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眺：保护还是逐利，这是个问题

　　300年前，圆明园所处的海淀是一片湿地，150年前，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沦为一片废墟。今天的圆明园是什么？遗址？景点？公园？游乐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表征，我们不曾忘记，也不应忘记。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裹挟其中的我辈能否坚守住一方精神的家园？

　　80年代的整修与保护

　　从废墟到遗址公园

　　文｜纪彭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圆明园遗址公园，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是一片农田、荒地和芦苇塘，很多人都不知道曾经的圆明园在哪里。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们在这里生产生活，有意无意地破坏着圆明园的遗址。“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海淀区才成立了圆明园管理处，当时只有十几人。80年代初期，当有外商想占用圆明园遗址开发旅游度假时，一批知名专家发起《圆明园遗址保护整修与利用倡议书》，国家领导人等带头签字，并成立了中国圆明园学会，才开始了对圆明园遗址大规模的保护、整修工作。从荒山农田到遗址公园，多少困难，多少艰辛，真是一言难尽。

　　80年代初，专家倡议保护圆明园

　　“文革”结束后，整个社会百废待兴，圆明园的保护工作也随之开始。最早开始呼吁保护圆明园的是中国建筑科学院院长汪之力和国家建设部一位总工程师郑孝夑。1977年，北京市规划局综合处处长赵光华办了《圆明园简报》，发了2-3期，并且组织“笔谈会”发表了一些文章，赵光华到处给人送《圆明园简报》的材料，消息逐渐就传开了。与此同时，圆明园管理处清理了几处遗址。1979年8月，北京市政府公布圆明园遗址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0年8月18日，汪之力组织了一个研讨会，在这个会上赵光华最早提出了“保护、整修、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当时大家还提出建立圆明园学的设想。圆明园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兴衰，所以要建立圆明园学以便更好的研究。与会人员同时起草了《保护、整修、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决定建立中国圆明园学会。媒体对这次会议作了相当热度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圆明园问题的关注。

　　要成立学会组织，就要申请批准，所以先成立了筹委会，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金紫光、魏传统将军都是筹委会的负责人，召集会议的汪之力，抗战时期是平西游击队的政委。他们发动各自广泛的社会关系，派人把会议简报和倡议书挨家挨户送，收到的人都觉得是好事，纷纷表示支持。《倡议书》主要提出了6条建议：政府重申保护法令，建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专门的机构研究和管理；修建围墙，防止破坏；妥善安排遗址内农民；有计划地发掘遗址、研究史料，做好整修准备工作；有条件时，整理山形水系，清理遗址供人参观等。

　　倡议提出不过两月，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支持。从宋庆龄、沈雁冰、习仲勋、许德珩、张爱萍等国家领导人，到建筑、园林、文物、历史、文学、艺术、新闻、教育界知名人士及各界群众纷纷响应。最后共有1583人， 在1980年10月18日圆明园罹劫120周年纪念会上最后改定的倡议书上签名。

　　1983年，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委会组织40位北京市人大常委到圆明园视察，建议开辟圆明园遗址公园，这是最早提出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这个说法。1983年北京市批准了这个计划，要把圆明园建立成一个遗址公园。在此基础上，中国圆明园学会于1984年12月1日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

　　农民不让步：恢复重建矛盾重重

　　早在1972年，园林局负责规划的工程师李佳乐和规划局赵光华等人就很关心圆明园一带的废墟。几次考察后，他们发现圆明园一带虽为荒野，但是大格局尚在。负责保护的只有海淀区绿化队的一个班，主要是保护树木。两人便向当时北京市革委会的吴德写信，要求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管理这片遗址。1975年初得到了批准，但是直到1976年11月，圆明园管理处才正式成立。

