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行乐新年盛 万树花开天上春

　　圆明园的全盛风貌

　　文｜刘浪

　　圆明园作为雍正作皇子时的赐园初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前后，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定名为“圆明园”。它历经雍正、乾隆、嘉庆诸朝，在愈一个世纪的建造中，最终被建成占地超过5200亩，建筑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相互统一又各自独立，居“三山五园”之首的大型皇家御园。

　　1749年(乾隆十四年)，来过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王致诚的《传教士书信集》在巴黎出版，里面有很多关于圆明园的描述，这些文字便成了欧洲人了解中国园林的最重要资料。其中，他在1743年(乾隆八年)从北京写给巴黎朋友的书信中，这样描述圆明园：“它基本是由相互之间独立的一大批住宅组成的，但非常对称和谐，由宽敞的院子、花园和花坛分隔开来，所有这些住宅的门面都涂金、油漆和绘画而金碧辉煌。室内装饰和布置有中国、印度以及欧洲所有最漂亮和最珍贵的东西。⋯⋯建筑内部的房间与外部一样华丽。除了它们的布局非常合宜之外，那里的家具装饰非常讲究和价格昂贵。”其实，此时的圆明园还没有进入它的极盛期，但它大肆铺张、不惜血本地营造，以及对奇珍异宝的奢华铺陈与煞费苦心的收罗，已成为西方对圆明园的第一印象。我们不妨就循着王致诚的目光，去打量那时的圆明园风貌。

　　活源之河湖——问渠哪得清如许

　　“桥梁大多用砖和毛石建成，也有一些木桥。所有的桥离水面都保持有一定的高度，使船能在桥下面畅通无阻。桥上汉白玉栏板上刻有精致的浮雕。在所有的桥梁中，你找不出重复的构造和造型。这些桥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都是笔直地连接两岸，相反，在一座近200英尺长的桥上，你不可能找到30英尺长的直线，而都是曲线或折线的造型。不少桥上还建有小休息亭，有的在桥中央，有的在桥两端。这种桥上一般有4到8根柱子把亭子直起来，为的是桥上构成一个观景点，使人便于在桥上观赏周围的景色。它们的造型极美，与我们在欧洲见到的所有的桥都不一样。”——王致诚《传教士书信集》

　　因为气候和历史关系，中国华北缺水少雨，满清贵族又兴自关外，但难以捉摸的是，几乎所有的清代皇帝都眷念中国南方的山水。康熙帝和乾隆帝更是数下江南，在政务之外感触南方的烟水迷离。

　　正是在这一种情结下，他们将皇家的御花园建设成人造的“水景园”。盛时的圆明三园，它的大部分造景是聚水而生、因水成趣。形成了众多的水态，彼此之间又由回环萦流的河道串联为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构成了整个园林的脉络和纽带。圆明园“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圆明园的水源主要来自于万泉河水系和玉泉山水系，但在雍正二年(1724年)扩建时，以上两处水量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只好从黑龙潭边小清河引来温泉、阳台山、凤凰岭一带的泉水和山水，从“紫碧山房”入水口处入水，保证圆明园北部“鱼跃鸢飞”、“北远山村”一带江南水乡风景区及西洋楼景区用水。

　　水引入园中后，如何规划和给排也费尽心机。总的来看，水源从圆明园南方的“藻园”进入，因西高东低的地势，水自然流遍圆明园大部分园林水面。一部分则供应圆明园宫墙的“护墙河”；另一部分，北流至“月地云居”南面，分出一支流入“万方安和”湖面，形成后湖景区。

