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级领导官至厅级，手中权力很大，而且经过多年官场上的爬摸滚打，一步步提升，精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选择性执行’等官场潜规则，因此，市级领导对中央政令的理解和执行情况，基本上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执行状况。”

　　上海、延安、井冈山三地有三所以培训司局级干部为主的干部学院，院长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

　　司局级干部年富力强，承上启下，不仅是高级干部(省部级)的后备力量，而且是中央重大决策的执行者，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位置上。所以，他们备受“关注”。

　　让政令走出“中南海”

　　司局级干部成中央“关注”焦点

　　□本报记者 宋伟

　　“如此高水平、高层次的系统学习，对我来说，启迪深刻，收获丰厚。”9月29日，辽宁省司局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专题研究班“结业”，即将离开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时，鞍山市委书记谷春立说：“我们系统地了解了自主创新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亲身感受到了上海以不断创新促进科学发展的生动实践和宝贵经验。这些，无不对我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

　　“4天学习，受益匪浅！”与谷春立一样，葫芦岛市委书记陈晓琨、抚顺市委书记刘强、朝阳市委书记陈铁新等34名“学员”，都是辽宁省正厅级官员。虽然课程只有4天，但“我省却足足进行了8个多月筹备。省委组织部从年初开始，一方面对参加培训的同志作需求调研，另一方面到上海作前期考察，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反复研究，精心制定课程表。”省委书记王珉、省长陈政高亲自审定办班方案。开班时，省委副书记陈希亲赴上海作动员讲话。培训中，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唐军始终跟班学习。

　　让34名学员感到幸运的是，学习期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考察，并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流”，习近平评价这个研究班办得好，“时间短、效率高、收获大”。   

　　习近平虽然是在上海考察，但远在陕西延安的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和江西井冈山的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都专程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向习近平、李源潮汇报工作。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上海、延安、井冈山这三个地方，都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而且，这三所干部学院，都是以培训司局级干部为主的“党校”，院长皆是李源潮。

　　此前9月5日，三所干部学院同时开学，李源潮在井冈山出席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2010年秋季开学典礼仪式。当天，由中组部组织的第三期中青年干部(司局级)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开班。按照计划，到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中组部要对全国4万余名司局级干部全部集训一遍。

　　按照中组部有关官员的说法，司局级干部年富力强，承上启下，不仅是高级干部(省部级)的后备力量，而且是中央重大决策的执行者，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位置上。所以，要高度“关注”他们。

　　司局级干部是政令畅通关键

　　9月17日，江西抚州市委(司局级)对其下属的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立案调查，原因是，一周前宜黄县发生了拆迁自焚事件，导致一人死亡，两人重伤。

　　因强制拆迁被问责，宜黄县还是第一例。早在今年5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紧急通知(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要求房屋拆迁立项前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被拆迁人的意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不合法、补偿不到位、被拆迁人居住条件未得到保障以及未制定应急预案的，一律不得实施强制拆迁；因强制拆迁发生重大事故的，要问责。国土资源部更是一再发文，严禁各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土地开发、拆迁。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部委明确禁令，但因强制拆迁引发的恶性事件还是时有发生。拆迁许可证是市县两级政府的房管部门颁发的(拆迁主体是房管局，由政府颁发)，因此所有的强制拆迁，背后都是政府的影子。”社科院博士后郭华认为，执行国务院的紧急通知，各地的市级领导是关键，“县委书记可以不执行国务院的规定，但对市里的指示必须言听计从。一些恶性拆迁事件之所以没有被问责，关键是各地市级领导对国务院的紧急通知认识不到位。”

　　“市级领导官至厅级，手中权力很大，而且经过多年官场上的爬摸滚打，一步步提升，精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选择性执行’等官场潜规则，因此，市级领导对中央政令的理解和执行情况，基本上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执行状况。”

　　“中央的政令，省一级党委和政府一般只是转发，顶多开开会，真正执行和监督执行的主体就是市一级。”社科院一位研究人员告诉记者，“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我理解就是市级领导对政令不理解、不认可、不执行！”

　　“譬如近年来土地违法案件层出不穷，各地违法占地在中央高压下仍处上升态势，有的地方政府就敢顶着干，如果没有市级领导的支持，简直寸步难行。”

　　司局级干部都要接受党性培训

　　9月16日上午，民政部、铁道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审计署等机关的司局长以及上海、湖北、青海等省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接受“公共政策研究”专题培训，授课老师是国土资源部上海督察局副局长刘玉杰。第二天，授课老师就变成了一个瑞士人——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执行官沈文天，沈的话题是围绕金融危机的教训展开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参与。

　　此前，黑龙江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曲艺峰参加了中组部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公共政策研究”培训，他在学习小结中写道，“我们36个学员来自21个省、市、区和15个国家部委。20天的学习生活，感到时间虽短，但收获很大，对我今后的咨询研究等各项工作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王梦奎同志《调研与公共政策论文写作》、王荣华的《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的《国外公民社会发展及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蔡定剑教授的《公民参与与公共政策制定》等，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增添了新的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6月23日至29日，近200名市委书记、市长参加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专题培训班，新华社评论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以‘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为主题举办的专题培训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会见全体学员并作了讲话，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主持会议。