　　管理处的成立使圆明园的保护有了组织，但是许多困难仍摆在面前。实际情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虽提出保护遗址的正确方针，并有周总理的明确指示，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措施和严格的管理，许多单位与个人把遗址看作拾旧利废的场所，经常取运可以利用的建筑材料。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政府把公有园地交给附近农民使用后，农民就在园内挖山填湖，开辟水田旱地，并在园内建房，由少变多，由小变大，由三五人家发展成为若干村落。海淀区和公社一些单位任意占地设点，鸭场、靶场、仓库、工厂相继出现，甚至连圆明园惟一遗存建筑“正觉寺”也被侵占。那时海淀公社二大队的7个生产队在圆明园内有耕地1964亩，有818名农业劳动力从事耕种。

　　土地虽为公有，但他们靠此为生，要他们迁出，势必要拿出相当数目的土地费、搬迁费、安置费。要他们继续留在园内，要维持生产，而且还可能继续扩大耕种面积，进行多种经营，因之挖山填湖，搜取砖石，不停地破坏遗址。至于进园内的各单位，大都有生产任务，现在要这些单位迁出，它们不但要迁移费用且还要求解决新的厂址。保护遗址与农民及使用单位发展生产的矛盾成为最基本、最突出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保护遗址的口号喊得再响也是空谈。管理处成立不久，就遇到了管理上的问题。圆明园内生产队的农民还在不停地挖土砍树，要建房子、垫猪圈，管理处当然要阻止，于是就产生了矛盾。

　　管理处要保护原有的山形水系，阻止农民破坏现有园区，而农民要继续在园区内生产生活。这样，双方的矛盾便难以调和。据圆明园管理处原副主任杨振铎介绍：1981年之后的4年间，尽管加强了管理，保护遗址的倡议成为了社会活动，海淀区政府三令五申保护遗址，但遗址遭受破坏的事件仍然经常发生。仅1981年一年内就挖掉了三四座小山，许多毁坏活动十分惊人，如一户社员一次就拆毁紫碧山房假山石洞一处并将假山石砸碎使用。1981到1982年鸭场负责人私自占据“曲院风荷”景区建房14间，侵占绿地，修筑院墙，毁坏树木471株。1982年西大生产队长动用推土机将“西峰秀色”景区“花港观鱼”四处基地摧毁。由于整个圆明园景区有5000-6000亩地，而管理处只有15个巡查员，因此农民偷着挖土砍树很难避免。

　　有一次，福海生产队的书记杨奇山对管理处的巡查员说，“你告诉杨振铎，你叫他来，我非揍他一顿不可！”这个巡查员回来把话带到了，杨振铎便去了。当时有人说，带上两个人一起去，杨振铎答道：“带上10个人也没用，咱哪有生产队人多？”到了生产队之后，杨振铎便说：“老杨你不是要打我么？我把自己送来了，你看先打哪？”生产队长不好意思地笑了，叫杨振铎不要当真。其实，管理委员会确实有不少同志挨过生产队的打，双方的矛盾挺大。如果不解决园区内农民的切实生存问题，这个矛盾就没办法解决。

　　拨开云雾：成立联合公司化解保护与生产矛盾

　　为了解决保护遗址与农民及使用单位发展生产的矛盾，1983年，北京市政府决定成立“圆明园遗址公园筹建委员会”。副市长白介夫任主任委员，张百发、张还吾、汪之力等同志为副主任委员，由北京市政府拨专款修复长春园围墙。40万元资金到位之后，管理处就开始研究如何整修，商议决定先修围墙。8月10日，中国圆明园学会与管理处举行圆明园遗址整修工程奠基仪式。与此同时，圆明园管理处也从一个科级单位升为了处级单位。

　　这一阶段的工程还只能在不触动农民耕地的条件下进行。因此，圆明园学会和管理处多次探讨的整修方案也只能先从长春园及长春园北的西洋楼遗址入手。全园的基本矛盾仍然悬而未决，农民生产问题不解决，圆明园的遗址即无法进行有效的保护。