　　为了水景之间实现游览的便利，同时也形成视觉上点缀联系，曲流溪涧之外，桥梁也成为圆明园的一大特色。圆明园极盛时，用于连接各处景观和景观内的各式桥梁就有100余座。单是桥的结构、形式也是极尽巧思，从结构上看，有石桥、木桥、砖桥之分；从形式上看，有平桥、拱桥、曲桥、十字桥以及单孔、三孔、九孔桥之别。同时，建桥、改桥和与水相关的其他营造项目，是一个持续的工程，只要圆明园尚在建设之中，它们的修建就不曾停止。以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为例，单是这年12月，圆明园各处添改石桥、泊岸、暗沟工程，就花费五万九千多两白银，可以想见圆明园“因水而生”的耗费。

　　继续北流的水注入“安佑宫”附近的河湖。因从藻园至安佑宫地形南高北低，到了“濂溪乐处”和“柳浪闻莺”一带，形成圆明园的又一湖景。随着地形变为西北高而东南低，水泊溪涧愈加纷呈，最后再汇归于“福海”。等圆明园整体格局奠定后，水域总面积超过2100亩，等于一个颐和园。

　　福海在雍正朝命名之前俗称东池或东湖，其开凿年代可能为康熙末叶。经雍正即位后的进一步开拓才有后来的规模。除了刻意模仿江南水乡的网络格局，明明是湖而被命名为“海”，它也表现了中国古代皇帝的一种理想和意志。

　　相传，东海中有三座神山，山上有仙人居住，还有长生不老药。秦始皇曾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寻仙境、求仙药，福海的命名正是取“徐福海中求仙”的寓意，以求皇帝长生不老，大清帝国江山永固。福海位于圆明三园的中心地带，以辽阔开朗取胜。水面总面积约为28万平方米，加上周围的小水域共计32万平方米，是现在北海面积的两倍。

　　福海水面浩瀚开阔，四周佳景遍布，群峰倒影。环列周围的十个不同形式的洲岛，将漫长的岸线分为大小不等的十个段落，临近水面的开阔地段布列不同的风景点。

　　如四十景之一的“方壶胜境”，位于福海东北海湾内之北岸，原是海神的祭祠，建筑立意取材于道家的“仙山琼阁”意境，雍正帝命工匠按照传说在福海中央用嶙峋巨石堆砌成大小三岛，又在岛上建造了一处烟波浩淼中的休闲别墅。在这里可隔湖眺望如画的沿岸景色，当福海西部水域每年端阳节举办龙舟竞渡时，皇太后及后妃内眷例在蓬岛瑶台观赏。

　　其他如“九州清晏”、“平湖秋色”功能也类似，他们与福海隔而不断，若即若离。河道环流于海的外围，时宽时窄、有开有合，通过十个水口沟通福海水面。大小水面互相依托，相映成趣，丰富了单一的水景。也象征着百川归海，体现了四方归顺的寓意。

　　斗艳之林木——浓妆淡抹总相宜

　　“河岸上草木繁茂，四季均有鲜花盛开，就像大自然亲手播下了花种。除去河湖之外，还有甬路和林荫小径，铺有鹅卵石的甬路把各处连在一起，弯曲自然的林荫小径，时而紧贴河岸，时而又离开岸边而伸向远方。”——王致诚《传教士书信集》

　　圆明三园，是我国古典园林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顶峰，也是世界园林建筑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当时欧洲的有关文献，即赋予圆明园以“万园之园”的盛名。

　　圆明园是花园，少不了花草林木。我们在强调它“园”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它“林”的特色，也就是说，圆明园在成为建筑之园、艺术之园、珍宝之园以前，它首先是一座花草林木之园，而当时的建园人为此也是费尽苦心。

　　“镂月开云”是圆明园知名的四十景观之一，原称“牡丹台”，属圆明园最早的建筑群之一。它重修于乾隆九年(1744年)，宫殿以楠木作柱子，楠木保持了原本的纹路和色泽，别有一番清雅的滋味；殿顶用两色琉璃瓦砌成图案，日光照耀下焕苦金碧，园林与皇家建筑的契合使之气势十分宏伟。这里种植牡丹数百本，花盛时争奇斗艳，煞是好看。

