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着瞎眼的恋人

　　地上的人民，既被安置在不同国家，就以不同方式纪念韩战60周年。本片主创在首尔出席了“天安号”罹难将士的吊唁活动。往昔和今朝，战争与和平，就在黑压压的一鞠躬中，被牵连了。如果说，三八线是一根横向的梁木，60年后“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语)是一根纵向的梁木；朝鲜半岛的磨难与前途，就如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活画在世人眼前。

　　1950年8月的韩国，如血海地狱，烧着不灭的硫磺，不到两月，90%国土已失去。为保住最后一座城市釜山，他们把残留的倾国之力，都押在了洛东江一线。联合国谴责朝鲜，组建联军，赶赴仁川。苏联投了弃权票。21个西方国家参战，16个国家出兵。那个最漫长的月份，军人拼死亡命，妇人闭门哭泣，学生征召上阵，教会禁食祷告。最后一线希望是不认识他们的遥远的海军陆战队，能赶在他们亡国前成功登陆。

　　当年有286名中学生，穿着校服参加洛东江战役。他们没有编制、番号、军装，被称为“学徒义勇军”。影片描写其中的71人死守浦项女中，挡住人民军的史记。

　　导演既煽情，也写实；既憎恶战争，也讴歌死士。片头20分钟巷战算是战争片的经典场面。以一个学生兵的慌乱、奔走、惊骇和大难不死，及杂糅了女性气质的身影，去衬托电闪雷鸣般的沙场；直到他耳鸣、失聪，面对长官被杀，却拔不出枪，下不了手。

　　接着，这个上过惟一一次战场的孩子，领着71个中学生留守学校，却意外遇见敌人整整一个团。

　　电影史上有类似的经典之作。1959年的德国电影《桥》，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二战后德国第一部引起关注的反战影片。1945年，纳粹倾覆前夕，7个中学生被征召入伍。他们出征前被好心的军官留在家乡，去“守”一座已计划要炸毁的桥。所有人厌恶了战争，泯灭了激情，晓得帝国的结局。只有这几个孩子，把少年维特的烦恼，对战争的憧憬，和为国尽忠的梦想，新鲜无比地带到了桥头。以灵魂的活力而论，他们或许是当时德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几个士兵。出人意外地，一支盟军的坦克小分队突袭桥头。7个孩子击退了他们，6人阵亡，一个哭着，浑身是血，回到了青春期。

　　片头，英语老师教他们朗诵诗歌，大意是，我爱你，但不能对你起誓，因为虚假的誓言一无益处。若你的爱包围我，会让敌人发现我，求你不要爱我，不要牵着瞎眼的恋人走。

　　这是对一个战争之外的世界的抒情，更是以爱情为譬喻，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在一个征召孩子参战的时代，爱的誓言在哪里呢？

　　即使这71个孩子是保家卫国，即使国家到了灭亡边缘，征召他们实在迫不得己，导演仍刻画了战争对孩子们灵魂的摧残。在他们摇身变作刚毅决绝的职业军人之前，最吊儿郎当的那一个，嘶喊着说了一句话：“在战场上，人人都是畜生。”

　　如果说，曾经为了爱一个女人，他必须变成一个流氓；如今为了爱一个国家，他却必须变成一个畜生。最后，他们被战争激发，生出对方士兵所没有的一种激情。这激情中，既有畜生般的血气，也有男人对家国的责任；既有对敌人的仇恨，也有对成人世界的还击。

　　和《桥》一样，戏剧性的结局，是这班孩子竟然打败了职业军队。但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哲学问题。到底什么样的念头，才能锻造最有战斗力的士兵？

　　这两部影片，都不是在颂扬以少胜多，而是在反抗战争的逻辑，并给了这种反抗以爆发的力量。正因为学生不是军人，他们胜过军人，是对战争本身的羞辱，是人类含辛茹苦的梦想。

　　“和平来之不易”。为维持和平欧洲在二战前曾付出巨大代价。战争爆发后，路易斯在《时代与潮流》上质问，“惟有给予首要之物以首要之位，你才能维护其他次要的事物。说到这里，就不能不问，30年来我们的文明到底把什么事物当做首要之物。答案非常明显，它把自己当做了首要之物。”

　　换言之，保持文明，保持和平，保持高收入，保持高质量的生活品质，保持交通、食物、卫生和娱乐的水准，这一切都是好的。但如果这一切成为人类文明的最高目的，文明怎么可能不崩溃，敌人怎么可能不嫉妒，世界怎么可能长久稳定？如果文明的内容被我们视为至善之物，我们终将失去文明，或者一一失去，或者在某个清晨全部丧失。已有无数战争证明了这一点，还有未来的战争要继续证明下去。

　　路易斯在空袭中躲进地下室，半小时后回到书房，继续写道，“也许文明不可能安然无恙，除非我们珍惜某物胜过珍惜它。”

　　无论是爱情还是爱国，人们牵着瞎眼的恋人，却说不出爱的誓言。朱丽叶捂住罗密欧的嘴，说你不要指着月亮说，免得你的爱像月亮一样变幻。在民政局，新娘拉住新郎的手，说你不要按着宪法说，免得你的爱像宪法一样频频修改。

　　除了战争，我们在哪里遇见和平？除了现在，我们在哪里遇见永恒？除了在71个孩子的眼睛里，我们在哪里遇见国家？除了教科书，我们在哪里遇见谎言？除了看电影，我们在哪里遇见乌托邦？除了死亡，我们在哪里遇见生命？除了坟墓，我们在哪里遇见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