　　围墙修好之后，还要进一步整修园区恢复一些景点。当时，海淀区委书记张还吾很支持，便找到了当时的市长陈希同。经过商议，市里决定挖福海，先恢复福海景区。北京市政府又批了50万元，但是资金还是不够。管理处东拼西凑，最后凑了90多万元。这时，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福海有一半的稻田是生产队的耕地，一半是芦苇塘归管理处，生产队和管理处总是谈不拢，吵架也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合并的想法。

　　有一次和生产队长聊天，杨振铎半开玩笑地说：“反正你们赶不走我们，我们是国家派来的，如今我们是吃不掉你们，将来我们一定会吃掉你们的。”一句无心之语，启发了大家的思路。有人先向海淀区政府反映，政府决定拨款或筹募资金，将在园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一律转为园林工人，这样圆明园既可节省大量的征地及安排农民的开支，又可使农民的生产及生活有妥善安排。圆明园管理处占用农民一部分土地，同时为农民提供一部分就业岗位，支持他们搞一些小卖部、雇佣他们管理游船，这样便皆大欢喜了。

　　1983年9月，由香港大导演李翰祥拍摄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全国上映，影片真实再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圆明园遭劫难的历史，上映后引发强烈反响，圆明园遗址的命运成了举世关注的焦点。

　　1984年7月，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委会与圆明园遗址公园筹建委员会联合召开了西洋楼遗址整修规划设计方案评议会。会议期间，中央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风已频频吹来，为主持圆明园有关活动的同志们开阔了眼界，启发了思路。遗址公园筹建委员会和管理处开始同海淀公社及园内生产队协商，联合经营圆明园。过去，农民在遗址内搞农业受到文物保护及园林管理的多方限制，很难放开手去发展经济、发家致富。因此，农民对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把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来建设与经营，表示出极大兴趣，非常愿意与管理处合作，共同组织联合开发公司。9月，在海淀区支持下双方很快达成协议。

　　联合方针商定后，双方很快酝酿出具体的经营开发计划。他们拟先开挖福海，把原来挖山填海造田的土方归原位，待福海放水后，放进200-300条游船，此外适当整修福海周围景区的山水原貌，并安排一些服务设施的临时建筑。联合开发公司就可以开始经营游览事业，修一处开放一处，以适当的收入保证转业农户的经济利益。

　　1984年10月18日，圆明园罹劫124周年纪念日，中国圆明园学会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会，宣告圆明园管理处与海淀区振海农工商联合公司共同成立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

　　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昨天我看了北京农民要修圆明园，整个工程要花一亿八。他们采取一部分一部分的办法修，修一处就开放一处。先修一个什么主要是水面的园，占地近两千亩(注：福海景区水面840亩，包括沿海景点共千余亩)。如果国家征地就要一大笔投资。农民自己修，基本上不花什么土地征购费”。接着他对所批的工程写道：“要修就修好，要有远见，要观赏、住宿两方便，这须要有很好的科学指导”。10月19日他在北京接见香港明报社长金庸时又谈到圆明园“要修就修好”，“修好一部分，开放一部分，就有收入”。

　　12月1日中国圆明园学会正式宣告成立，同时由中国圆明园学会会长魏传统等调动数千名部队及各界群众参与挖福海工程，并举行了福海工程开工典礼。

　　大刀阔斧：修围墙宫门，挖福海，恢复山形水系

　　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成立了，整修工作进入实质阶段。时任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杨振铎，在听取各方专家建议的基础上设计了整修方案。1984年12月1日，经中国圆明园学会与市政府协商，决定开挖福海为第一期工程。

　　开工之前农民有两个生产队的劳力并入联合公司，并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福海抽水等准备劳动。开工后几百名承包工程的民工及十几部推土机不顾冬季的严寒，在福海展开了挖运，管理委员会的几十人也参与进来，区政府动员了当地居民义务劳动，一些部队也给予了支援。从1984年底开工，到1985年6月30日，福海工程顺利完成。福海景区开放后，为了解决农民的生计养了一些鱼，并设置了游船活动，公司后来陆续又在福海3个岛上修建亭子，恢复了一些建筑。

