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例公推直选镇党委书记”刘刚毅，现在已不再是镇党委书记了，3个月前升任成都市新都区副区长。

　　他的升迁和履新，使得“公推直选”这项干部选拔制度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第一直选镇党委书记升迁记

　　□本报记者 邓益辉

　　实习记者 种静华

　　□黎志飞 发自四川成都

　　“与谭晓秋相比，我是幸运的。”刘刚毅顺手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他是“中国第一例公推直选镇党委书记”，而谭晓秋则是“中国第一例直选乡长”。

　　虽然两人被标记上同样的政治符号，却刻画出迥然不同的政治轨迹。

　　今年6月2日，在木兰镇任职党委书记6年后，刘刚毅升任成都市新都区副区长。而谭早在5年前调离步云乡，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刘刚毅履新后，迅速被安排主管城建、规划、城管、环保四大热门领域的工作。他直言“工作压力很大”。这不仅仅是新官上岗的谨慎，更实际的问题是，新都区有三成的信访与这些工作息息相关。

　　一场“革命”

　　6年半前，刘刚毅直选木兰镇党委书记成功。

　　2003年12月4日，从11个来自成都市新都区的候选人中，243名各界代表将“公推”出两人进入木兰镇党委书记“直选”。

　　角逐异常激烈，11位候选人相继发表竞选演讲。以《新都报》总编辑身份参选的钟发平，因过于投入，演讲中甚至不慎咬破了嘴唇；以木兰镇在任镇长身份参选的刘刚毅，则讲得“差点要哭了”。

　　有人回忆说，代表们听候选人的演讲极其认真，甚至有人抽烟烫到了手指。

　　一位现场参与的村支书回忆说，相比较刘刚毅，其他几个人的演讲要精彩得多。“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刘刚毅比较合适，他这个人各方面都比较实在。说得好不代表能干实事啊！”

　　刘刚毅和镇党委副书记李勇进入直选的最终竞争。

　　时任新都区委书记的李仲彬亲自坐镇，他是木兰镇开全国直选镇党委书记先河的策划和组织者。

　　当时，中国基层党内民主建设探索性步伐已经迈开。1998年，四川遂宁市步云乡采取村民直接投票的方式，直选出乡长谭晓秋；1999年，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进行“三轮两票制”推选镇长改革试点……

　　“公推直选”在新都是一项全新的尝试。当地电视台滚动播出最新动态；候选人走村串户了解民情，制定竞选策略。

　　3天后，木兰镇全体党员齐聚木兰镇中学阶梯教室，举行直选。当天，至少有一半人提前半小时赶到。而过去村镇开会，从来只有迟到或早退。

　　李仲彬把各镇的党委书记、副书记、镇长都组织过来。他对旁听的官员们说：“今天叫你们来，不是叫你们来看热闹，而是叫你们来认真学习，认真反思，认真感悟。因为推进基层民主是大势所趋。”

　　刘刚毅和李勇先后开始演讲。紧接着就是投票：639张选票，有效638张，弃权0票，刘刚毅得到480票，李勇158票，刘刚毅当选。

　　由此，中国第一位公推直选镇党委书记产生了。

　　如今回顾当初参加公推直选的经历，刘刚毅坦承，这样一场选举落到自己头上，心里很不情愿。按照惯例，镇党委书记空缺，镇长接任书记本是顺理成章的事。“难道领导对我不信任吗？为什么要选择木兰镇第一个吃螃蟹呢？”刘刚毅问自己。

　　他一边把这些疑惑藏在了心里，一边为木兰镇量身定制了“三增两提高”的发展思路——木兰镇的经济收入、各村经济收入、农民经济收入三层面都要增加，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素质、提高基层干部的报酬。他还承诺修石木路建工业园、综合开发木兰山、协调成都北站编组站建设、启动小城镇建设、促进群众增收等5件实事。

　　“我们的干部制度已经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了！直选对组织部来讲，是一场革命，对我来讲，更是一场革命，因为我们都在革自己的命。”面对乡镇官员的疑惑，李仲彬用这样的理念来诠释新都的改革。

