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问题，还是选人问题？

　　文_赵 义

　　随着谢亚龙、蔚少辉等人被立案调查，一度沉寂的中国足坛反赌扫黑风暴再掀狂澜。南勇、谢亚龙两任足协“掌门人”接连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包括前国足领队蔚少辉、足协裁判工作主要负责人李冬生等，沈阳看守所里出现了另一个“足囚协会”。随着“你供我，我再供别人”的一再上演，舆论也在猜测下一条大鱼是谁。据报道，总局某高官已经被警方盯上。

　　9月27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首次面对媒体发表了他对足坛扫赌的看法：“目前足协既办赛又管赛，这导致问题丛生，这明显是不合理的现象，而且也成为了腐败的温床。所以这个体制必须改革，目前改革办法正在酝酿之中。”

　　“落后体制的温床”一说一直是比较流行的解释腐败的理由。但过分强调体制的落后，不对涉案人员的人品和仕途经历进行深入解剖，不对为什么总是把不合适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那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今天除掉了贪官，明天任命的就是庸官。因为如果总是归咎于体制，以后提拔的人如果不敢贪，也会不敢做事，或者玩花拳绣腿，因为他觉得体制的力量比人还要大。

　　这和谢亚龙的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在他那封著名的辞职信中，他把一切都归结于体制问题，而对个人无任何反省。他被迫辞职，已经证明了他的失败，却能够担任待遇丰厚的中体产业董事长；他曾经被认为是清官，人品好，如今却被描述成一个做坏事极端隐蔽的人。这些方面与现在所说的体制并没有多大关系。只能说在人事任免上出了大问题。

　　改革落后的和已经溃败的体制当然重要，如此，好人就不会变成坏人，坏人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地做坏事。但强调体制问题不能滑向对于用人问题没有任何道歉、反省和改进的极端。反过来说，如果不能把人品、操守和能力都优秀的人选择到重要岗位上，体制改革又如何推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