　　福海的工程完工后不久，下一步怎么做？1985年8月，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说：“现在有了福海景区，有了围墙，可是连个门都没有，这不成”。于是海淀区政府和圆明园管理处研究，修建了现在的万春园宫门，同时把万春园一侧的山形水系进行了整修，并修路、桥和进行绿化，恢复了这部分景区。此外还进行了圆明园遗址公园修复的二期工程，由于绮春园宫门的建设又涉及1个生产队的土地，还搬迁了1个村，区政府批了80万元，事情妥善解决了。

　　1986年4月，“北京市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北京市委、市政府、文物局、园林局、建委、海淀区政府、中国圆明园学会的领导和专家学者组成，负责组织和指导遗址公园建设工作。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圆明园遗址正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圆明园管理处、中国圆明园学会和北京市政府的共同努力，西洋楼万花阵、福海蓬岛瑶台部分复原，万春园水域、西洋楼遗址、万春园大宫门、二宫门得到整修，周围山形水系逐渐恢复，建立了展室，修建道路桥梁，添设游船及服务设施，一个初具规模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向市民开放。

　　不过这些修整只限于遗址公园的东部，西部还是有若干个村庄分布在一大片荒草、树林中，许多废墟基址掩盖在草丛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里还是名噪一时的“圆明园画家村”之所在。90年代中期后，画家们随村庄的拆迁而陆续搬走，于是，通州宋庄画家村和798艺术园区开始崛起。

　　截至1990年，中国圆明园学会的学刊已出了4期，国内外报刊报道及专文日益增多。遗址公园正式开放后，除青少年集体参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外，每年购票入园的已达200万人次。7年建设中，市区政府拨款1490万元，以海淀区为主的单位集资及群众捐款185万元，共筹集资金1675万元。除安置农民花费450万元外，都用于上述建设项目。应该说，这10年间，政府与社会各界保护与整修圆明园遗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活动都取得了巨大成绩。

　　圆明园怎么变成了游乐场？

　　文｜祖越

　　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成立后，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整修和利用出现了新局面。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过几年的努力，圆明园遗址公园初具规模，圆明园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倡议书中提出的各种建议已基本实现。但由于8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公司制度也没有规范，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的定位并不清晰。到了90年代，一些新的问题出现，产生了不少乱象。

　　遗址公园娱乐化

　　当年的圆明园管理处和园区内的生产队组成了联合开发公司，前者要保护遗址公园，后者要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追求经济利益逐渐成为共识。虽然，管理处仍然有责任保护遗址公园，但是他们既没有保护的动力，也缺少专业的学术支持。因此，在正式开放有了经济收入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经营的商业化与游乐化。

　　公司单纯从经济上考虑，不注意遗址公园的保护。对于一些院内的道路和桥梁修复，公司主张路和桥都要宽大，可以过汽车，而这样对恢复和保护肯定不利。为了延长游船的时间，福海的几个部分被打通，而这几个部分都是自成水系，打通是对原有水系的破坏。公司在开发中因为嫌山太陡，不利于游玩，竟然把山修成便于游客攀登的小山。这些都是对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巨大破坏。在游乐设施上，最初只是在西洋楼跑马，后来打算利用山高水长景点的200亩射箭场修建20幢别墅，经圆明园学会力争，别墅群才迁往东南角。

　　在1990年纪念圆明园罹劫130周年的纪念会上，圆明园学会副会长汪之力曾以《圆明园遗址与圆明园》为题发言，特别向行政管理部门强调遗址公园的特定历史文化内涵，不能办成游乐场所。但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呼吁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90年代以来，圆明园内的商业游乐设施大为发展。水中添游艇，岸边跑汽车，万花阵前抬花轿，游览路旁摆小摊，许多地方专设着皇帝、皇后服的摄影点，在大片遗址中办起神奇动物园、射击场。于是社会各界纷纷提出意见：“圆明园何必图热闹”、“要公园，还得要遗址；要效益，还得要历史”、“这一切混成的娱乐、旅游、观赏以及商业气味儿，与这遗址特有的历史沧桑感是那么格格不入，就像巴黎圣母院里开设卡拉OK厅一样的不可思议”。针对这种现象，教育界文化界曾一度掀起“反对重修圆明园”的议论。