　　目前我国近一半的城市人口居住在地级市。作为地级市城市化的领导者，一些市委书记、市长有领导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也有发展工业生产的成熟思路，但对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规律却缺乏理性思考。

　　“世博园区就是城市化的‘活教材’。”湖南省益阳市市长胡衡华说，此次培训班不仅讲如何建设高楼大厦，更多涉及农村、就业、发展等综合问题，使我们看到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是当前我国全局性、核心性问题，增强了学员学习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

　　与浦东干部学院的“国际性、时代性、开放性”特点相比，延安干部学院和井冈山干部学院主要依托其独特的历史资源，对干部进行党风党性教育、基本国情教育。浦东干部学院主要是培养干部的“才”，延安和井冈山学院主要是培养“德”，结合起来是“德才兼备”。

　　在延安干部学院举办的“党性培训班”，60%以上的培训内容是在现场完成的，教学地点遍及延安城内外多处革命遗址。今年5月，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获准前往延安干部学院采访，报道题目就是《中国干部在历史现场上课》。在延安枣园村，教授说，干部了解了张思德，就了解了“人民利益至上”的共产党宗旨。

　　中组部在井冈山举办的“党性培训班”，每个学员都要重走朱毛红军挑粮小道。4.8公里长的“朱毛小道”，是体验式教学科目。80年前，毛泽东、朱德亲自带头，与红军战士一起肩挑背驮，把30多万斤粮食通过这条小路运上了井冈山，解决了给养问题。

　　全国4万余名司局级干部党性培训从2009年3月开始，按照计划，培训将在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完成。也就是说，所有司局级干部，都要到井冈山或者延安，接受党性培训。“这样的规模，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认为，要让政令走出中南海，培训干部只是一个方面，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多次就政治体制改革发表讲话，向外界传达信号。

　　司局级的“待遇”：缺什么补什么

　　自今年4月份开始，国家部委的2000多名司局级干部又从中组部领受了一项新任务：年内在北京七所院校完成至少40个学分的选课任务。这七所院校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务是指令性的，但这些司局级干部也有“特权”：缺什么补什么，课程可以自由选择。据记者了解，这七所学院共有56个专题班和174门讲座供司局级干部自主选学。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是个“好学之人”，一下子选了近60学时，还有1个专题班和6个讲座。此前，他曾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培训。

　　国家工商总局外资企业局副局长徐晓东，曾参加中央党校的厅局级官员轮训，主要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理论等。“以前是让你学什么就学什么，现在是需要什么学什么，还是这样效果好，以前培训课程内容许多属于‘复习’，不喜欢听的课也得听。”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兼任北师大的客座教授，这次他既作为学生，也作为老师登台授课。在他看来，首先需要改变的是教员而非学员，他不会单纯作报告，“中国官员无论省部级还是司局级，一展开案例讨论，提出的问题，课堂的活跃程度，远远超过国外。说官员都是官僚主义，那是体制造成的。”

　　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副主任温红彦，以《改进我们的学习》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文谈“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自主选学的体会和思考”。她说，干部教育培训，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紧迫的战略任务，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我认为，自主选学模式的创新点，主要在于按需培训，以干部为主体、以实用为导向，需要什么选学什么，缺乏什么补充什么，赋予了干部充分的选择权。”

　　晋升省部级要有基层工作经验

　　今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浦东干部学院“领导机关的干部要从基层来要到基层去”的讲话。讲话说，“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领导机关的干部只有熟悉基层，才能制定符合基层实际的政策；只有经过基层历练，才能具备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改革开放初，干部队伍结构的突出矛盾是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现在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问题已经得到较好解决，而‘三门’干部多、基层经验少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会造成干部队伍来源结构的根本性缺陷，一方面会增加领导机关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一方面机关有不少高学历的年轻人因为缺少实际经验而难负重任。”

　　李源潮讲话后不久，中组部出台细则，要求在京的司局级干部到基层任职，今年暂定60名，与以往的挂职锻炼不同，这次是任职，到地方担任副市长或副书记。同时，还将选调60名地方司局级官员到京“交流任职”，进京到各部委任司局长。

　　据悉，中央国家机关整个司局级干部中，三分之二都没有基层工作经历。今年是试点，将来任职地方的人数，每年不会少于120名，45岁以下的司局级干部都要轮一遍。今后，中组部选拔省部级干部，主要从具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司局级干部中挑选。

　　“这是一个风向标，它昭示着今后中国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升迁模式的重大改变：从目前只重视学历和理论知识到看重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能力。”北师大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认为，目前中央党政机关的司局级干部，虽然理论知识、外语水平、专业技术等方面都很优秀、很现代，但缺少独当一面的历练。遇到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时，常常只能求助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或外国的现存经验，决策魄力和能力不够。

　　据中组部有关部门统计，长期以来，高校应届毕业生成为党政机关干部的主要来源。中央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中，来自高校毕业生的高达44.6%，而具有县乡基层领导经历的仅占12.5%。所以，中组部强调，到2012年，中央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均应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到2015年，中央机关领导班子成员中，具有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应达到一半以上；中央机关司局级领导干部中，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应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到2020年，没有基层经验的领导干部就不能提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