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试点的乡村博弈

　　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

　　安斗生从1980年到1990年担任翼城县的计生委主任。他知道严厉的措施使得当时纸面上的工作成绩不错，出生率比较低，但干群关系当时实际上却陷入紧张。

　　试点开始之后，安斗生组织人员制订了生育二胎的实施方案和细则，到农村开座谈会了解生育愿望，他发现，大部分农民可以接受“两晚一间隔”的办法，只要能生两胎就感到满意。

　　在全国紧抓计划生育的形势下，翼城县却相对平静地度过了紧张的几年。“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一样很严厉，执行的时候又相对温和，以说服为主，这是我们工作慢慢得到支持的原因。”冯才山说。

　　在县里的一次会上，梁中堂提出：“大多数农民想生两个。现在很多地方不仅生二胎的控制不了，连三胎、四胎也管不住。因为你的工作量太大，没有重点么！这是目前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状况，要求脱离实际，形成人人受处罚。”

　　安斗生一度担心，生了二胎，会不会要有三胎四胎？后来随着试点的展开，安斗生的担心一扫而光。

　　在允许生二胎之后，有了商量的余地，说服工作就成了工作重心。

　　在人与人相互熟悉的村庄，政策并不是惟一的规则。让步和协商存在于各种环节。有一次，大队把村里一户人家的牛扣了下来，村民悄悄把牛牵了回来，过后又来要求归还耕牛。后来村里人发现牛已经拉回去了，那位村民只好又羞又恼地把罚款交了。

　　这类诙谐的一幕在试点后的翼城乡村都偶有上演。“因为政策由不合情理调整到比较合乎情理，比较符合实际，群众一开始就接受了它。”梁中堂总结说。

　　在南庙村，妇联主任张爱萍的工作也在试点中磕磕绊绊地逐步改善。

　　在自愿带头流产之后几年，张爱萍生了一个女儿，试点开始后又怀上了第二胎。村里的舆论压力和她肚里的胎儿同步孕育：“她生了二胎如果还是女儿，会不会去做绝育？”当她还挺着肚子的时候，镇计生委主任就给她下达了指示，“生完二胎后你必须第一个去做绝育！”倔强的张爱萍果然在第二年做了绝育，原因是“为了国家需要和便利以后工作开展”。这类的故事在当年被奉为典型，年底张爱萍就因此获得了省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冯才山认为，在严格的政策下，基层干部经常压力最大，牺牲最大，包括他家爱人在内，所有干部都带头做了结扎、绝育，但同时他们又最不受理解，因为所有政策执行都是他们在做，“两晚一间隔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受益者并不仅仅是普通群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在2007年前后曾经到翼城县进行调研。当时他对邻近的曲沃县也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发现两县群众的生育意愿没有本质差别，差别只是翼城县政策更宽一些，计生工作有着更宽松的工作环境。

　　在他看来，翼城县的计生政策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博弈：“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

　　孤本翼城

　　作为一个勇于探索的试点，翼城成为全国计生大棋盘上的一个特例。

　　事实上，翼城试验在一开始就仍然面临着计划生育指标的衡量——到2000年，全县人口不能超过30万。翼城并非是厉行计划生育年代的纯粹的桃花源。而落实这样的试点，不得不依赖于计生队伍的实际操作。也正因此，尽管实施着与外界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使用同一套评价标准时，翼城县的计生经验同样领先，屡次被国家计生委评为先进单位。

　　1980年代，和翼城县同一时期一起试点人口政策的，还有辽宁省黑山县、黑龙江省黑河市、浙江省武义县、甘肃省酒泉地区等13个县市。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除了翼城县以外，其他生育二胎的试点全部被收回。

　　其他试点的夭折使翼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计划生育试验中的“孤本”。

　　即使在允许农民生育二胎的翼城县，有时计划生育政策也会与农民个人的计划有矛盾。这时候流产、上环和绝育就成为必须。

　　对时任县计生委主任的安斗生而言，试点让工作不再那么被动，但工作量却依然巨大。如何控制好晚婚、晚育和二胎间隔，都成为挑战。和外界介绍的“人口特区”不同，现在看来，翼城的试点更像一个极为保守的妥协方案。这里并不是人们想像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一位计生工作负责人甚至认为：恰恰因为二胎试点，翼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计生措施实施得更加严格而精细。

