留着对其原属族体的认同。由于缺乏文献记载，他们只能凭借“历史记忆与想象”来追溯其“族源”，并通过其迁徙史与部分特有的族群文化来强化这一认同。

　　外族与苗族通婚后变成了苗族

　　过去人们认为，那些自我认同为同一个“族群”的人往往具有血缘关系，而忽视了人们面对生存和资源问题时“社会历史记忆”在凝聚族群认同和塑造新的族群认同方面的影响作用。马克斯·韦伯曾给族群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这一定义的重要特点在于强调主观信念、记忆及其假想的历史因素。依照韦伯的族群界定，族群自我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记忆与想象”。

　　最先迁入红水乡境内定居的是苗族的贾姓和滚姓，在以后的数百年中，又有其他族群相继迁入。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相互往来，在生活和生产中相互交流经验，共同开发红水，抵御外来的侵扰，生死相扶，相互通婚，不断融合。由于人口稀少等原因，外族与苗族通婚后变成了苗族。

　　现在红水乡的民族构成主要是苗族。实际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由其他民族演变而来的。据调查，有些壮族、侗族甚至汉族，由于长期与当地的苗族往来，在语言、饮食、服饰、生产等各个方面受到苗族的影响，逐渐融入到当地的苗族社会与文化之中，最终成为苗族。当然，促成这些民族的融合，国家的意志和民族政策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生育、教育、经济等方面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当地汉人融入苗族的进程。那些嫁娶苗族人的汉人，大都成为苗族人，尤其是他们的子女，在族属上均归属了苗族。但是，当这些“苗族人”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仍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自己原先的族属。

　　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关系密切

　　人们往往会依据不同的情境对族群认同作出不同的解释，因此，族群认同是因情境而变化的动态过程。上述那些族属标示为苗族的例子说明，单凭血统而产生的认同只是族群认同的一种形式而已。当一个族群面临生存危难或面对生存资源选择时，人们可能会作出有利于自己族体存续的抉择，其族属亦可能发生变化。

　　同时，族群的自我认同与族属的客观标示不是一种绝对的对立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而且，这两种认同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因此，他们所强调的族群自我认同绝对不会影响民族间的和谐与团结，对国家认同也不会产生负面的、消极的作用。同时，红水乡苗民族源认同与族属认同的例子也证明，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虽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两者关系极为密切：“前者是后者的基石，后者则是前者的胶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