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和公权力

　　文_ 杨 军

　　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和新国资掌门人的上任，关于国企如何改革的讨论掀起新一轮热潮。和所有日趋复杂的改革一样，这次关于国企改革的热议，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甚至连某些领域国企应该继续做强做大还是应该逐渐退出，都得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如果说调整经济结构已经是共识并且迫在眉睫，那么国企的问题很可能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难题之一，但如果解决得好，也可能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

　　国企的一些问题早已广受诟病，特别是垄断国有企业，很多在国际上缺乏核心效力，在国内市场破坏公平竞争，即使亏损，职工依然是高工资高福利，还会有国家补贴的大红包，个别国企负责人甚至年薪以千万计等等。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国企改革的无奈。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曾经大刀阔斧，在很多领域迅速国退民进，民营经济一度红红火火，生机盎然。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公布了《关于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国企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虽然那几年表面看上去国企改革不再轰轰烈烈，声势渐小，但其实国企改革的步伐非常有力。只是2003年之后，当国有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垄断企业时，国企改革的步伐放慢了，不同的声音逐渐变大。于是2004年，发生了一场市场化改革大方向是否正确的大争论。虽然这场争论似乎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但出现的很多问题不是因为推行改革，而是因改革还没有到位的看法占据了主流。但是这时，国企改革的目标依然明确。2007年，历经十几载终于出台的《反垄断法》，却对行政垄断企业的问题触及不大。

　　随后的几年国企日益强大，世界500强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与此同时，一直无奈回避的行政性垄断国有企业的问题也更加凸显出来。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在一些领域出现国进民退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很大程度上，一些垄断的国企正在掠夺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始把资本从生产领域抽离，投向股市和楼市。2009年，尽管民企数量在增加，但投资增速却是19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从3年前开始，企业兼并重组再次成为各大产业领域的主旋律，近日，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政策更是正式通过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要求，各省从体制改革突破和财政信贷政策倾斜等方面，积极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汽车、钢铁、水泥、机械制造、电解铝、稀土等行业作为兼并重组推进的重点。细研全文，可以说，《意见》比前段时间出台的“新36条”更进一步强调了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机会。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营经济必然会占有很大比重，实现产权多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民营经济的衰落就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倒退。从2005年的“非公36条”，到今年的“新36条”，再到这次兼并重组的相关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层面显然在致力于民营经济的壮大，努力增加民营经济的可进入领域和平等进入一些领域的机会。但是，在实际中总有一些不可控制的力量，使好的政策得不到完全的贯彻，甚至最终结果和初衷相去甚远。

　　国有企业在经过一系列改革和重组调整之后，规模巨大，市场地位越来越强，民营资本很难与之抗衡，即使有宽松良好的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某些行业，民营经济恐怕也是有心无力，“玻璃门”和“弹簧门”的故事会不断上演。市场中不免有人担心，央企最终成为兼并重组的最大受益者，在钢铁、水泥等资源型领域，未来还可能出现国进民退的局面。

　　所有这一切，更深层的原因是国企和公权力的纠缠不清。在政企分开后，原来政府对资源的某些行政垄断，异化为国有企业的权力，这类企业垄断了有关行业和市场，阻碍了民间资本的进入。

　　另一方面，一些大国企的巨大财力和经济影响力甚至可以和一省经济比肩，自然会有地方政府希望这些企业能到自己的地方来投资建分公司，于是出台优惠政策。这种情况下，虽然已经政企分开，但政府的公权力可能成为企业的保护伞。

　　如何厘清国有企业和公权力的边界，是下一步国企改革以至中国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