　　在那个流行“承包”的年代，计生任务指标承包的创新方法被运用起来。县里和乡镇签合同，乡镇和村里签合作，村里由计生组承包指标，责任层层下达。

　　车月莲和张爱萍等人又逐户逐户和育龄妇女订合同。内容和格式更像是一份保证书，保证只在计划内生孩子，违规则罚款。

　　车月莲承包了当时西贺水村1090口人的计生任务，承包费是1300元。在她的负责范围内，出现一个早婚扣掉100元，一个一胎不够年龄的或者生育间隔不够的也扣100元，一户生下三胎则扣500元。

　　作为“乙方”，车月莲也获得了甲方乡镇府和村委会授予的几项权力，其中包括审批结婚登记证明、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私人企业和劳动就业的几项权力。

　　无围可突的试点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

　　翼城试点扩大至整个临汾市的设想，从来没有停止过。翼城县曾给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写过调研报告，希望能改变翼城“有人视察，没人表态”的尴尬处境但收效甚微。

　　翼城的尴尬有据可查：1985年试点以后，新华社只在国内动态清样向中央领导进行了汇报，在公开媒体上，该计划长期悄无声息；198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翼城召开了13个试点城市的研讨会。会议内容被列为机密级别，严格禁止外传。

　　1990年，安斗生到北京向国家计生委汇报工作。当时的一位领导向他表明了态度：“这个办法还是不能推广，不过山西省如果觉得不必要撤销，那就继续搞。”当时安斗生无可奈何，但心里很不服气，“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办法如果在临汾地区铺开，其实完全是可以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认为，25年过去了，伴随着国内数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一、二孩生育间隔限制的取消，翼城县的试点生育政策模式已经错过了推广时机。

　　曾经被认为是“人口特区”的翼城，即使和省内比优势也不再明显。其他县的女儿户现在也已经可以生二胎。在曾经被取消试点的甘肃酒泉，那里在上世纪末又重新被纳入人口政策综合改革的试点。当时酒泉就取消了生育间隔，实行无条件二胎，比翼城又更进一步。

　　但真正使翼城计生政策“失效”的，恰恰来源于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的自我调节。如果说当初被寄希望从人口压力中突围而提出的试点，如今更多时候已经无围可突。

　　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很快的翼城县，现代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取代了以往的观念。在南方周末记者在西贺水村的随机入户调查中，大部分家庭表示抚养二胎是极限，一胎更适合。张彩虹、诸爱丽和任迎迎都是西贺水村的村民，她们的年龄在31－35岁之间，家里都只有一个孩子。她们和家人都不愿意多生。

　　“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取消了，谁也不会再多生几个，因为从经济角度考虑抚养孩子越来越不容易。”村委主任张长江算了一笔账：村里的男性劳动力如果在县里打工，每天的收入大概是50元，而一个学龄儿童每天就大概需要开销10元，如果家里有三个孩子，再加上一年下来数千元学费，实际上经济压力极大。

　　“以前集体吃大锅饭的时候，多个孩子不就是多副碗筷嘛，现在孩子抚养负担很大，一个男孩结婚盖房就要20万以上，从小养到成婚，没有100万肯定不行。生多了养不起，少生反而可以快富。”冯才山说，“如果说现在翼城的政策有什么地方可以进一步改进的话，就是可以取消晚育的要求，更多地让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决定人们的生育行为。”“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以前人们拼命生，现在很多人又不愿意生。让人们自由生育就可以了。”梁中堂说。

　　25年的试点，随着无可阻挡的社会进程，轻易实现了人们的自发少生晚育。这印证了梁中堂最初的设想，从这一点来说，翼城试验的“自动失效”却恰是翼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在试点25年之后的今天，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示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1982－200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时至今日，安斗生、冯才山、车月莲和张爱萍都已经退休。“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冯才山说。

　　而梁中堂于2009年两会期间发起了人民网“E两会”上号称“第一提案”的347号提案——《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多达4万人支持。当届两会上，放开生育政策成为激辩议题之一。

　　无论是“计划生育”的概念还是曾经的“人口特区”的提法，在翼城县的农民眼里已经被消解，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这样的话题。当记者向村民追问25年前开始的那场试验，他们更多时候不知所以，回忆当年，神情恍若隔世，仿佛那已经是遥远的一页。