　　书记“组阁”制

　　刘刚毅当选后，被区委赋予“组阁”的权力，新都直选镇党委书记最大的争议产生了。

　　书记组阁制意味着，当选的书记可以拥有提名党组班子成员的权力。

　　有学者撰文对书记组阁制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公推直选将书记由“委任制”进化为“选任制”，但书记组阁却将镇长、副镇长人选由“选任制”又变回了“委任制”，这是一种民主的退步，“书记权力更集中，集权弊病加强了”。

　　新都区对此回应，组阁只是授予了党委书记建议人选的权力，被提名者仍必须对上对下都负责。

　　刘刚毅首先提名直选中的竞争对手李勇为镇长人选，并获得通过。从此，对手变成了搭档。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在木兰之后也进行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乡镇，多数落选的人都调走了，没有被“组阁”进来。

　　而年纪稍大的李勇对两人关系的定位是：工作上是搭档，平时也是朋友。他评价这位“小老弟”，虽然年轻，但遇事考虑得相当周全；思想上积极，处事稳重。

　　刘刚毅在当选当晚，找到了几个“比较有水平”的村支书“摆龙门阵”，询问他们竞选演讲中提出的“施政纲领”还缺什么，究竟该如何一一去落实。

　　因此，刘刚毅被许多人评价为一个“有肚量”的人。

　　新都成功直选镇党委书记经媒体报道后，轰动全国。有网友评论说：“成都的一小步，中国的一大步！”

　　中组部一位官员到新都调研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给1亿元资金，不如选一个好书记。”

　　即便如此，关于书记组阁制的争议在学界仍未平息。如今有记者前往新都采访时，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不经意间还会提到：“最好别问组阁的事。”

　　拆迁新思想

　　2003年底，刘刚毅任职镇党委书记后，遇到了最大的难题。

　　成都火车站城北编组站在新都正式开工。编组站征用了新都区木兰镇1600亩土地、泰兴镇1800亩土地，两个镇都需要安置大批拆迁户。那时木兰的民选书记刘刚毅刚刚上任，泰兴镇的公推直选则尚未启动。

　　同样是拆迁安置，同样的补偿标准，在木兰和泰兴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反。

　　了解当地情况的人都知道，木兰镇当地信访的风气盛行。刘刚毅要求木兰镇党委班子成员每人承包一个村，直接面对群众，有问题马上解决。他们采取就近安置措施，而不是强制性划地安置。同时，尽快为拆迁户修建安置房，保证多数拆迁户能在拆迁伊始住上新房子。极少数实在住不上新房子的，镇政府把闲置的石马小学校舍整修好，让他们全部搬进去。木兰的拆迁户因此很少“流离失所”。

　　更重要的是，整个补偿工作完全开放透明，每个村选派一位村民代表参与拆迁补偿，反映村民呼声，监督全部流程。

　　“其实补偿说不上合理，一亩地总共才给4万来块钱。”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但政策就那么规定的，人家刘书记也没贪污钱，该给我们的都给了。”

　　但木兰镇政府并没有因此当“甩手掌柜”。为尽量减轻拆迁户的损失，镇政府动员各村，从村集体土地中调整出一定数额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失地农民。

　　于是，木兰镇波澜不惊，整个拆迁过程没发生一起纠纷。

　　“我们毕竟是老百姓自己选的，对我们的信任度比较高，包容度也高，工作的阻力就比较小了。”刘刚毅解释说。

　　与木兰镇相比，泰兴镇则是另一番景致。

　　“给你补多少钱你拿着就是，能补钱就不错了。镇上当时就这么个态度。”一位泰兴镇村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就生气，“补偿为啥那么少？中间有多少猫腻儿？天知道。”

　　更糟糕的是，拆迁伊始正值寒冬腊月，村民们不得不住进塑料棚。安置房进展缓慢，谁也不知道哪天能修好。村民们忍无可忍，泰兴镇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高峰时几百人围堵镇政府，以至于整个新都区都不得安宁，只好从全区抽调几十个官员去泰兴蹲点解决问题，折腾了差不多一年才平息下来。

　　木兰镇公推直选的积极效应在两年后推广至新都全区。

　　到2005年3月，新都采用公开推荐和差额直选的方式，先后对全区11个建制镇的党委书记进行了公推直选。此外，全区299个行政村的村支书、56所中小学的校长、19名镇卫生院院长及直属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也全面开展了直选工作。

　　“由点及面，自上而下。”四川省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省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李羚认为，通过政改，新都“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