　　在封建时代，牡丹盛放被看作是“太平盛世”的象征。雍正咏之曰：“叠云层石秀，曲水绕室斜。天下无双品，人间第一花。艳宜金谷赏，名重洛阳夸。国色谁堪并，仙裳锦作霞。”当时康熙皇帝住的畅春园，“园中无处无花，触目皆是”，尤以玉兰、芍药和葡萄为盛。而圆明园的牡丹则别具特色。主宰中国命运长达130年的康雍乾祖孙三代在牡丹台会聚一堂共赏牡丹，传为佳话，本刊后文将有详叙。

　　若说“镂月开云”的牡丹象征着皇家的雍容华贵，那么“曲院风荷”的荷花则代表了盛世之下几代清朝皇帝的文化品位和雅人气息。“曲院风荷”之名采自西湖十景的同名景观，每至夏末秋初，荷花片片，九孔长桥横卧其中，宛若一道彩虹，是当年观荷避暑的最佳场所之一。

　　在中国，荷花有着丰富的含义。荷花一向被人们视为圣洁的象征，它和佛教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莲花座”往往和菩萨一同出现。圆明园因水而活，水上荷花成为了圆明园的夏季之魂。乾隆二十年7月，颁旨在圆明园“清净地”、“安澜园”栽种藕秧5525斤，说明盛时圆明园植荷、赏荷之地不限于“曲院风荷”一处。这番胜景也在现代被复现，自1993年开办“圆明园荷花节”以来，它至今仍是北京盛夏观景的极好去处。

　　圆明园中其他不少景观也以某一种类的植物而闻名。如“武林春色”的桃树，“杏花春馆”的文杏，“映水兰香”的幽兰，“鸿慈永祜”的松柏，“天然图画”的竹林等⋯⋯四时不败的繁花，配合着蓊郁树木、潺潺流水、岸芷汀兰、鸟语禽声，是怎样一番宛若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可惜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的那把大火，这些花草林木跟随着帝国的盛世一同走向了灭亡。

　　构巧之屋宇——雕栏玉砌应犹在

　　“建筑的立面由柱子和窗户组成，木质构件上有的镶了金边，有的绘上了油漆彩画，精心磨制的灰砖砌墙，红、黄、蓝、绿或紫等各色的琉璃瓦覆顶。这一切的不同组合所形成的图案，给人一种高于变化的美感。⋯⋯园内到处是宫殿。这些宫殿和它们占地面积相比，显得像是个小殿堂。但每一座这样的殿堂都是用以安置英国国王和他所有的随员下榻的。有些宫殿是用杉木造的，杉木料是以极高的代价从五百里之外的地方运来的。你猜在这座巨大的园林中有多少座宫殿？超过两百座！”——王致诚《传教士书信集》

　　王致诚所说的杉木，在我国传统的木制建筑中应用较广，它在中国也种植广泛，北京一带虽不似南方气候湿润土壤肥厚，但找到适合建筑用的杉木也并不困难。其实，明清皇家宫殿建筑多采用楠木。楠木不腐不蛀有幽香，皇家藏书楼、金漆宝座、室内装修等多为楠木制作。楠木为我国特有，是驰名中外的珍贵用材树种，明清皇家采木多源自四川、贵州和湖广。

　　清宫造办处几乎每年都有改扩建圆明园引进楠木的记载，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3月，修葺山东泰山岱庙，拆下明朝建殿时的楠木14根解送圆明园。这14根楠木采自明代，被乾隆“偷梁换柱”挪用给圆明园，因清中期时大型楠木已砍伐殆尽，只能“另想他法”。随着清中期皇家大型园林的兴建浪潮，最后一批楠木也耗尽，到同治时准备修复圆明园时，竟连符合宫殿椽柱规制的楠木都找不到，只能用较次的松木、榆木和杉木充数，最后因购买这些木材也拿不出经费，修复工程不了了之。