　　未完成的微缩景观计划

　　90年代，陈希同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后，亲自抓圆明园，撇开学会及学术界原定的方针，拟模仿深圳“锦绣中华”，在200亩山高水长遗址上修建比例为1：10的圆明三园微缩景区，然后单独开放经营，以圆明园的极高威望，谋求巨大的经济利益。一开始市政府找到香港的一家公司，1994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刊出《北京再建圆明园》一文，称双方签约，投资数亿元，年内即将开工。但不久即宣告落空。第二次找香港招商局，对方经过可行性调查后，宣布退出。第三次只好以海淀区自己拟建“圆明园花园”别墅区的房地产公司为资方，继续推行微缩计划。

　　1993年5月，北京市政府制作投资为2亿元的圆明园微缩景区模型规划，提交国家文物局进行论证。国家文物局召集各方专家57人开会讨论，在会上汪之力明确表态，微缩方案脱离总体规划方针，不但严重破坏遗址，而且难于制作、难于管理、难于维护，有许多空想成分，既浪费园中现存有限资金，今后也不会有预想的那么多经济效益，因此坚决反对。汪老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与会专家的意见。但由于市政府的支持，会后方案照样执行。

　　1994年4月和11月，陈希同两次发表谈话，仍要在两年内完成微缩景观。1994年底，由市领导出面召集建设委员会审查市文物局经过修改的微缩模型。新模型自称比过去更完善，可以水中、地上和高空游览；微缩景区进一步扩大，“山高水长”和“藻园”两个景点的土地也全部被纳入其中。海淀区为准备修建微缩景区而进行土地测绘、迁移居民、购置房舍、制作模型、清理遗址已用款1500万元，还要继续耗费1000万元，这已远远超过前7年总的建设费用。

　　1995年，圆明园管理处用曾宪梓500万元捐赠专款修西部围墙时，在园内增筑一道围墙，将准备修建微缩景区用地全部圈了出去。

　　1995年4月，陈希同下台。这年12月，汪之力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圆明园遗址的微缩活动应停止》。北京市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委员会给晚报复函表示，“微缩景观的活动业已停止”。微缩景观项目虽然停止，但是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娱乐化、商业化却一发不可收拾。

　　频繁的商业活动

　　在圆明园内商业游乐化的同时，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为了增加收入，经常举办各种与圆明园遗址公园毫不相干的商业活动，使圆明园遗址公园变得不伦不类。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7月1日至8月20日，在圆明园遗址公园举办了“96圆明园首届荷花节”。活动期间接待中外游客45万人，门票收入近300万元。9月10日至10月20日，在圆明园遗址公园举办“96金秋游圆明”活动。活动安排有四个晚场的文艺、曲艺、戏剧演出及电影。在“重阳节”当天，举办了由14支队伍参加的秧歌比赛。活动历时40天。

　　1997年6月8日，由海淀区政府主办的“一代名园情系香港，普天同庆喜迎回归”97圆明园大型灯会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宫门广场举行开幕式。灯会从6月8日至7月12日，历时40天，共接待中外游客26万余人、门票收入350万元。这些商业活动让原本庄严肃穆、宁静优雅的圆明园刹时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宛如一个庞大的自由市场。

　　90年代以来出现林林总总的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联合开发公司定位不明所造成的。圆明园管理处和农民组成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这种形式，虽然一时解决了农民利益和遗址保护之间的矛盾，但是长期看来，公司必然考虑股东的经济利益，保护遗址的动力不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原来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很难抗拒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此时，游乐化逐渐成为影响保护遗址的一大阻碍，在新时期如何继续科学的保护利用圆明园，再次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