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进入到最后一个季度，又一个五年即将会结束，中国经济也将会迎来新的周期。新的“十二五”规划，将会包含哪些新的内容？当又一个五年来到的时候，新的规划将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我们的收入会更多吗？工作的机会会更多吗？中国经济新的热点区域又将在哪些地方出现？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史小诺和特邀评论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共同评论。CCTV《今日观察》10月13日播出：《期待“十二五”(一)》，以下为节目实录：

　　王小鲁、常凯热议国民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十一五”进入冲刺，“十二五”蓄势待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即将迈上新征程，展望、期待、前瞻。

　　宋晓梧：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社会分配不公，关系到方方面面的人，大家就会对现存的一些制度体制有很大的疑问。

　　王小鲁：主要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主要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了，改革期间，在某种程度上，大家的收入都会有所增长，但是有些人增长的快，有些人增长的慢，很长时间里，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快于低收入居民，非劳动收入的增长快于劳动收入的增长，这样一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大家感到不满意的主要问题。

　　常凯：低收入人群占大部分  是最受关注的人群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根据调查，大部分都不太满意工资收入，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问题需要抓住是哪些人在客观上致使他处于一种收入最低层，所以他们最不满意，这才是一个问题，现在是500到1500元占到了43.85%，将近一半的人是一千元收入以下的，他们的问题才是目前我国社会当中收入问题的最集中的一批人群。千元的平均收入，目前我们的物价水平，我们的生活需求是否能满足？比如在广州，一个人的生活仅仅将够，但考虑到目前很多年轻人是20岁左右，30岁左右都马上面临着结婚、生子等等问题，这种工资收入连整个劳动者的再生产都没法维护，所以这个问题才是目前我们特别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低收入人群是一大部分。

　　王小鲁：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各个方面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其实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说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和不同居民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改革期间，由于发达地区，像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比较快，所以收入差距在地区之间是很长时间以来呈扩大的趋势，城乡差距在扩大是因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相对于农村来说更快，居民收入差距包含的因素就比较多了，包括职业的差异、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差异等等方面，但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这在过去一些年中，成为了一个引领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

　　王小鲁：收入差距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在高低两头的问题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收入差距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在高低两头的问题，对低收入居民来讲，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工资增长比较慢，工资水平过低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还不到位，尽管这几年改善的比较快，但总的来看，我们还没有做到社会保障系统覆盖所有的劳动者和所有的公民，比如说在城市就业人口中间，现在的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如果以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为基数，那么覆盖率在2009年只达到了50%几，这样一个覆盖就说明还有大量的劳动者没有被覆盖进来，而且这些没被覆盖的人更多的是收入比较低的，包括农民工和流动人口，其实他们更加需要社会保障，但是我们的社会保障恰恰还没有把他们纳入进来，这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常凯：必须要解决的分配不公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收入差距可以分为行业的、地区的，包括阶层的，但是最集中的问题是劳动收入过低，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即使在这个行业里也并不是行业里所有的人收入都高的，比如垄断行业里，有些派遣的农民工的收入也是很低的，在这当中，劳动收入过低的问题必须是我们要关注的，那低到什么程度？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劳动者在企业当中劳动成本包括工资福利，占总成本能占到多少。

　　普华永道有一个调查，调查了中国500家上市企业，把劳动所占的总成本当中的比例，主要是工资福利和欧洲、美国做一个比较，中国的工资福利占总成本7.8%，欧洲占21.9%，美国占33.9%。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劳动成本最低的才占到4%-5%，劳动力的价格可以忽略不计，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他影响的不仅仅是劳动者自身的体面劳动、尊严生活，而且将来的企业竞争会有问题，所以普华永道的结论就是企业以后的竞争再想靠压低劳动力的途径已经没有空间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企业的第一次分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解决的分配不公的问题。

　　下一个五年我们的收入会不会更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收入分配的差距能不能缩小？展望“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将会有哪些新动作？

　　白滨：签订集体合同  员工工资以及其他一些待遇得到保障

　　(沈阳某餐饮企业工会主席)

　　签订集体合同以后，公司员工的工资还有其他一些待遇，都能得到一些保障，员工的薪金也随着企业效益的增长逐步提升。

　　李雪：员工薪金随着企业效益的增长逐步提升

　　(沈阳某餐饮企业员工)

　　现在酒店的效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的工资也有所提高，由原来的1000多，变成现在的2000多。

　　王小鲁：政府调节工资水平的主要着眼点要放在指导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方面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如果由政府出面来推动各行各业涨工资，这种行动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市场调节的范围，而且也很难奏效，因为企业是有成本约束的，由政府来命令企业应该涨多少，这个做不到，政府更容易调节的是公务员的工资和国有企业的工资，但是现在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并不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而是主要体现在低收入人群方面。如果政府出面给公务员和国有企业涨工资，究竟带来的结果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继续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这仍然是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所以政府来调节工资水平，主要着眼点还要放在指导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这些方面，工资的主要变动还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另外，我国在工资决定机制方面还缺一些东西，比如劳资之间谈判的机制，在这些方面还有在制度上改进的必要。

　　常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是机制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造成现在状况的就是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主要是机制问题。现在是市场经济，由供需决定工资，但这种简单的完全靠市场来调节工资，显然不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要求。

　　工资决定机制由什么因素所决定的，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首先是市场需求，目前劳动力供过于求，生产水平很难达到很高，目前经济发展状况上的分配为什么大家都不满意，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富裕了，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创造的财富，或者说我们GDP比例问题，分配问题，蛋糕怎么切的问题。现在非常重要一个机制问题，一个是政府的作用，不能完全靠行政来做，政府的作用是调节，政府是制定规则。对于低收入的问题，政府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就是工资指导线，我们必须保障大部分劳动者能维持自己生活，继而达到体面生活和体面劳动，这没有公权力的介入是不行的，靠老板自己去做，这并不单纯是有没有觉悟的事情。

　　郑成功：合理分配财富是一个基本的政策取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十二五规划”期间的一项中心工作就是要分好蛋糕，那么在合理分配蛋糕的时候，应该是初次分配，再分配，甚至三次分配，应该多管齐下，要给城乡居民稳定的安全预期，这个安全预期包括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解决城乡居民基本的生活后顾之忧，同时也能够提供比较发达的公共服务，让城乡居民享受到，基本、均等、便捷的公共服务。除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需要多管齐下，还应该调整税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十二五规划”期间合理分配财富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政策取向。

　　王小鲁：尽可能的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改善公众服务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我希望在最突出的两个方面看到进展：一方面是尽可能的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争取做到全体劳动者都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同时改善公众服务，包括医疗、住房、教育方面的公众服务有切实的改善；另一方面，就是怎么样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怎么样管住不合理的收入，不合法的收入，大量的灰色收入等方面的问题。

　　常凯：社保的支出要增加到15%-2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十二五对于工资收入问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目前政府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就是温总理说体面劳动问题，总书记说尊严生活问题，这是个非常基本的一种方向的原则的要求，但在具体的在政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的投入要加大，政府不光要制定政策、制定规则，在财政支出上面，尤其对于社保的支出，要从10%左右增加到15%，20%，这是我们政府的财力能达到的，我们一定要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