　　楠木代表圆明园殿宇的大气，若要展现它的小巧精致，则需另外一种“重木”——紫檀。

　　我国古代先人早已认识了紫檀，还赋予它神秘性，《唐本草》载：“紫真檀木，出昆仑盘盘国，惟不生中华。”明清时，紫檀渐渐被皇家重视，清宫自编的《圆明园物料轻重则例》对紫檀木有了“定量”的认识：“每见方尺70斤，为樟木33斤的2倍强，为杉木20斤的3.5倍。”它的色泽和质地，及其生长缓慢非数百年不能成材的特性，与皇家庄重、神秘和稀缺的品质形成了强烈的呼应。

　　康熙中后期海禁开放，清政府沿袭明朝在南洋专设紫檀木采办的做法，极尽收罗，不过这时优质的紫檀木早已经开采完，余下的大多粗不盈握，曲节不直，根本无法使用。皇家只能从私商手中高价收购紫檀木，因此逐渐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不论哪一级官吏，只要见到紫檀木，决不放过，悉数买下，上交皇家或各地织造机构。这些木料，绝大多数用于装饰圆明园中的各处宫殿。2008年，一件圆明园原藏的“清乾隆紫檀雕西番莲大平头案”进入中国嘉德春拍现场，最后以3136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打破了中国古典家具拍卖纪录。据史料记载，清朝一共制造了2000多件紫檀宫廷家具，大部分存放在圆明园，今天拍卖市场中的“天价”御用家具，实在是圆明园紫檀家具和其他装饰构件的沧海一粟。

　　圆明园殿堂内的装饰和陈设可谓富丽堂皇，工艺考究。许多殿堂内的装饰采用“周制”。所谓“周制”，就是在明朝末年，扬州姓周的一家工匠，在紫檀木制成的装饰物或漆器上，将金银、宝石、珊瑚、珍珠、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砗磲、青金、绿松、镙钿、象牙、蜜蜡、沉香等各种珍贵物品，雕刻镶嵌成各种山水、楼阁、人物、草木、虫鸟、花卉、翎毛等图形。“大而屏风桌椅，窗棂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籍，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奇玩也。”

　　在嘉靖年间，修缮圆明园之“安澜园”、“舍卫城”、“同乐园”、“永日堂”等，其门窗均用“周制”。嘉庆十九年(1814年)建造“竹园”一所，命两淮盐政承办紫檀装饰，共200余件，有“榴开百子”、“万代长春”、“芝仙祝寿”等花样。二十二年(1817年)，“接秀山房”落成，再命两淮盐政承办紫檀窗棂200余扇；多宝架3座，高9尺2寸；地罩3座，高1丈2尺。有万寿长春、九秋同庆、福增贵子、寿献兰孙花样，俱用周制。仅此“周制”，完全称得上是最精美的艺术珍品。

　　这种创始于明末扬州的“周制”家具做法，对于清中后期家具及内檐装修、陈设影响很大。清代统治者追求雍容华贵，讲求工艺效果，所嵌玉石料精质美，价值非凡，纹饰多有吉祥寓意。当时圆明园很多殿堂大到门窗家具，小到箱盒文玩，很多都采用了这种镶嵌工艺。

　　1860 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时，英国特使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亨利·洛克在他写的书中曾这样描述，“圆明园室内的陈设墙上悬挂的匾额，差不多有一两码见方，描绘乡村和山林的景色。或者远山近水，历历在望，或者驰骋林原，射击鸟兽的情景。其中人物、树木、泉水、野兽都用绿玉、白玉和别种颜色的宝石嵌成”。可见当时圆明园室内的很多陈设都采用了这种镶嵌工艺，侵略军带着大斧把紫檀雕花的家具砸碎只是为取下上面的宝石，这种破坏令人扼腕叹息。

