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雪涛 精神病医院不该商业化经营

　　在法律责任和财政支持这两个层面上，政府都没尽到责任

　　2010年10月10日，时值第16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两个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深圳衡平机构”发布了4万余字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该报告认为，我国精神病医学中存在诸多混乱现象，特别是精神卫生诊疗机构(也就是俗称的精神病院)正沦为报复和打压的工具，还指出了资源配置错位正造成对公众的危害。比如：

　　该收治的不被收治：2009年，刘亚林在海南海口杀害了一名8岁女童并残忍碎尸。在被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之后，警方没有把他送至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反而交由其家人看管；2009年初，陈建安在家因看电视与哥哥发生口角，把哥哥杀害。事后陈建安被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警方没有将陈送入精神病院，而是将他送回家，嘱咐家人严加看管。

　　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2005年12月20日，广州富商何锦荣，其妻因与他感情破裂，为谋夺其公司资产，把他绑至精神病院。他被医院鉴定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

　　究竟精神病患有没有统一的鉴定标准？我国的《精神卫生法》何以搁置了25年之久？本刊就此采访了该报告的执笔人黄雪涛律师。

　　本刊记者  马维博

　　该收治的病人为什么没有被收治？

　　黄雪涛：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对精神病人照顾的责任没有一个法律规定。第二是政府没有处理好公共资源。也就是说，从资源和法律责任层面，政府没有充分介入，公共财政没去承担这个责任。

　　不该被收治的为何却被收治？

　　黄雪涛：这个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精神病的非自愿治疗商业化。这是根本原因。由于精神病院的产业化运作，就会有那么多不该被收治的人被收治。

　　是不是我国精神病医学界对病人的评估存在问题？

　　黄雪涛：对精神病的医学评估跟大众的认知是不同的。我国对于精神病人的评估有统一标准。

　　用医学标准替代法律标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黄雪涛：公民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利就会被掌控在医生的手上，你有没有个人自由，被掌握在你是不是精神病人的判断上。

　　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精神卫生法》，但各地却出现了《精神卫生条例》，这是怎么回事？

　　黄雪涛：精神病医学界很希望把自己的行业规则法律化，而在地方立法机构，精神病医学界的意见会很容易通过，立法约束会少很多。

　　《精神卫生条例》会存在哪些弊端，请举例？

　　黄雪涛：就拿上海的《精神卫生条例》来说吧，它就把医学标准直接变成了法律的形式，并且把它作为评判行为能力的一个标准。其中有一条“病人的知情权和决定权，以自知力为前提”，而有没有自知力，要由医生说了算，这是非常明显的拿医学标准来限制公民决定权的条款。

　　为何《精神卫生法》搁置了25年还出不来？

　　黄雪涛：在我看来是整个精神病医疗的水平，跟不上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医疗水平、医疗方式，以及医疗的责任划分都非常滞后。这样我国想要对这个行业作立法规范的话，就显得跟当代的法律体系格格不入，也就必然导致法律拟定的搁置。

　　你怎么看待精神病院“谁送来，谁接走”的行业规则？

　　黄雪涛：他们这个所谓的行业规则，基本上就是由医生单方掌握了话语权，他们为自己的医疗所规定的这些规范，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规避自己的风险。基本上没去考虑精神病人的自主权和人身权利，更多的是把责任推到送至人的身上。

　　“送精神病院”成为了一种“合法”的报复手段，这会带来什么危害？

　　黄雪涛：一方面，需要精神治疗的患者没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会导致一些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构成公共威胁。另一方面，不需要精神治疗的人，被人报复而受到了精神和肉体的伤害，从而引发纠纷和矛盾。

　　你怎么看待当今那些用市场化手段来经营的精神病医院？

　　黄雪涛：一句话，商业化经营的精神病医院，最终一定会威胁到每一个人的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