　　集珍之宝玩——上穷碧落下黄泉

　　“在这里你可以见到最精美的家具、装饰品、中国绘画、木制书简、中国和日本的漆器、古瓷花瓶、丝绸和金银编织品。这里的每一件艺术品和器皿，都极大地丰富了自然的魅力⋯⋯有的灯笼价值上千埃居(法国古货币，初为金币，后改银制)，特别是装饰建筑的花灯更华贵，形式更丰富。我真羡慕中国人富有独创精神的想象力。我开始认为，同中国人相比，我们的思维是多么贫乏和缺少创造性。”——王致诚《传教士书信集》

　　长春园内的“蒨园”是园明诸园中最有江南风格的园林。其本身的风格呈现一派浓郁的南国风情，不论是外围环境的水云清旷还是内部结构的轩亭窈然，都与江苏扬州“瓜洲锦春园”的理景手法相似。“蒨园”是乾隆帝巡幸江南的直接产物，其中八景之一的“青莲朵”更书写着他厚重的江南情怀。

　　“青莲朵”是一块素有盛名的奇石，原是南宋临安(今杭州)德寿宫的旧物，名曰“芙蓉石”，或称“德寿石”。相传在当时，该石的旁边还种植了一株老苔梅。到了明朝，孙枤(dì)、蓝瑛两位钱塘派的画家，曾将这一石一梅画了下来，并又刻在石碑上，然后将碑置于石旁。到了清代乾隆年间，“芙蓉石”完好，而苔梅早已不复存在，那块“梅石碑”也已断残。

　　乾隆皇帝于乾隆十六年(1751)第一次下江南，至杭州遍访西湖名胜，当他看到那块断残的“梅石碑”，深表爱惜地用衣袖擦拭，随同地方官吏看到此情此景，心领神会，第二年专程将“芙蓉石”由杭州辇运到北京。同年，“蒨园”建成，将该石置于其中，重新命名为“青莲朵”。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这块奇石幸免劫难。20 世纪初，在北京建立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之际，于1915年前后，将此石由圆明园遗址内移至该公园内。从而使南宋时代的这一故物，得以保存到今天。“梅石碑”也在上世纪20年代兴建燕京大学时，连同圆明园中其它不少遗物，一起运到校园内。该碑现置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的临湖轩旁的浓荫深处。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圆明三园格局基本奠定，这前后几年，也意味着清朝“烧钱”到达高峰。三十四年(1769年)12月，圆明园内“慎修思永”添建花神庙，房舍34间，游廊24间；“全碧堂”添盖房40间，添砌墙59丈3尺，共花白银四万多两。如果说筑屋建房破费点还情有可原，那么三十六年(1771年)的一次花费就很难理解。这年12月，拆挪“淳化轩”内“蕴真斋”殿座等，花费的白银竟达九万九千四百多两。为一个殿宇基座的移建，投入近十万雪花银，将之形容为“用钱如流水”一点也不为过。

　　那阵子正是清王朝国力最鼎盛时，但造园的消耗仍然让宫廷渐渐负担不起，于是统治者就想出了“以园养园”的方法。这主要分两方面，一是行政命令，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9月，敕令两淮盐商黄源德恭捐银100万两，拨交圆明园银库30万两。“国之不敷，掠之于民；民之不至，掠之于商”，是中国封建皇朝保证财政收入的不二法门，显然，圆明园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二是政府放利，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0月，以圆明园库银20万两交长芦盐商生息，一分起息，每年交利银24000两，遇闰月加增，按年解交圆明园银库添补岁修之用。这体现了圆明园本身的“造血功能”，尽管它对行政命令也有着很强的依附性。

　　圆明诸园内收罗的奇珍异宝也不一定都披金戴银，比方说前面讲到的“蕴真斋”，里面陈列着乾隆帝收藏的历代名画，所以他才不惜大力气建设这处“博物馆”。乾隆爱写诗、爱收藏，他也基本算是一位文化皇帝，只不过，就在帝王的一时好尚中，多少国帑消耗殆尽！多少民脂无影无踪！

　　猎奇之洋务——胡笳不管离心苦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你要如此地长篇大论，若要把整个园林的平面给我画出来不是更简单明了吗？’我要说：‘先生，要画一张这样的平面图得花费三年的全部时间，所谓的全部时间，就是在这期间不做别的事情，不能有一刻的空闲，甚至不能像现在这样利用休息时间来写信⋯⋯’”——王致诚《传教士书信集》

　　王致诚是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的设计者之一，自然能深切体会它的纷繁复杂。从乾隆中期开始，中国的皇家园林里边加入了欧洲的元素，这一方面是中西文化互动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乾隆帝个人好珍猎奇的品味和志趣。整个“西洋楼”的建筑形式，中西结合，以西为主，大量的建筑材料选用精雕细刻的汉白玉石，屋顶覆以中国特有琉璃瓦，巧妙地将中西建筑的特色融汇为一体。

　　“谐奇趣”，建成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是西洋楼中最早的一处景观。它是一座建在汉白玉高台上的三层楼房，楼房汉白玉石的柱身上雕满刻工精细的仿罗马式的花纹，楼墙镶嵌着五色玻璃花砖，楼窗券口用细刻花纹的砖石砌成，屋顶用紫色琉璃瓦覆盖。楼南为大型海棠式喷水池，这也是整个西洋楼组群中的第一座水法。1753年(乾隆十八年)葡萄牙使臣巴哲格在此观赏水法奇观。

　　种植在“谐奇趣”庭院中的松柏，也是按欧洲几何图形进行修剪的。因此，人们置身在这里，仿佛到了异国他乡。乾隆对这里的景观深为赞赏，认为是“天谐奇趣”，并以此命名。

　　“海晏堂”由正楼和后工字蓄水楼组成，是最大的一处欧式园林景观。这座洋楼一反中国皇家建筑的传统，坐东朝西，因此西门即为正门。楼门左右有叠落式喷水槽，阶下为一大型喷水池，池左右呈“八”字形排列着十二生肖人身兽头铜像。每昼夜十二个时辰，由十二生肖依次轮流喷水，正午时，十二铜像口中同时喷射泉水，更是显得十分壮观，成为乾隆最爱欣赏的景致之一。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激水的“龙尾车”坏了以后，再无人能修理。此后，每当皇帝游园时，只能由太监们事先把水提到水池里，等皇帝观赏时，再开闸放水，皇帝走后，也就不再喷水了。

　　历史上的乾隆是一个风流皇帝，民间有他迎娶回部“香妃”的故事流传，这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现今圆明园内兀立的几根精雕的异国情调的方石柱，是原“方外观”遗址，它是乾隆帝的宠妃——容妃在圆明园居住时作礼拜的地方。

　　容妃，又称和卓氏，大约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宫，这一年，乾隆已49岁，容妃也已26岁，就是在一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之下，这对“老夫老妻”却演绎着不凡的恩爱缠绵。容妃进宫不久，乾隆怕她思念家乡，曾命人绘制了10幅布景油画，内容都是她故乡新疆阿克苏回教建筑的风景，悬挂在西洋楼景区最东边的“线法墙”上。此外，乾隆也很注意照顾容妃的习俗，赐给她的御膳也大都是羊肉、鸡鸭和素食，并且还专门找来了回民厨师。为了照顾容妃信奉伊斯兰教的传统，乾隆把“方外观”作为她礼拜的用地，同时还在该建筑物的大理石贴面墙上刻回纹装饰及《古兰经》，以显示与维吾尔族的联系。

　　容妃因为天生身带异香，民间叫她“香妃”或“香娘娘”，富有四海的乾隆，他可以用任何方式去讨好心爱的女人，但这位奇女子从没有忘怀乡情故土，最后郁郁而终，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4月病逝于圆明园。

　　“香消玉殒”，又何尝不是日后整个圆明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